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父亲。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船坞的设计和寻找合适的建设地点。他早出晚归，而我要上第二个学：早晨在我们楼里有一所乌克兰七年制学校。休息日更是杂乱无章。显然，当局为了让人忘记星期天的宗教意义，不习惯教堂，实行了五天工作制：每五天是一个休息日——五号，十号，十五号，二十号，二十五号以及三十号都是休息日。工厂企业实行灵活工作日制度，保证连续生产。结果，许多家庭成员的休息日各不相同，所以，实际上几乎没时间交流。 很快就发现，在工厂企业里，往往不能找到某个当时需要的员工。出现了过度频繁的变动，最后“不间断生产”被迫取消。结果是，克里姆林宫的试验家们给家庭和生产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失之后，又回到了正常的六天工作制，星期天休息。 这也许是党和政府最初的唯意志论决策之一，而苏联时期这种东西数不胜数，直到八十年代后起的反酒精运动，结果彻底搞乱了商业。惟一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所有决议和行动有科学根据的领导们，如何却不能预见到自己决策的后果。最有意思的是，人民永远不能知道，谁人将用又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造福于他们。 有几次，父亲带着我乘快艇在第聂伯河上旅行。他跟来自莫斯科的政府委员会一起，挑选建造船坞的合适地方。我们乘船一直逆流而上，走得很远，然后顺流而下。大地测量专家考察适合建造厂房的一个个浅滩和小港湾。这都是些美妙、风景如画的地方，长满红藤蔓的人迹罕至的沙滩，以及接近峭壁的水淹草地，小河湾和小树林。但当时国家醉心于工业化。人们奇妙的梦境中都是建设工地的脚手架，工厂冒烟的烟筒和四处可见的输电线。很少有人认真想过，类似正在设计的船坞这样的工业庞然大物出现之后，将意味着第聂伯河沿岸自然景观的消失，人类与动物自然生活的终结。 好在父亲的影响起了作用：为船坞最终挑选的地点位于河湾处，伯多对面，从前那里曾是修船车间。基辅上游和下游的第聂伯两岸未遭到破坏，直到战后，在维什戈尔附近，由于博德戈尔内等乌克兰领导人错误理解的“体面”而修建的水电站大坝，破坏了周围环境，淹没了数十万公顷的良田和牧场。 一直让父亲醉心的船坞终于开工建造了。对他而言，这段时间一点也不轻松。在审判了著名学者，蒸汽锅炉设计师拉姆辛等一批工程师的所谓“工业党案件”之后，开始逮捕革命前的技术专家。在父亲周围，消失的不仅仅有工程师，而且有许多高级技工。在又一个同事被捕之后，父亲脸色阴沉回到家里，话很少。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干破坏。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里有个可怕的秘密。大家都像是着了魔一样。他们干吗要破坏？他们的职位不错，工作很好。为什么要让自己丢掉这一切？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并且算在他们头上的破坏行为，并不是恶意所为的结果，而是操之过急或者水平有限，随便那个建筑项目这种事情都少不了……”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也没有逃脱这种下场。一个出色工程师，从少年时代就追随革命运动，他的儿子别佳跟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经常看见别佳的父亲和母亲，漂亮的黑发女人，出席我们在商人俱乐部的演出。别佳的父亲蓄着胡子，胸前戴着一个当时十分稀罕的红旗勋章，大概是内战期间某个勇敢的行动而获得的。他怎么会是个破坏分子？ “他不是破坏分子，”别佳见过马上就要被发配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父亲之后，哽咽着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承认从未干过的破坏活动，就是这一生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最后一次做贡献。国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还有内部敌人。人民应该保持警惕，并相信光明的未来。认罪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在加强革命所创造的制度，支持了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任，而后者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 许多坚定的共产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自己相信权力机关绝对正确。绝对不可以认为，正在发生绝对的专断。必须让人们相信，政府永远不会错。如果某个人被捕了，也就是说，他有罪。任何辩白自己无罪的做法等于是企图怀疑政府的行为，也就是怀疑制度的公正。许许多多的刽子手和受害者都是这么想的。一般来说，当内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或者政治总局——抓走了某个人，他便再也不会回来，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从未有过这么个人。党内最显赫的活动家的名字从人民的意识中被慢慢彻底根除掉。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德舍夫，乌克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留布切科，内务人民委员巴里茨基，以及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等人就这样消失了。在我直接的熟人之中，新经济分子勃勃杜波罗全家，以及被宣布为“最危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扎多罗日内教授被捕。在搜查和逮捕他们时，我们合作社“快乐角落”的主席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曾经作证人，这个名字刚好合适改为“灾难角落”。 我父亲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但可以看出，迫害的浪潮烦扰着他。他对我什么也没说，但是，他大概也在等待着夜半敲门声。街上偶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深夜驶近大楼的汽车都会使他浑身哆嗦。我们全家整日生活在从未有过的恐慌不安之中。于是，最可怕的事情终于也轮到了我们头上… 母亲神经质地拉扯着我。在睡梦中，我意识到这应该是在深夜，只是不明白，她为何叫醒我。我清醒过来，看见了不祥的场面。母亲哭成了泪人。父亲在睡衣上披了一件长袍，穿着裤子，却光着脚，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间。在吊灯几个灯泡明亮的光线下，父亲平常就有的眼泡，现在似乎变得肿大，凸出来了。两个证人——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和我们楼看门人马特列娜，缩在墙角里的瓷砖炉子旁边。通往门厅的门口站着两个红军战士，还有一个站在窗户旁边，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爸爸的写字台旁边，一个身穿政治总局制服带肩章的人从容地在抽屉里翻来翻去。这是搜查！我似乎被闪电的强烈闪光刺醒过来，但依然不愿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又一次，我的胸中像从前的受到震惊一样，但更强烈地翻腾起来。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被捕（2）
可能，这只是搜查？找不到什么，他们会离去，放过我们？没有结果的希望。身穿政治总局制服的那个人抬起头来，目光朝着父亲的方向： “您还站着干吗？穿衣服！……”然后对妈妈说，“帮他收拾东西，可以带一点棉衣……” 这就是说，不仅是搜查，而且是逮捕，并且是长时间的：现在是晚秋，我们这一带温暖而湿润，而棉衣是过冬用的…… 搜查在继续进行。从五斗橱里拉出抽屉，翻检内衣，然后开始搜书柜。我们家有好几个书柜，得搜一阵子。显然没时间把所有东西放回原地，政治总局的人非常职业化地用手翻着每本书，然后把书扔在地上。很快就堆成了小山。红军战士帮助搜查者挪动碗橱，钢琴。他朝里头看着，用手摸来摸去，搬动琴弦，弦发出长长而可怜的声音。我的心简直都要碎了，勉强忍住没有哭出来…… 押送队转到父母亲的卧室。我们一直看着他们。父亲已经穿好衣服。我钦佩父亲的泰然自若。他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却如此平静，似乎这些都与他无关。士兵们用手电照着床底下，察看衣橱。妈妈的三扇镜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家庭相册，里面是我们一家三代人的记忆。政治总局的人停留在那张我孩童时起非常熟悉的阿列克赛舅舅的照片——妈妈的哥哥，沙皇军队的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两枚圣乔治勋章。照片的背面是用黑墨水匆匆写下的留言——“永别了，亲人，明天我就要被枪毙了”。 读完这句话，政治总局的人问妈妈：“这是什么？……” 她解释说： “我弟弟投奔了红军，后来被白匪杀害了……” 我知道，妈妈说的不是真话，但知道为什么。 政治总局的人疑心重重地把照片在手里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照片放在相册上面，说： “为了以防万一，您还是收好它吧……” 难道真的他身上出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 妈妈默默地把照片藏进睡袍的口袋里。诀别的最后时刻到了。妈妈紧紧抱着父亲，不愿放他走。 “好了，到此为止吧！”政治总局的人厉声喊道。 父亲抱了抱我，亲我的时候，在耳边小声说： “记住，我没有罪……” 这句话唤起了我心中的波涛，眼泪滚滚而下。他将我放下，拿起包袱，头也不会地朝门口走去。押送队打开门，先走出去。父亲跟着他们，然后是政治总局的人以及两个士兵。两个证人弯了弯身子，一言未发就消失了。我们被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不能意识到已经降临的苦难，甚至都没有关门。妈妈把我拖到窗口。昏暗的路灯照着一辆其丑无比，被称作“黑乌鸦”的篷车。这车子没有窗户，后边有铁栅栏的小门。他们把父亲往门里塞进去。然后押送队上了车。政治总局的人爬上了驾驶室。马达轰鸣，就这样“黑乌鸦”带走了亲人…… 难道是永诀吗？ 父亲被捕似乎在我们从前的生活之下画了一道线。我们从正常的家庭变成了被镇压的。现在，许多人都要躲着我们了。我从自己遭到同样命运同学的经验里已经知道了，学校里我的日子将非常难过。谁也不会直接说什么，但能感觉到疏远。一些人确信政府绝对正确，将我们看作象像感染了鼠疫的人一样。另外一些人，虽然不相信被镇压的父母亲有罪，但为自己保险期间，尽量躲远些。当时，一家之主被捕之后，还不会把一家人一起都发配到集中营去，但无论如何，阴影涉及到被捕者的所有亲人。不要提帮助，根本无从指望会有人同情。所以，我预见到了这些，决定第二天不去上学，妈妈理解我的感受，也就没有反对。 略微收拾了房间，喝了浓茶之后，我跟妈妈一起出发去罗莎·卢森堡街，那里是政治总局基辅市局的所在。在问讯处了解到，再过几天“疑犯”将被转送到卢基扬诺夫监狱，那时可以每周两次送东西进去。 这个悲伤的程序我终生难忘。监狱在基辅的远郊，那里曾经是非常富有的郊区，以基辅富人所有的漂亮别墅和庄园而闻名。这个地区我很熟悉。那里有一个革命前的军官射击场，我们跟父亲一起看过狙击枪手比赛。而其中的一个庄园里，在一幢老房子的小房间里住着妈妈的裁缝，所以我们也去过她那儿。妈妈试衣服时候，我一个人在花园里长满青草的小道和无人照看的花坛之间跑来跑去，我非常满意，这里可以随便乱跑。花园里有许多希腊雕塑的复制品——美丽的女神和恐怖的半人半神像。虽然其中许多塑像缺胳膊少腿，但确实花园充满了生机，给它一种神秘之美。从那时起，卢基扬诺夫卡给我心中保留着最美好的印象。现在这些印象黯然失色，被卢基扬诺夫监狱接待室的小窗户前默默的队列这个悲惨的景象所替代。 妈妈早晨四点叫醒我，然后我们收拾好要转交的东西，出发去车站，以便赶上通往卢基扬诺夫卡的第一趟有轨电车。我们坐上半空的车厢，沿途上车的都是跟我们一样带着包袱和篮子凄凉的人们。我们在窗旁面对面坐定，在玻璃叮叮作响和车轮敲打声中打盹，时不时哆嗦着醒过来，担心地四面顾盼——是不是坐过了监狱这一站。同一种幻觉总是折磨着我：我们走近小窗口，它却老也不打开。敲了再敲——突然，大门洞开，迎着我们走出来的是父亲，快乐，神采奕奕，就像他老早在波多的白色码头接我们那时一样。这个鲜艳、快乐的景象之后，在监狱围墙边上冬天漆黑的早晨猛醒过来，在大铁门口的小窗口排队——这一切在心中总是引起剧烈的痛楚。
父亲被捕（3）
妈妈没有钱，所以不得不出租一个房间。这个决定对妈妈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没有其他的办法。幸好，碰上的房客不错。他大约四十五岁左右，消瘦，大个子，非常和气，尽量不麻烦我们。不仅如此，还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罐装红烧牛肉，我觉得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他经常外出，回来的时候总带一些吃的东西：蔬菜，土豆，白菜，有时还有鱼和向日葵油。我们跟他慢慢处得很好。原来他是工人出身，是个职业革命家，参加过内战，在当时乌克兰首府哈里科夫的某个中央机关工作过，而现在被派到基辅郊区建立集体农场。他经常外出就跟这有关。他天生是个善良的人，所以交给他的事情让他苦恼。夜里醒来之后，我有时会听见他在叹气，有时还有可怕的呻吟。 有一次妈妈问过他。他犹豫了一会，没有做声，但最终回答说： “我的工作非常艰难。组建集体农场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是有纪律的共产党员，我必须完成交给我的任务。你们很难想象，什么叫没收富农财产，把人们从老家迁出去。这是巨大的人性惨剧。因为不仅仅有男人富农，另外还有妻子，老人，孩子——所有人都必须遣送走。你们要是看见，他们是如何跟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牲畜，自己的土地诀别，为了保卫这土地，内战期间他们站在我们一边的！看过这种场面，不光晚上会喊出来，——我愿意逃得远远的……” 但他继续作这件枯燥乏味的工作，虽然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不停地抽着烟，嘶哑地咳嗽着。直到首都迁到基辅之后，我们还一直跟他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在我们区新建的大楼里分到了一套好房子。但他的身体垮了，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临死前不久他对我说： “你还小，所以你将来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不论你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曾经，并且还在承受着空前的苦难，但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惨痛的意识，即在执行上面交给的任务时，他用自己的行动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所以现在，临死之前，无法原谅自己。是啊，作这样的总结实在太可怕了……
海关检查（1）
苏联海关认真检查旅客携带的每一个纸片，我给母亲和女友的小礼物被当作走私物品没收了。 就这样，在国外半年之后，现在我要从柏林回到莫斯科。突然召回祖国一般会在苏联人的心中引起警觉：是否有人汇报了你，家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虽然发到商务处的电报中，要求我到外贸人民委员秘书处报到——那也不能排除某种诡计——免得吓跑“犯了错误的人”，免得导致他采取某种当局不愿见到的出轨行为。我们那些管理出国干部的人练出了不少这样的诡计。不过，我自己在工作方面没有重大的失误，但是，也有越轨的时候，因为我太过自由，认识了太多的人，所以在内心深处感到一些不安。 在德国工作的几个月里，我也购置了一些东西。出国之后，每个苏联人一定会买一些任何正常国家的人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大件物品他可以在国内买。但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就像半个世纪之后一样，从西方带回来的是家电——电冰箱，电唱收音两用机，收音机，照相机，丝袜，时髦的衣服等等。肥皂，牙膏，剃须的须沫和剃须刀不用带回国。这些东西家里很多。我当然买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