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蓝色敞篷“别克”，在一个淡黄色头发美女的陪伴下从我们楼的窗户下驶过。很难相信，这个勇敢果断，为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贡献良多的统帅会成为“间谍”，“破坏分子”，“人民公敌”。 在“国旅”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们从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休息日，而在国内旅行时实际上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在跟游客打交道。但是，期待见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英国，美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印度等等，跟他们交谈，了解到新的东西，以及还有把我们国家介绍给他们——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满足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根据他们的愿望，我们安排同行聚会。有时甚至整天都得呆在法庭上，或者消防队里，翻译与作家，画家，音乐家，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谈话。也有许多次第聂伯河上的游玩。游客当中有许多的农艺专家和农场主们，我们将这些人带到戈罗谢耶夫森林，那里有一所新开办的乌克兰农学院。去那儿的一路上风景如画——数不清的急转弯，上下坡，湖泊和一丛丛茂密的野蔷薇。参观古老的修道院和教堂不仅对游客，而且对导游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其中许多的建筑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样子。 基辅近郊，位于库列涅夫卡的基里尔教堂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座教堂建于十三世纪，在本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拜占庭壁画以及镶嵌画上数百年的灰尘与烟黑，空白的墙壁和穹顶用当时最好的水彩画家的作品进行了装饰。符鲁贝独创性的壁画《圣灵降临》在人的心灵深处引起震撼。教堂高高的围墙后面，有一所精神病医院，而为忧郁病发作所苦的符鲁贝，在这儿呆了一段时间。他在医院的病人之中为基里尔教堂壁画创作挑选了模特儿。最终得到了一批具有极强烈心理影响力的肖像画作品。从穹顶上，十二个圣徒观望着访客。在他们的眼睛和面部表情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活动。对即将面临的惨剧——导师耶稣基督受难，每个人都有个人化的感受。 当载着游客的意大利邮轮“尤里·凯撒”抵达时，对所有导游来说，敖德萨港之行就像是过节一样。来自欧洲各地的客人乘船进行环地中海和黑海旅行。基辅也是其中一站。需要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导游。由于基辅“国旅”人手有限，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行们也参加进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青年人。 敖德萨之行兴奋而愉快。意大利邮轮极其奢华，乘客衣着打扮新潮，意大利菜非常异国情调，然后是乘坐完全由一等卧车组成的快车，在城里游览两天，然后返回到意大利邮轮上。也许，就在当时我最初强烈地感觉到，我国的生活距离西方有多么遥远。但这并不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的优越。当时我们以为，只有富人才能参加这种海上旅行，而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在贫困交加之中苟且偷生。当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我们苏联人相信，我们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制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拥有西方资本家所满足的那种奢华…… 随着游客流量的不断增加，导游人数也增加了。新来了一个懂得五国语言的季亚加·李普曼，他是个非常快乐聪明的小伙子，比我大五岁。但这并未妨碍我们交朋友。季亚加很快将我引入自己非常浪漫热闹的社交圈子，里面都是些非常有天分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画家，音乐家，作家等等。他们之中一个漂亮姑娘瓦莉雅·库拉克娃非常引人注目。她会唱歌，弹钢琴，画画。她周围总是有一批崇拜者。季亚加夸口说，曾与她有过一段恋情，但我却不相信：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可望而不可即。她父亲是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为乌克兰所有高级领导人治病，生活十分富裕。他们加在列瓦绍福斯卡雅街和路德街口有一套富丽堂皇的住宅，夏天则呆在梅日格列的别墅里。市里的房子里只剩下了瓦莉雅一个人，于是季亚加的一帮快乐朋友们经常在那儿聚会。瓦莉雅对任何人都没有钟情，但却喜欢揶揄自己的追逐者：譬如，客人到家里来，她却收拾箱子，肯定地说要去莫斯科。大吃一惊的崇拜者哀求她不要离开。然后又演出一个分别的场面，有人甚至掉了眼泪，然而最后她对大家宣布，说是开了个玩笑，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坐下来高高兴兴吃晚饭。然后，有一次宣布要出嫁了，请所有的人参加最后一个处女聚会，最后这也是个臆造。有一次，我们圈子里的人传说瓦莉雅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请我们去与她告别。在约定的时间里，一群哀伤的人聚集在门口。季亚加袖子上戴着黑纱，站在门口，请大家走近瓦莉雅卧室的阳台。 “这是死者的遗愿。”季亚加解释说，他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我们顺从地挤在人行道上，仰起头看着。这时，卧室的门突然打开，阳台上出现了瓦莉雅，她几乎完全裸着身子——只穿着便鞋和带面纱的黑色宽檐帽。 我们笑骂着跑进二楼，挤在客厅里。过了一两分钟瓦莉雅身穿黑长裙出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开始给大家沏茶。 现在年轻的一代，在书本上读到三十年代的艰难困苦，天灾人祸以及血腥镇压，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是暗无天日，极其艰难，充满了恐惧、苦难和泪水。这个对，也不对。恐怖残酷的镇压没有触及到的那些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人们看到情况好转时，都会寄希望此后的进步，并且认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大多数年轻人重新充满着热情，在工作，学习，开心，恋爱——一句话，活得很充实。 但是，我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记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当时都认为，应该做好准备来应付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苦练跳伞，也有些人参加自愿训练班，准备当飞行员。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加入了通信兵班。在这一行我已经略有所知，因为几年来一直都在自己动手作无线电收音机，此外，我的专业是电工。我们身穿草绿色军装，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这种制服很像德国共产党人的军便服。指导我们的是一个通讯团，于是夏天里我们跟他们一起住帐篷，参加野战演习。 1935年九月，工业学院夜校四年级的课程开始了，所以必须转调作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国旅”。我被“列宁铁工厂”设计局接受为技工。我父亲参与设计的船坞已经建造完毕，于是在波多附近的江边开始建造客轮和拖轮。那是船身两边带推进轮的那种船。我的工作，是绘制推进木轮叶运转的那个机械的图纸。图纸画好之后，再交给女描图员进行复制。我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可爱，快活的姑娘佳丽亚。我跟她做了朋友，1940年12月我们结婚了，就在那时，经过许多曲折和麻烦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工作和学习占用了整个白天。时间过得飞快。只有在星期天，也是当时惟一的休息日里，可以休息娱乐。夏天我们玩帆船，冬天玩雪橇，滑雪，溜冰。 这几年开始了新一轮镇压。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被捕之后，许多技术专家，学者，作家，演员也开始消失。这架绞肉机仅仅触及到了我熟悉的几家人。所以，因此我当时一直觉得，在新的恐怖浪潮中由某种意义：因为它并未触及其他人。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也可能真的是有罪的？…… 1938年春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顺利地大学毕业，获得了工艺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被派遣到富于革命传统的基辅“阿斯纳尔”工厂，在国防企业名录中，它的编号是393。那里生产火炮。我将来会作军械工程师。
战前岁月的反差（3）
然而，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斯大林与罗斯福（1）
斯大林以为美国总统跟他本人一样，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无所不能。 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决定创设新杂志。 在那些我本人有机会接近观察的外国国务活动家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我国，人们把他看作一位现实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雅尔塔的一条主要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现代史上以及二战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充满魅力、反应敏捷、有幽默感的人。甚至在雅尔塔，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所有在场的人都发现，总统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锐。 我认为自己非常荣幸，被委派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1943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的谈话。当时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在我从基辅回到莫斯科的前一天启程赴伊朗首都。我在基辅徒劳地试图找到自己的父母，因此被迫追赶代表团。我深夜起飞前往巴库，快到晚上才到达那里，第二天一大早乘飞机前往德黑兰。当天中午，我刚刚赶到苏联大使馆，便得知我马上要翻译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如果我的飞机晚到一个小时，那么我便会赶不上这次会见，不用说这会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因为每次会谈都是他自己挑选翻译。 当我进入与大会议厅相连的房间时，身穿元帅服的斯大林已经在那里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于是我赶紧道歉说稍微迟到了，并解释说是直接从机场赶来的。斯大林微微点了点头，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拿出一支烟，点上。他眯缝着眼睛，已经不那么严厉地看了看我，问道：“路上累不累？能不能翻译？此次谈话责任重大。”“能，斯大林同志。在巴库那一夜休息得很好。感觉良好。”斯大林走向桌子，漫不经心地将烟盒抛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已经熄了的烟卷。然后，慢慢摁灭了火柴，用它指了指沙发，并说：“这里。我坐边上。他们会把罗斯福用轮椅送来。让他坐在沙发的左边，您就坐沙发上吧。”“明白了。”我回答道，我已经不止一次为斯大林翻译，但我从未听到他如此重视这类细节。也许，在会见罗斯福之前他有些紧张。 斯大林当然很清楚，对于经他的努力在苏联取胜的制度，罗斯福总统持极端否定的态度。对于罗斯福而言，斯大林帝国内部那些血腥的犯罪、专断、镇压和逮捕——摧毁农民的家业，导致千百万人饥饿和死亡的强制集体化，对那些被宣布为“危害分子”的高级专家、学者、作家的迫害，残杀杰出将领，所有这些都不能是什么秘密。斯大林政策的恐怖后果，在西方造成了苏联极其负面的形象。跟罗斯福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否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能否克服疏离感？斯大林不能不自问这些问题。 我想，总统也明白，在当时的局势下与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找到共同语言何等重要。并且，他处理与斯大林关系的方式，使得这疑心重重的东方暴君似乎相信了，国际民主社会愿意接纳他。在跟苏联领袖的第一次会谈中，罗斯福就努力建立信任的气氛。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他没表露出任何的紧张，小心翼翼，没有任何不自然的长篇大论。 斯大林也决定施展自己的魅力——在这方面他可是个高手。战前，我们的领袖很少接待外国政治家，所以也不具备相应的经验。但是，他很快弥补上了欠缺，1939年8月在会见里宾特洛甫时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希特勒入侵之后，斯大林直接参加了谈判。与霍普金斯、哈里曼、赫尔等人的谈话，与罗斯福频繁的信函来往使他有机会充实自己有关美国人的概念，并且操练出跟他们处事的一套特殊方式。但是，从旁边终究能够看出，1943年秋第一次会见美国总统之前，斯大林感觉并不十分自信。 是否正因为这一点，他这次关注要如何落座更好？显然，他不想把自己长满天花豆的脸过分暴露在灯光下？元帅服和带红色镶条的裤子仔细熨烫过，柔软的高加索皮靴（他平时将裤子扎进去）明光锃亮，脚后跟下鞋垫里加衬的垫子使他比平时高些。而与罗斯福的谈话，他是从典型的格鲁吉亚客套话开始的。总统在公馆里可感到满意？有没有什么事情疏忽了？他能否为总统作些什么等等。罗斯福加入了这个游戏，向斯大林敬了一支烟。后者回答说，习惯了自己的。总统也问道了“著名的斯大林烟斗”。 “医生不让抽了。”全能的领袖双手一摊。 “医生的意见必须要听。”总统用过来人的口吻说。 接着两位领导人互相通报了身体情况，谈了谈吸烟的坏处，户外新鲜空气的好处。总而言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挚友相见。 当斯大林应总统的请求谈到前线的状况时，他没有隐瞒乌克兰的困难局势，德国人占领日托米尔，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之后，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再次受到威胁。 而罗斯福也照样表现出了坦诚。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他提到了殖民帝国的问题。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作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罗斯福政府遵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当天美国国务院声明中的表述，即“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遵循这样一种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苏联对德国作战的事实，并不表示，在国际关系中它维护，争取或者遵循着与我们同样的原则”。 在战争期间，罗斯福对苏联，以及斯大林本人多次发表了友好的意见。但这里，我想，他仅仅对反希特勒联盟范围内的盟友关系、顶住了希特勒战争机器大规模攻击的英勇顽强的红军表示尊重。同时，从苏德前线的战事中总统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继续抵抗侵略的苏联人民，如罗斯福认为的，证明了体制的牢固性。如果这个体制能够坚持下来并维持到战后，那么再次企图摧毁它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形成一种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可以共处。但这些根本不意味着，罗斯福赞成苏联的现实。 斯大林的不信任也有其自己的原因。在16年的不承认之后，罗斯福建立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有关愿意向反抗希特勒侵略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的声明，总统愿意给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罗斯福政府的优点。但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实践中，却也有不少事实，强化了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