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垫，睡上去很硬。我们这个隔间里——过道横着摆着两个上铺，两个下铺——还有一个新兵，也是去太平洋舰队的。他比我们都大，30岁上才从列宁格勒船舶制造学院夜校部毕业，跟我们一样由于上学而推迟了服役。我们的新战友叫彼得，他用自家制的香肠款待我们，香肠是老家的人寄来给他路上吃的，他父母在老家的集体农庄工作。 到第三天，车厢里所有的人相互都认识了。在一些车站，停靠的时间长的话，乘客就跑到小卖铺或者道边的小摊上去打水，买吃的东西，然后在站台上转悠，等着列车鸣笛。再往前走，西伯利亚有一段是单行线。有时在岔道口要等很久，给迎面来的列车让道。海参崴的早晨雾蒙蒙的很温暖。起初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像俄罗斯中部的省城。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很有特色。当时那里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有几条街看起来颇像纽约或旧金山等地的唐人街。还有一家中国剧院。许多街头小贩向行人兜售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宫灯，折扇，奇异的象牙制品等等。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蔬菜基本上都是勤劳能干的中国和朝鲜农民提供的。其中许多蔬菜品种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 我在那儿服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驱逐中国人。很快他们就全都被赶走了，滨海区的经济由此也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手工业衰落，中国剧院被封，蔬菜彻底不见了。从那时一直到今天，蔬菜基本上都是从乌拉尔和乌克兰运来的。 我们打定主意不马上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将行李交存之后，便出发去市里参观。由于我们身着便服，随处可见的陆军和海军纠察队并不注意我们。我们在最好的餐厅吃了一顿午饭，喝了一杯，庆贺抵达服役地点，看了一场刚刚上演的反法西斯影片《奥本海姆一家》，下午才到司令部报到。 值班军官教训我们没有从火车站直接来报到。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想到，从莫斯科每天只有一班火车，于是可以轻易地推测出，我们在城里逛荡了一整天。他叮嘱我们今后不要违反纪律，此后是简短的面谈，检查我们的文件。 我们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程处。这时，专门管我们的军士长米谢科也来了。他把我们四人领到位于列宁大街的红海军宿舍，按照海军的术语，宿舍被称作底舱。 在大楼一层的一间大屋里，放着十几排铺位，铺着军用被子。我跟阿尔卡沙的床挨着，中间隔着一个放个人用品的小柜。早晨，我们领到了红海军军服——常服、厚防水布工作服和礼服。整整两年里，底舱应该是我们的家。我们统共是四十多个有高等工科教育背景的年轻小伙子。每天早晨，米谢科带着我们排着队去上班，这样，我们身穿水兵服，在八小时之内作工程师，而下班之后，又重新变成普通水兵，排着队唱着军士长起头的歌。 米谢科关照着，让我们及时领到必需品，每周两次带我们去澡堂，每个月一次去理发馆。这里允许我们留头发，使人的情绪略好一些。与此同时，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兵们要求非常严格，认为这些人应该严加管教。 逐渐地，我们习惯了值班、因为每个小过失而被罚做班务，军士长非常喜欢的夜间紧急集合，以及少有的放假等等固定的程式。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这些休息日。渴望身穿崭新的军装美一美，在城里的主要街道列宁大街上逛一逛，观赏金角湾的美丽风景，以及样子别致、似乎剪纸一样小山包的侧影，它们围绕着城市，在远东出奇明净的冬夜天空下，横空出世一般。 如果外出的话，我们一般都要提早做准备。头天晚上，把裤子压在床垫下，使裤缝笔挺，擦洗水兵军服的铜扣，皮鞋打得锃亮。弄好无檐帽底上的绳箍需要特别的技巧——这样帽子戴在头上十分好看。写着令人自豪的“太平洋舰队”字样的飘带要压得平平展展。最主要的装饰是蓝底带白道宽宽的水兵服领子。要想看起来像个久经风浪的水手，领子必须让它变成退色的，好像被海浪浸透、被热带的太阳晒焦似的。所以，领到军服之后，要马上把领子放到盐水里，让颜色达到所需要的程度。 太平洋舰队的俱乐部时不时举办冷餐舞会。我们尽量不错过机会。这里也有司令部各处，其中包括我们工程处的外聘工作人员：女打字员，女复写员，女秘书等等。一句话，献殷勤的对象是有的。跟我们同一路来的彼得没有花眼，很快就找到了意中人。我没情绪谈恋爱，而只限于跟漂亮的、长得白里透红的打字员玛沙之间柏拉图式的友谊，她成了我的舞伴，经常跟我一起散步。我们在俱乐部里迎接了新的1939年，装扮了新年松树，凑份子吃了晚饭，跳舞和抽奖等。然后，利用军士长不在的机会——他那天晚上在家过，在底舱里闹了一会儿。有人拿来了一瓶纯酒精。当第二年兵，有经验的小伙子们，教我们这些新兵对付这种暴烈的酒水：干完一杯，不吸气，喝一口水，然后再吃东西。我们大吃大喝，而值班的人站在哨位上，一旦领导突然出现便发出警报。大家都彻底放松了，插科打诨，说各种笑话和趣闻。“躲开啦！……”值班员向我们示了警。但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反应变得迟钝。我们奔向铺位，想盖好被子装睡，但是做得不老道，但最主要的，是在桌上留下了“犯罪”痕迹：没有喝完的酒精和杯子。 在门口，值班员试图挡住军士长的视线，大声报告道：“军士长同志，底舱一切正常，红海军战士都在……” 但是，米谢科锐利的目光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 “起床，”他声音洪亮地下命令，“在一甲板集合！” 军士长指的是门口床铺之间的过道。我们不得不掀掉被子去站队，大家的样子十分滑稽：有人穿着内衣裤，也有人穿着水兵衬衫和工作裤。 “向右看齐！”军士长下着命令。 接着便是一顿臭骂。他真是骂得我们狗血喷头！他威胁要给每个人写一份报告，关到禁闭室去，发配到“岸上”去（好像我们的底舱在船上一样）。出完气之后，他接着讲我们的良心，数说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配的行为。他特别喜欢用这一点来压我们。最终宣布，明天，新年，所有人都不放假，给每个人派了额外的班务。有人要清洗底舱的地板，有人要清洗厕所，其他人清理院子等等。 早晨，我穿好衣裳，拿着拖把和一桶热肥皂水，开始擦洗地板，一边不停地骂着鬼。对我来说，新的一年从未这样开始过！我没有想到，这一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变化。 元月份快要过去了，有一天军士长叫过我说，晚上八点我必须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事出意外，我忍不住问道：什么人为什么叫我去？军士长叫我别多嘴，快些准备礼服。 于是，我一边准备，一边一刻不停地想着，这个传唤意味着什么？两个月服役期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能叫上司注意到的事情。我左思右想，只是事后才明白，这些猜测都离题太远。事情是这样的。 如上文所述，我是1938年被征召到太平洋舰队的，也就在斯大林在陆海军的清洗开始后不久。一大批陆军高级将领被审判和枪毙之后，镇压的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各个军区和海军。这个浪潮也波及到了远东，舰队的指挥人员全部被撤换掉。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他的参谋长伯格杰科海军上校，工程处处长工兵中校沃龙措夫到任之后发现，他们被要求学习英语。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潜在的敌手是日本。而美国可能成为潜在的盟友，最终事情也就是这样。因此，预计可能跟美国海军进行合作。这样，司令部指挥人员掌握哪怕最基本的英语知识也是好的。前任的将军们要么懂语言，要么吸引旧知识分子作教员，曾经学习过。教员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是内战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出来的，但不知何故没来得及撤到哈尔滨或者上海去，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当然，这些人在1937年之后全都被作为“日本间谍”关起来了。由于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放进司令部，新的指挥官开始在军人中寻找懂英语的人。叫干部处的负责人看一看，有没有合适人选，于是他注意到了我的档案。就这样，一些人的幸福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不幸之上……
在太平洋舰队（3）
当我在指定时间，收拾干净服装整洁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时，所有这些情况我并不知道。司令部所在的大楼，是沙皇时期留下来的。深色橡木的墙壁，铺着厚地毯的走廊，值班警卫的军容和礼貌，宽大的，挂满油画的参谋长办公室令我印象深刻。我感到了特别的激动。内心里有某种预感，似乎我现在踏上了一条诱人而神秘之路。 从桌子后面站起了一个身材沉重、但很年轻的海军上校。他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伯格杰科。桌旁的椅子上，坐着工兵中校沃龙措夫。 “参谋长同志，红海军战士别列什科夫按照您的命令前来报到！”我精神抖擞一口气说出来，举手抬向帽檐。 伯格杰科随便吩咐了一声“稍息”，请我坐下。然后拿起一个黄色文件夹，开始翻阅。“这里写着，您熟练掌握英语，”他开始说话，“是这样吗？” “是！”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一一作了解释。 伯格杰科又开始翻阅文件夹。从军装口袋里抽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洒过香水的手绢，抹过上唇。然后问道： “您能不能教英语？” “我从没有做过这件事。我的专业是工艺工程师。” “这个我们知道，可是您总记得，是怎么教你们的吧？” “记得。” “这样的话，显然您可以教其他人了。” “我从未教过，但是，如果您有命令，我试一试。” “这就对了嘛。现在有一条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司令员，参谋长和工程处长必须学英语——大洋的另一边是美国。明白了？” “明白了，海军上校同志。” “我们想，让您给我们教英语。” “是的。”我回答道。 “那我们谈谈细节问题吧。”沃龙措夫说。 我当时便得知，每次课为两个学时，每周上两次课。每个课时付给我25卢布。如果有必要另外备课的话，我的顶头上司会得到命令，给我时间去市立图书馆。 我几乎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了司令部。我边走边想，我的生活中真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不再完全依赖于军士长，此外还能小挣一笔：在红海军战士每月12卢布津贴之外，我还可以再有额外的400卢布——真是太好了！ 我开始非常认真地备课。当然，熟练的英语知识，还有，我没有忘记是怎么教我的，这些都派上了用场。此外，我的学生也是非常认真。事情开始走上了正轨。过了不久，我买了一台“费德”牌照相机，它是捷尔任斯基劳改营的犯人们按照德国“莱卡”公司的许可制作的。这个一下子使我变得非常受人欢迎。我不断地重温，生活是美好的，令人惊异的。其他更好的事情想也不能想了。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过了不久，库兹涅佐夫上将被任命为苏联海军总司令，去了莫斯科。很快，伯格杰科和沃龙措夫也随他而去。新任领导眼下看来顾不上学英语。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没有表示兴趣。 我重新落到军士长的手里，他当然绝不放过机会，在我身上捞回老本，不断给我额外的活计。从前上班的日子又回来了，仅有偶尔一次去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岛公干，才会有新鲜感觉。有时，在休息日，我们会到“十九公里”去，彼得大帝湾，这里天气转暖开始游泳。 国际局势迅速恶化。远东地区，日本的挑衅从未停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有关新的义务兵役期的命令颁布了。取消了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优待办法。另外，海军的服役期也延长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当五年的红海军战士。我感到灰心丧气。别里亚耶夫和艾尔里赫曼申请编入正规军干部序列。这样，他们会自动被授予军衔，以及相应的物质待遇。但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我。我在等待着…… 八月底，来了一封电报。我被紧急召往莫斯科的海军总司令部。
波兰问题
波兰被西方和斯大林当作了一个缓冲地带，双方都在争取对波兰的控制权。 波兰问题在斯大林、罗斯福以及丘吉尔的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按照当时莫斯科的解释，苏联的立场整体而言是很明智的。斯大林多次声明，乐于看到复兴之后的波兰成为一个强大、独立、民主、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同时，他坚持承认1939年新的苏波边界，跟协约国1919年提出的“寇松线”大致相当。在这些条件下，莫斯科同意跟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关系。丘吉尔在德黑兰提出的建议也大致类似。他提交供斯大林和罗斯福审议的表述如下：“原则上确认，波兰人民和国家的中心应该位于所谓的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本省。” 苏方支持了丘吉尔的建议。至于罗斯福，他原则上同意上述划线，但警告说，在1944年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之前，考虑到波兰裔选民的反应，他将避免任何公开的谈话。两位西方领导人也理解苏联政府让波兰作自己友好邻邦的愿望。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波兰流亡政府立场消极，事情毫无进展。然而，到1944年夏天，出现了达成协议的可能。在跟美国大使哈里曼的一次谈话中，莫洛托夫提出了新的妥协方案，为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其内容是，由居住在英国、美国、苏联——没有法西斯色彩（以及实际上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中）、对苏联友好的波兰人组建政府。作为这样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的成员，他提到了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过学的兰格博士，领导过美国斯拉夫人大会的工会领袖科尔瑞斯基等人。米克拉伊丘克可以留任这个政府的总理。过了一段时间，美国给奥斯卡·兰格颁发了前往苏联的护照，他在那里应该参与讨论波兰问题，而讨论则应在丘吉尔和米克拉伊丘克前来莫斯科之时安排进行。 然而，在前往苏联之前，米克拉伊丘克决定访问华盛顿。见到罗斯福之后，他问道，波兰人应不应该接受苏联的方案。于是这里出了一桩怪事。前不久还在德黑兰同意了丘吉尔有关“寇松线”边界表述的罗斯福总统，却要米克拉伊丘克“拖延任何有关边界的解决方案”。紧接着，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坦梯纽斯给波兰人解释说，目前，美国无法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回到自己基本道德原则上来，届时可以强有力地并富有成效地支持波兰”。 美国政府如此出人意料的转变，帮了波兰倒忙。在华盛顿取得的教导鼓舞了波兰流亡政府。米克拉伊丘克对奥斯卡·兰格达成协议的理由听也不要听。他决定不达成任何协议。而流亡活动家避开苏联政府准备的、未能成功的华沙起义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对我而言，迄今仍然不清楚，白宫建议米克拉伊丘克回避协议时，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似乎跟大选的考虑有关，因为，大选之后，华盛顿对波兰问题的兴趣明显减弱。就在1944年10月的莫斯科谈判期间，米克拉伊丘克打电报给罗斯福，请求支持流亡政府的立场。直到11月7日，也就是总统大选结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