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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暮之年，刘邦在《敕太子书》中，曾诚恳地对太子说：“今视汝书，尤不如吾。”劝太子“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此处“自书”之“书” 字，显然又是指“书写”之“书”，这实际上是他在身体力行地勉励孩子刻苦学习。
不错，在太史公笔下，刘邦曾接着对太子说：“自喜谓读书无益”，“吾生不学书”。《汉书·高帝纪》亦曾载：“初，高祖不修文学。”但班固仅说刘邦不修文学而已，接下来班固还指出：“（高祖）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并未说他不学习。而且“读书无益”，“吾生不学书”之说法作为口头禅，自古以来不知为多少学者所用。这怎能作为刘邦从不读书的证据呢？况且高祖在《敕太子书》中还说道：
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
作为一代开国帝王，能知自责，并有如此自知之明，古往今来也是十分罕见的。
试想，若刘邦果真是一个大老粗，在当初进攻沛县时，怎能写出那样感动天地、慷慨激昂、令沛县军民迅速归附其麾下并衷心拥戴其为“沛公”的“天下苦秦久矣” 之讨秦檄文。
若刘邦果真是一个大老粗，何以精通张良、陈平献与自己的“兵书”，并能面对众将相谋略计策及“终日争不决”的辩论，迅速作出正确决断；更不要说审阅繁多公文奏章，撰写众多诏书了。而且司马迁在《韩信卢绾列传》中也明确记载：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高祖、卢绾同日生。……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在此处，司马迁用了两个“壮”字，与《高祖本纪》载：“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之壮，总计三个“壮”字。学者多认为刘邦任亭长时间最少已27岁或36岁，①②《礼记·曲礼》云：“三十曰壮”。由此可见，30岁左右的刘邦仍在学习读书，成绩可嘉、名誉乡里。这样，他得以参加秦王朝之召考官吏的考试，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再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10）
另外，此处“俱学书又相爱也” 一句中之“书”，亦有学者注为儒学经典之《书》，②如孟氏撰文便注之为五经之一的《尚书》。⑨果如是，则说明刘邦少时可能与其弟一样曾被父亲安排向儒家学习，对儒学也应该是了解的。
无疑，易中天先生等所谓“刘邦从小不读书”及“读书少”的说法均是缺少根据的。
9。平民刘邦“游”的是学问道德
再说易中天先生所谓刘邦平民时“游荡好闲、东游西逛”。
平民刘邦的活动，《高祖本纪》也仅记述：“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刘邦任亭长的时间的考评，见本书后面章节）。除此之外，再就是《高祖本纪》“常繇咸阳”之载。
关于“繇”字之含义，《集解》注引：“应劭曰：‘徭役也’。”对此注，史界争议颇多，或曰刘邦去咸阳服役，③⑩或曰送役徒去咸阳。②（本书另有专门评述，见后文。）由于《高祖本纪》及其他文献均很少有“微时刘邦”离开家乡“丰沛”外出活动之记载。故无法得知所谓“刘邦青年时，游手好闲，四处游荡”②的证据。倒是可在《张耳陈余列传》中找到以下记载：
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是说布衣刘邦常去魏国大梁、外黄等地，在张耳处，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耳何许人？《张耳陈余列传》又载：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至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余者，亦大梁人也，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可见，张耳为魏国（反秦）之名士，乃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座上客（信陵君病故时，刘邦10 岁左右）；大梁，即后世之卞梁，故址在今河南之开封附近，战国时魏国之首都，比邻秦国。其间，刘邦应该很有可能从大梁去过秦都咸阳，至于在秦国干了什么，尚待考证。
另据《魏公子列传》载：信陵君是战国后期魏国的上将军，是联合齐、楚、燕、韩、赵五国军民抗秦的大英雄。司马迁赞其曰：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至食客三千人。……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拙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之。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魏公子列传》还具体证实：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由此可知，张耳因是信陵君之宾客而成为魏国名士，刘邦也因仰慕信陵君贤名，转而追随张耳。看来，汉高祖刘邦与信陵君应有师承之缘，而且在其轰轰烈烈、可圈可点的军事生涯中，明显带有魏公子遗风。刘邦称帝后，仍念念不忘信陵君保国抗秦之功德。以后每次路过大梁，还去祭祀公子。高祖的这些做法，深得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称道：
二、再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11）
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钦兹盛美。
——见《谢封康乐侯表》《艺文类聚》五十一
毫无疑问，如果布衣刘邦确实是真心“拥护秦朝，忠于秦朝。”②他何以会“尝（赴大梁）数从张耳游”，并这样一如既往地崇敬信陵君。要之，平民青年刘邦之游，游的是学问道德，游的是反秦正道，而绝非所谓“游手好闲，四处游荡”。
至于易中天先生所谓平民刘邦只是个“小地方混混”、“流氓”、“吃喝嫖赌”、“性情###”等俗陋之词，《史记》、《汉书》中均难觅其踪影，亦无实据可以佐证，故只能是属于易氏臆测臆断之一家之言。
此外《高祖本纪》中，关于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素易诸吏，廷中吏无不狎侮” 之说，作者认为讲的是刘邦与诸吏、志士之间可能存在的特殊组织关系。可参阅本书“刘邦起义”章及附录“司马迁与微时刘邦”一文。
当然，谈及汉高祖的名字亦难免令人困惑。的确，“刘邦”并不是其真实姓名，其父、祖辈也无名字传世，此与“帝讳”即中国历史上的“避讳”风俗与法规有关，而不是如易先生所言，家境贫贱得连个名字也没有。笔者另有“刘邦其名与中国避讳风俗小考” 一文在后，此不赘述。
约而言之，虽然太史公对披着迷信外衣的“高祖微时”的记述极其简略，但仍可通过对《史记》的深入研读，了解到司马迁心中布衣刘邦的真实形象。
那就是司马迁借陆贾之口，盛赞汉高祖“皇帝崛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生民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见《郦生陆贾列传》）之同时，并不以为刘邦是神仙。他确认刘邦也是“学而知之”的贤达，深受反秦思潮影响，具有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从而为壮年以后之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①
也只有基于如此认识，才能够读懂太史公书，才可能对刘邦带领“丰沛将相集团”举义反秦，并在号为沛公之后取得辉煌胜利的作为，给予令人信服的评价。当然，人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将戏辱微时刘邦的责任和根源记在太史公身上。
【参考文献】
① 王 尧：《司马迁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徐州史志》，1988（3）：P58…62。
② 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 2006年版，P1…84。
③ 王静芝等：《白话史记》，岳麓出版社1987年版，P110。
④ 易中天：《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P157…219。
⑤ 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P295。
⑥ 王文升：《对毛泽东关于刘邦言论的理介 》，《刘邦研究》，1993年，P4…11。
⑦ 孟庆华：《略论刘邦成功帝业的主要原因》，《刘邦研究》，1992年，P26…30 。
⑧ 闻浅：《“无赖”一词费思量》，《沛县汉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5月。
⑨孟庆华等：《刘邦的文化》，2000年10月，《徐州日报》。
⑩王 尧：《秦台史话》，《徐州史志》，1988（2），12…15。
三、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背景（1）
司马迁文中曾用一句“独沛公素宽大长者”与开头文初“高祖，仁而爱人……”遥相呼应，其对刘邦高度崇敬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沛公坦言：“为天下安用腐儒？” 在当时自有其道理，他也并非一贯反儒。事实是，当时的儒士们也大都有感于刘邦的豁达大度，而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晚年，刘邦还忍受伤痛，绕道曲阜祭祀孔子，他也不会想到以后会遭到儒生们如此大的忌恨。
刘邦个性独特，却并不给人以可恶的感觉，还不时透出浓厚的人情味，……他把灿若群星的英雄豪杰聚拢在一起，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他少怀大志，从事反秦活动较早。应将平民刘邦明确定位为“平民领袖”、“布衣贤者”……他在后世蒙受“流氓” 之名，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已使我中华历史上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大汉王朝和两汉文化或多或少地蒙受了羞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刘邦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以三尺剑取天下的英雄帝王的平民经历，在后世遭到如此大的羞辱呢？或许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历史人物认知上的一个特点，当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值得认真探索。
秦汉之际，反秦起义风起云涌，诸侯复辟此起彼伏，争王天下的战争惨烈。最后，地位低下的刘邦却能脱颖而出，使七国遗老遗少和许多恃才自傲的儒生大跌眼镜；令出身高贵，对刘邦瞧不上眼的项羽一败涂地，只能在“时不逝兮，奈我何”的悲歌声中自刎乌江。而刘邦创建的大汉王朝则以立国久远、疆域辽阔、经济振兴、政治开明、文化昌盛、社会稳定，无可争议地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期发展的高峰，为我中华民族之持久繁荣夯实了坚固的基础，令后世许多皇朝只能望其项背。
1。宽大长者，风却摧之
刘邦所处的时代，中国文化思想之主导，开始由战国的百家争鸣向西汉儒家的一统天下过渡。天下初定，汉高帝亟待树立王道治国形象。
在刘邦身上表现得较突出的优点是他对待不同意见比较宽容，即便称帝之后，还能允许文臣武将“日夜争不决”于庙堂之上；臣子敢于当面责备，他即使很恼火也能很快平静下来。对正确的批评，还能在发脾气后表示歉意，作为一代帝王做到这一点已十分难能可贵了。
反观大秦王朝，靠变法强盛并以武力征服六国，为求思想上的统一，采取极端方式，绞杀异说，焚书坑儒，自然就会不可避免地招致四海愤恨，众叛亲离。平民刘邦亲身经历了这一社会变局，十分清楚其中道理。他便利用：“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 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并首先取得了反秦阵营公推的领袖义帝怀王的信任。诚如《高祖本纪》所述：
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彪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彪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背景（2）
很清楚，义帝怀王是“卒不许项羽”而先“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他是厚爱刘邦的。 在这里，司马迁还借用怀王“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之说与前文“高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遥相呼应，并以此作为汉高祖最大的长处以区别对手。太史公对刘邦高度赞赏的心情已溢于言表。
谈到太史公所述刘邦“仁而爱人……” 之人品，郦食其、王陵等曾盛赞其“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对此，菜九段先生在其著作《古史杂识》*“论……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作了如下评述：
刘邦是与天下同利，项羽则专利己一人。……刘邦尽可能多地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尔。……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这个持续了数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菜先生之论可谓一矢中的，无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代枭雄刘邦也难免陷入“树敌者众，嫉恨者广”的怪圈。然而，因出身低贱，以无端小事而获千古骂名，恐怕是刘邦自己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2。“为天下安用腐儒”的道理
事实是，深受秦始皇###的儒士们，在当时的大变革中也大都愿意争相投靠刘邦，盼望发挥作用。无奈他们的“仁政理论”，在刘邦与暴秦和项羽虎狼之师的殊死搏斗中几乎无任何作用。刘邦虽然也反对焚书坑儒，但毕竟更认识法家的重要作用。战火燃眉之际；他对于儒生喋喋不休的说教，有时表现出不耐烦而采取“大不敬”的态度，本来也不难理解。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清楚，如果刘邦听信儒生“仁义礼信”之说，他就不会采用张良、韩信“兵不厌诈”之计谋，先烧栈道，再修栈道；更不可能在与项羽订立“鸿沟停战之盟”后，违心地接受张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