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个人都神经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也没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又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个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自己打小报告而后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 “我们应该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一个问题烦扰另外一个元帅：为什么1937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于到了胜利日。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不是，元帅……”——然后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在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官的时间一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后便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于……”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 “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后逐条口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莫洛托夫共事（1）
我从翻译的特殊角度亲眼观察到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 莫洛托夫对自己的下属十分平和，这在当时“领袖”身边是很少见的。 我多次观察到，每当自己的提议未获得斯大林的赞同时，莫洛托夫都神经紧张。他会接连几天阴沉着脸，十分易怒，所以这时候最好别碰到他手上。 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莫洛托夫从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提示做事，以及李维诺夫推行了自己“独立”的政策，他被解职之后这个政策便立即消失。当然，曾经有过许多细微差别，特色。但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处，我研究了过去多年期间的案卷，最后确信，李维诺夫每件小事都要征得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批准。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常常去找斯大林，这样，有机会顺便与斯大林协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一般来说，重要的文件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准备。相应的文件由具体负责某个问题或者国家的副委员签署，然后报告给人民委员。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最后拍板。当然，这里不排除他预先或者打电话，或者在别墅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都是独立承担责任。 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准备好的文件当然要传送给斯大林。一般很短时间之后，文件会被返回到人民委员的秘书处，蓝色粗铅笔大大地写着斯大林姓名的两个字母。在斯大林的桌上，跟粗大的文具并排放着一个青铜笔筒，里面总是有一把红蓝双色八棱大铅笔。他把几枝铅笔拿在手里把玩，似乎在练习半麻痹的那只手。整个行政机构将毫无间断地将他的批示付诸实施。 最近几年里，官僚行政机构公然不执行政府的许多决定和总统令，这种情形每每令人惊异。在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形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建立的行政体系，除了信仰和一定的热情之外，基于三样东西：纪律，恐惧和奖励。不过，到四十年代之前，热情略有减退。但恐惧被强化了，铁的纪律得到了加强。同时，奖励体系更为健全——就在当地形成了上层的特权。失去“甜蜜生活”的前景，是完成领袖指示的相当重要刺激手段。但更起作用的是一种意识——从做出了次品的工人，在集体的田地里拾麦穗的农民，到部长甚至政治局委员，不执行“主人”的意志可能会赔上脑袋。所以，这个机制才运转正常。 过了半个世纪，改革的思想才冲破藩篱。而当时，五十年以前，领袖名字的缩写令所有的人战栗并顺从。有时候，文件未加批示被退了回来，不是蓝铅笔，而是用红铅笔划上十字：斯大林没有批准上报给他的文件。这样的严重事件使莫洛托夫感到震动。他非常艰难地承受了许多“失误”。我认为，那不是害怕可能的后果。因为当时莫洛托夫也许是“主人”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无论如何，他显然明白，如果类似的情形重复太多，会引起愤怒甚至怀疑：本来应该跟他有同样思维的人民委员几乎在斯大林的脚下暗中破坏。我想，莫洛托夫大概因此而难过：他掌握着同样的情况与情报，却得出了与“主人”意见不一致的结论。他当然想也不敢想，自己是对的，而斯大林错了。当时，领袖周围的所有人都愿意无条件地承认其正确，有时甚至都不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可能是，他们真的相信斯大林。也可能是还记得，那些胆敢发表意见人最终的下场。 莫洛托夫对待自己的直接下属平和，冷淡而礼貌，几乎从未提高声音说话，并且从未用过粗话，而这一点当时在“领袖们”的圈子里司空见惯。但有时，如果某个年轻的外交官不能有条理地汇报驻在国的情况，他也能狠狠地申斥一顿，前者会吓昏过去。那时，莫洛托夫用冷水喷这个可怜人，叫来警卫，把他抬出去到秘书处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大家七手八脚在把他弄醒。不过，一般也就到此为止。闯祸的人惴惴不安地在莫斯科呆几天，然后返回自己的岗位，此后也往往会得到职务上的提拔。我想，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某种宽容，因为这毕竟是缺乏经验的人，他自己亲自参与了挑选的过程，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这些人承担责任。任命不久之后再撤职，这样会被“主人”理解为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事工作中的严重不足。 不过，也有的时候，莫洛托夫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而强硬的措施。就这样，1939年8月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新任驻德国大使成了什克瓦尔措夫，此君以前是一家纺织研究所的所长，被区党委派遣到外交人民委工作。1940年11月，当莫洛托夫到柏林与希特勒谈判时，他首先召见了什克瓦尔措夫了解政治局势。可是后者的报告是那样的平庸，经过十分钟谈话之后，人民委员便叫他收拾东西回家。过后不久，苏联驻德国大使被任命为杰卡诺佐夫，并保留了他外交人民副委员一职。而尝到了国外生活甜头、苦于纺织行业平淡无味的什克瓦尔措夫，战争期间再三写信给莫洛托夫，要求在“祖国的危难时刻”利用他的“外交工作经验”。这些便函当然直接进了垃圾箱。 如果由于行政系统造成的疏忽或者缺点，斯大林发出指示要求“惩办责任人”，那么就应该立即找到牺牲对象，甚至无须进行长时间调查。而那些引起领袖哪怕小小不满的人，则被无情地处置。 我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需要立即答复。但是，过了一天，两天，三天，美国方面什么也没有。莫洛托夫派我进行检查，看看电报是否在途中耽搁了。负责传递政府文件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密电司司长，所以我找到了他。他做了查询，然后通报说，电报顺利到达了我方责任区的终点。接下来是美国人看管线路，由于从他们哪儿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所以应该认为，一切正常。不过我还是要求向美方问询。原来，在他们一方发生了故障，因此电报迟了两天才到华盛顿。考虑到战争时期，可能出现任何问题，于是我得出结论，没有发生事故。我这样向莫洛托夫作了汇报。“这是谁的错？”他严厉地问道。“显然，没有人出错，至少我方没有人出错……”“怎么是没有出错？那我给斯大林同志说什么？他非常不满意，下令调查并惩办责任人。可您却在跟我说，没有人出错。您这个臭知识分子！”我低头站着，无言以对。 “您干吗跟个木偶似的站着！”莫洛托夫怒气冲冲地喊道，“叫维辛斯基过来！” 我飞也似地逃出了办公室。 当时，维辛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但我们记得他是三十年代政治案件时期恶名远扬的总检察长。他可是能够找到责任人，我一边想，一边拨着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 维辛斯基很快就到了：二十分钟之后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秘书处。大家都知道，维辛斯基对下属十分粗鲁，让周围的人感到恐惧。但是，在上级领导面前却是极尽奴颜婢膝，巴结奉承之能事。甚至到人民委员的接待室他进来时像是谦虚的化身。显然，由于自己的孟什维克历史，维辛斯基特别害怕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后者甚至在众人面前骂他为“这个孟什维克分子”。虽然杰卡诺佐夫是第二副人民委员，而维辛斯基是第一副手，并且具体负责处理与英美的关系，可是经常可以看到，对我国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的问询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杰卡诺佐夫：交待任务写回电草稿，亲自签署批示电报，而给维辛斯基给一个副本，然后电报就发出去了。并且维辛斯基从来没有勇气提出抗议。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场时，维辛斯基更是异常恐惧。当这两个叫他去时，他进门时弯着身子，侧着身子，扎起淡黄色小胡子巴结地一笑。 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跟着他进去。莫洛托夫要我把自己，就像他所说的，“毫无价值的调查”结果进行报告。这对维辛斯基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即他应该拿出什么样的结果。当我再次说明，没有找出责任人之后，结束了汇报，莫洛托夫对维辛斯基说：
与莫洛托夫共事（2）
“斯大林同志要求进行调查并严惩责任人。这个任务交给您……” “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可以走了吗？” 莫洛托夫点了点头。我把自己的报告交给维辛斯基，他便无声地从办公室溜了出去。 莫洛托夫这时平静地解释说： “每次失误，一定有责任人。电报传送只检查我们一方，那又怎么样！是谁立的这个规矩？应该检查线路全程。是谁制定了这个不完善的规程？可是您却说——没有责任人……” 过了不久，我们都知道了，密电司的司长被开除出党，丢了工作。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斯大林同志的交给的任务——找出并严惩责任人——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莫洛托夫牢牢记住了这件事。他经常有事到我跟巴甫洛夫的房间来，他看见我半开的保险箱之后，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看看吧，这个臭知识分子心底外露，保险箱不上锁，桌子上乱七八糟，进来看看吧。哎呀，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啊！……”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苏波边境小站的故事
1934年，我继续在“国旅”作导游。这年秋天，我被任命为苏联波兰边界一个小火车站“国旅”办事处的主任，为过往的外国旅客提供外币兑换，办理车票等服务。 到1934年秋天，外国游客明显减少了。来出差的外国人，也是由“国旅”提供服务，基本上都是苏联政府邀请来参加五年计划建设的实业界人士。其中有不少是帮助修建第聂伯水电站的美国人，这是第聂伯河上的第一个大坝，大型的水力发电站。我被指派陪同这样的一个团组。 我们下午乘火车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了扎波罗热。由于无法指望路上的正常饮食——餐车里仅仅供应淡茶加一块糖和大麦仁粥，国旅的餐厅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干粮”。一般里边有鱼子酱，螃蟹，火腿，奶酪，黄油，面包，煮鸡蛋，装潢十分漂亮的罐装果酱，袋装茶叶和砂糖——商店里这些东西早就见不到了，可是，食品工业仍然在生产这些东西。我想，不可能说这些东西刚够给外国人享用。当然，国家高级领导人也享用这些食品。所以，生产出来的食品肯定要多得多。那么都到哪儿去了？当时，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实在是个谜。 由于在秋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基辅“国旅”的导游们各有各的办法。一些人去上进修班，另外一些人学习其他外语。也有人请假作笔译。我被任命为“国旅”舍别托夫卡分部的代理经理，它位于苏波边境，当时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从舍别托夫卡每周三次发运前往巴库的伊朗快车，乘客基本上是西方的商人，阿富汗羊羔皮商人，伊朗的石油工业家，贩卖地毯，鱼子酱的生意人等等。往来过境的有外交官，公司的代表，以及喜欢冒险的人。许多外国游客在苏联境内的旅行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波兰火车把一批批衣着光鲜的游客送到苏联边境。火车开进舍别托夫卡火车站月台的一侧。乘客在火车站大厅里经过边防和海关检查，之后走到对面的月台上，伊朗快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波兰车看起来非常的不体面：沙发座位早已经压坏，车窗玻璃很久没有清洗，车厢的油漆斑斑脱落。不过，服务人员却波兰小贵族似的衣着光鲜令人惊异：蓝色军服式上衣，大红腰带和武装带，带白鹰标记的波兰式四角制服帽，闪闪发亮的帽檐——这一切看起来十分堂皇。 我们的伊朗快车完全符合国际水准。它几乎全部由革命前比利时造的卧车组成，外装饰仿红木，铜制，打得闪闪发亮的把手和拉丁字母的标记“卧车”。革命后最初几年，这类火车厢可以在国内线路上见到。车厢极其舒适：宽阔的双人包厢，带上下铺位。白天上铺放下来，成了沙发靠背。铺位上套着带长长流苏的淡蓝色套子。包厢里有一张折叠桌，和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