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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给希特勒提供方便
斯大林愿意为希特勒提供任何方便，而“不来梅号”，便是这样一个机会。这也是我调到莫斯科之后，第一次执行秘密任务。 火车上，我们在“国际车厢”的一间双人包厢里。我以为，扎伊采夫一边喝茶，一边会告诉我任务的内容。但是，他只是讲了讲巴黎的事，然后就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给了我几个建议。我谢过之后，补充说，1934到1935年间，我在基辅“国旅”做导游，这方面有一点经验。 “我知道，”扎伊采夫说，“所以我带上了您。” 从谈话之中，仅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见外国人。 在列宁格勒的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海军上校纳乌姆·所罗门诺维奇·符卢姆金接待了我们。他大致介绍了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之后的局势，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为保障苏联海上边境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在接下来跟符卢姆金的谈话之中，我大致弄清楚了出差的目的。原来，一艘德国客轮“不来梅”号应该抵达摩尔曼斯克港。这艘船经营着汉堡—美国航线，并且恰好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抵达纽约。 “不来梅”号，以及同类型另外一艘船——“欧罗巴”号——是当时最先进，最舒适的客轮，跟英法的客轮成功竞争。当时，内燃机船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 英法对德国宣战之后，英国当局请求美国扣留“不来梅”号抵债。港口方面通知“不来梅”号船长阿列斯，称他的船被扣押了。但是，阿列斯船长却利用了美国人的疏忽大意。夜里，“不来梅”号悄悄离开了码头，驶出哈德逊湾，消失在大西洋中。英国人组织了追捕，但白费力气。后来才发现，“不来梅”号驶向北方，在浓雾之中幸运地避开了冰山，小心翼翼地沿着极圈行驶，到达苏联的领海。在接近莫尔曼斯克时，阿列斯船长打破了无线电静默，与柏林联系上了。柏林向莫斯科求援，并很快获准让德国班轮停靠苏联港口。 当“不来梅”号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我们跟扎伊采夫、摩尔曼斯克港口负责人以及地方政府的代表已经在栈桥上等候着。排水量三万四千吨、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湾的庞然大物，停歇在锚地。我们乘快艇跟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代表赫尔瓦特女士一起来到船舷边。舷梯放下来了，我们登上了主甲板。 阿列斯船长对摩尔曼斯克港提供了躲避的机会表示感谢，用桶装冒着泡沫的啤酒、可口的灌肠和腌白菜招待我们，然后安排参观客轮。豪华的餐厅，音乐厅，吸烟室，游泳池，带着一排排躺椅的露天和封闭的甲板，运动场，以及设施齐全，装修典雅的客房—这些舒适说明了对旅客特别的关心。但是，船上并没有旅客。可是，船员几乎有一千人。在为准备后送办理手续期间，船员们留在船上。晚上，快艇将“不来梅”号的船员送上岸，这样，他们可以在摩尔曼斯克的国际俱乐部消磨时间。类似的俱乐部几乎在苏联各个港口都有。 我们也去过几次摩尔曼斯克国际俱乐部。那里的气氛非常有意思。国际俱乐部的常客，是进入摩尔曼斯克的挪威、瑞典、丹麦、荷兰等国船上的海员。虽然俱乐部里有一个小型阅览室，里面的桌上放着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苏联建设》等杂志，以及“国旅”的广告小册子，主要的娱乐是喝酒、跳舞。举止放肆的当地女郎点缀其间。打架的事也经常发生，这时，经常在俱乐部执勤的海军纠察队便会礼貌但坚决地将打架者分开。造访俱乐部，可以有机会结识海员，跟他们喝啤酒聊天。对于掌握德语英国的我来说，开始这种话头毫无困难。任何一个海员都会讲其中的一种语言。我也帮助不懂外语的扎伊采夫在俱乐部聊天。中立国对战争的态度，海员们可能掌握的情况，英法对德采取积极军事行动的准备等等，他都感兴趣。每次回到旅馆之后，他都会将所有这些仔细地记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 终于有一天，在栈桥上出现了两列硬卧专列。其时，德国海员名单已经拟定，旅行证件也办理妥当。除了船长阿列斯，他的两个大副，以及一小批轮机工和海员之外，其他所有人都离开了“不来梅”号。后送的海员被安排在各个车厢里，此后，两个专列分别出发了。扎伊采夫委派我将德国海员送到边界，自己则回了莫斯科。我乘坐第二辆专列，帮助车长跟德国人交流，并且自己也努力作个殷勤的主人。我从一个车厢转到另一个车厢，询问身体情况，排解餐车里的误会，于是一路上跟许多海员交了朋友。这种交流，也是很好的语言实践。 “不来梅”号直到十二月中留在摩尔曼斯克，后来，在极夜的掩护下沿着中立国挪威的海岸驶往德国领海，并且回到了自己的注册港——汉堡。在这里，这艘船被改装为浮动医院，但它作为医院船服役的时间很短。不久，它便被英国空军击沉。 在摩尔曼斯克掩护“不来梅”号是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后，苏方向德国提供的第一次重要帮助。总体而言，与苏联改善关系，使希特勒获得了大量的好处。
“丘吉尔，你裤子的拉链开了”（1）
斯大林需要知道对手的一切，甚至连丘吉尔丢弃在垃圾筐里的废字条也不愿放弃。 这里讲述了1945年三巨头会晤期间的一桩趣事。 英国工党政府外相与斯大林在厕所的有色笑话。 1945年2月4－11日之间，在克里木举行的“三巨头”第二次会晤，标志着反法西斯联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将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也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新姆菲罗波尔附近的沙卡机场乘车前往雅尔塔，也使总统亲眼看见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占领的苏联土地上破坏的规模。我觉得，当时他非常诚恳地对斯大林说，他对纳粹分子变得“更加残忍”了。总统还强调说，胜利之后，美国应该首先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如果罗斯福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就会向我们提供美国设备，美国专家会帮助我们掌握新机器，而两国的关系也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并且，当时在里瓦地亚，与斯大林单独会谈时，罗斯福总统继续谈到了未来的计划，他似乎是从苏美战后可能合作出发的。斯大林同样对这种可能表示了欢迎。 整体而言，雅尔塔会议的气氛是良好的，这也促成了在日程的各个问题上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接近结束，联盟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出现。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罗斯福多次指出，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反对美国与苏联战后合作的力量也会活跃起来。因此，总统一直在推进战后建设的设想，加快了制定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行动原则。 当时，三位领导人一致声明，非常重要的是，保持三大国的一致，保障三国共同维护持久和平的机制。 他们是否相信了这种可能？或者他们郑重宣布的目标跟他们的真实想法远非一致？ 斯大林满心疑虑地接受了英国人提出，并得到美国人支持的、新的国际组织安理会投票规则的表述。他坚持保留“否决”权，于是，雅尔塔会议之后，就互相可以接受的程序达成了协议，苏方将此看作华盛顿在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在战后发展关系的迹象。 有关雅尔塔会议，现在已经写了很多。那里讨论过的问题，以及做出的决定，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是，在雅尔塔似乎发生了对欧洲的分割。这完全不对。当时谈的是对德国的分割。并且，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坚持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小国家，而在这一次态度则相当软化。 苏方对分裂德国设想的现实性表示了怀疑。结果是，在雅尔塔决定，将此问题转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此后，这个问题从议程撤掉了。至于其他的东欧国家，除了此前提到的波兰问题之外，在划分势力范围这个意义上根本就没有谈到过。 有关领土问题只是决定把盖尼科斯别尔克以及东普鲁士与此接壤的地区转交给苏联，另外达成协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有条件的（把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交还苏联）。 有趣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两位都把这次会议当成是权力平等的典范。罗斯福总统说它是美国历史中，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宣布说此次会见应该勾画出单方面行动，封闭性联盟，实施影响的范围体系的轮廓。总统还讲到，所有这一切将被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所代替，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能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 我认为，雅尔塔的经验，当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所建立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在处理国际事务以及苏美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能够引起巨大变化并朝好的方向发展。显然，雅尔塔开辟了通往这一切的道路。不管怎么说，莫斯科是这么感觉得。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三巨头”会议上气氛异常紧张。但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像我此前提到的那样，作为翻译不仅要口头翻译领袖之间的交谈和主席团会议的争论。还要编纂所有会议和会面的备忘录，准备起草发给莫斯科政治局成员和驻华盛顿、伦敦大使的电报文稿。此外还要负责翻译代表团之间交换的备忘录和留言。有时忙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德黑兰会议期间，有一次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和丘吉尔进便餐。那时翻译的位置不像现在是在领导人背后，而是在桌旁第一排。服务生给翻译的盘中上了所有异常讲究的饭菜。那一天我没来得及吃早饭，加之前一天晚饭也没吃，所以非常饿，但仍然顾不得吃，老是忙于翻译席间的闲聊。但当一份最好吃的菜上了之后，我不能自制，趁没人说话，赶快切了一大块，很快塞到嘴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要问丘吉尔问题。我既不能吞下，也不能再把它吐回到盘子里，只是哼哼唧唧地说了些什么。 斯大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严厉地盯着我低声埋怨道：“你怎么搞的，难道是让你来这儿吃饭的吗？你在这儿是翻译，是工作来的。真不像话！……”好在罗斯福、丘吉尔对此反应很诙谐。两个人大笑了起来。斯大林跟着也笑了，这下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从此之后在正式宴会上我再也不敢吃东西了。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有这么一件事。当激烈辩论有关开辟第二战线的问题时，许多人都发现，艾登给丘吉尔写了一个小纸条。首相读了纸条，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又交给了艾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