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投机价，但还是比莫斯科便宜。 当时的利沃夫，还可以夸耀的，是活跃的文化生活。许多小型画廊里挂着现代油画作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展览会等等，这些事物都吸引着观众。波兰的许多著名剧团，为了免遭纳粹毒手，纷纷逃往东部，现在都落户在利沃夫。无怪乎当时一支波兰小曲《只有利沃夫》非常流行…… 当时，也有不少瑞士、挪威、丹麦的剧团，在波兰巡回演出，却碰上了战争。我们帮助其中许多人取道苏联回国。 我在这种独特、梦幻般的气氛之中，呆了不长一段时间。莫斯科来了一道命令。那里在就新的贸易协定跟德国人进行紧张谈判。参加谈判的，也有海军的代表。作为翻译，我派上了用场。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与父母重逢
1940年的新年，我与父母亲短暂相见。不曾想，这次跟父亲的分别成了永诀。 五十三年之后，我才找到了他的墓地…… 三十年之后，我才得以再次见到母亲。 1940年初，我第一次去德国公干，这却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回莫斯科途中，我在基辅作了逗留。这次可以多呆几天。利用这次机会，我想跟父母和朋友们一起过1940年的新年。 基辅似乎用一个阳光灿烂、天气寒冷的早晨迎接我。车厢窗户外面闪过的，是童年起非常熟悉的名称——伊尔本，密林、水，沃伦信号站。基辅火车站终于到了。在月台上看见父亲时，喜悦的心中一阵发紧。他曾经在信中写到，身体不大好，但还是来接我。父亲老了许多，从前漆黑的头发现在全白了。他穿了一件旧的夹大衣，戴着一顶老式的，革命前的工程师制服帽。我当时就觉得很不自在。在利沃夫，我置办了一些好衣服，所以从“国际”车厢出来时，可以说是衣着入时。我身穿时髦的、带毛皮里衬的斗篷，头戴英国细呢子礼帽，浑身上下散发着日本男用香水的气味。在拥抱和亲颊礼之后，父亲甚至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在他看来，我这副行头在挤满车站的灰色人群之中显得太招摇，与周围的环境太不相称。但是，到家之后，父亲很快就释然了，然后我们在一起过了几天好日子。 久别之后回家，实在让人高兴。妈妈作了一顿乌克兰风味的年夜饭：蜜饭，甜羹，家常香肠，面筋火腿，填馅狗鱼，当然还有她的当家菜——“细麻花”，一层一层之间夹着香气扑鼻奶油的脆生生的“拿破仑”蛋糕。 新年夜，我们一帮朋友们聚在了一起。新鲜的松树枝散发着针叶的香味。烛光闪烁。父亲的家酿酒在水晶杯里呈现出琥珀色。我们的老搭档三重奏——父亲拉小提琴，我的中学同学格奥尔科·费比赫拉大提琴，我弹钢琴——也有节目。在那遥远的三十年代中期，夏天温暖的傍晚，行人每每会在我们家窗户旁的椴树下驻足，听我们自办的家庭音乐会。 这一次我们又重逢了。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安详！我想起了在德语学校背得烂熟的赞美诗“寂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 我跟父亲之间一直不大亲近。他整天都在上班，而夜里还要绘图，挣钱补贴家用。他是个熟练的绘图工，旧彼得堡教育出来的出色工程师。而我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工业学院的夜校部上课，在“国旅”上班。休息日也是各过各的。但是，在1939年最后的那几天里，我们变得十分亲密。所以，1940年新年那一天的分别令人万分痛苦——我们俩似乎都预感到了，这将是永诀…… 我出差的这段时间里，莫斯科的生活明显地困难多了。城市看起来脏乱不堪，在有些地方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由于我们在苏芬战争中的失利，首都的情绪非常压抑。斯大林过度自信，企图一下子打败执拗的芬兰人，结果却成了一场血战和耻辱的原地踏步。他被迫动员新的部队来突破敌人的防线。军用物资占用了各种交通工具，结果城市的供应立即受到影响。 我在阿尔巴特街与威斯宁街的角上军官宿舍里分到了一个床位。小小的房间里住了四个人。不过，在纽霞大婶的照看下，倒是很干净，很暖和，也很安静。走廊里有一个热水器，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煮茶的一应用具。 我的同屋原来都认识。他们马上给我介绍了莫斯科生活的种种难处。 跟德国人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谈判接近了尾声。谈判是在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大楼里进行的。我们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小组每次也到这儿来。我们跟什努列率领的德国代表团认真地讨价还价。与此同时，也在组建苏联采购委员会，准备去德国监督协定的实行情况，验收德国提供的物资。我也被列入委员会的名单，显然是由于我在太平洋舰队工程处的工作经验，最主要的，当然是我通###语。 1940年2月11日，新的贸易协定终于签署了，于是，我们很快就出发前往柏林。率领采购委员会的，是苏共中央委员，造船人民委员部委员特沃祥，他与政治局委员、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甚至大家认为，与斯大林本人关系密切。
罗斯福临终前的一封电报
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某种信任关系。 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前竭力争取保持这种关系。 但他去世之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 在罗斯福临终前的几周里，英美的代表在伯尔尼与盖世太保驻意大利的头目、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进行谈判，这给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参加这个谈判的还有美国驻瑞士情报负责人阿伦·达拉斯，因此使谈判具有特殊的性质。虽然伯尔尼谈判2月中就已经开始了，但哈里曼大使直到1945年3月12日才将这种接触的有关情况通报给了莫洛托夫。 斯大林对这个谈判做出了激烈反应。他将这个看作是西方盟国背着苏联与德国人单独媾和的企图。苏联政府有关让苏军代表参加谈判的要求被驳回了。 由于事情可能演变成一桩丑闻，于是惊动了罗斯福。3月25日，罗斯福的亲笔信送到了克里姆林宫。在信中，罗斯福援引哈里曼与莫洛托夫就此事的信件来往，试图说服斯大林，“由于误解，跟此事有关的事实未能正确地转告给您”。罗斯福在信件的结尾以和解的语气写到：“…我希望，您会向苏联有关负责人解释清楚此事的愿望和必要性，即为何我们急于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以便促成在战场上对抗美军的任何敌军的投降。” 3月29日，斯大林通报美国总统，说他不仅不反对，相反地，完全赞成德军在任何战场上的投降。“但是，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我才能同意与敌人谈判，”斯大林继续说，“即如果这类谈判不会导致敌人境况的改善，如果能够排除德国人耍手腕并且利用这个谈判将军队投送到其他战场，首先是苏联前线的可能。” 斯大林掌握的情报是，在伯尔尼谈判的掩护下，德军统帅部开始将部队从意大利投送到苏德前线。事情变得严重了。1945年4月1日，罗斯福对莫斯科的激烈反应做出回应。他在信中写到，围绕着与德国人有关其在意大利的部队投降问题的谈判，“已经造成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担忧和不信任的气氛”。 不能排除的是，罗斯福总统可能不知道伯尔尼谈判的全部细节，而且被隐瞒了事情的根本。现在，有不少关于美国情报部门的各种秘密“倡议”。譬如，1934年10月份，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美国特工特奥多·A·莫德在土耳其会见了德国大使冯·巴本并向他转交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应该成为美英德三国政治协议的基础。其中，表示愿意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包括波兰，波罗的海和乌克兰等的霸权。 这份文件的作者提议肢解苏联，并将其部分领土移交给德国。而德国人则许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东方开辟战线。 当罗斯福了解到这些之后，便禁止继续进行试探，并下令收缴了莫德的出国护照。然而，甚至在此后美国情报机关与敌方密使的秘密接触从未中止过。 罗斯福给斯大林有关伯尔尼事件的最后一封电报，是1945年4月13日送达莫斯科的，也就是总统去世之后的第二天。电报中说，这件事情“已不再新鲜，没有带来任何益处，并已成为过去。无论如何，不应该相互不信任，所以，类似的小误会今后不应该再次发生。我相信，当我们两军在德国建立接触，并联合进行完全协调一致的进攻时，纳粹军队将会崩溃。”罗斯福通过这个类似临终遗书的信件强调了信任关系的重要意义，尽管有各种困难，但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信任的成分还是可以观察到的。要是罗斯福活得长一些的话，那么，有可能战后时期的关系会更更好一些。不排除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存在信任的前提下，可以避免走极端，以及“冷战”的危险对抗。罗斯福过早辞世，杜鲁门入主白宫，引起了苏方相应的反应，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斯大林与丘吉尔
###老手丘吉尔迫于情势，与斯大林进行合作。 西方盟国出于自保的考虑，决定推迟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自告奋勇到莫斯科，把这个决定亲自通报给斯大林。 两个对立世界代表的会见充满了火药味…… 斯大林与丘吉尔第一次会见时，局势相当不妙。英国首相抵达莫斯科，是为了通知苏联政府首脑，西方盟国决定放弃两个多月之前所作的关于1942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这个义务是莫洛托夫1942年6月访问伦敦和华盛顿时，以正式联合声明的方式表述的：“有关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紧迫任务方面双方达成了协议，”——公布的文件中是这样写的。 对苏联而言，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虽然希特勒的“闪击战”未能奏效，而1941年12月德军在莫斯科郊区的失败，也显示了红军有能力重创侵略者。但纳粹德国依然拥有巨大的实力。如果没有第二战场，这样德军可以于1942年春天之前在苏德前线集中庞大的军力。在南方，德军在夏季迅速推进到了伏尔加和高加索。苏军部队经过血战后，被迫向敌人让出一块又一块地盘。莫斯科担心希特勒军队对防线有新的突破。 抵达伦敦之后，莫洛托夫向丘吉尔提了一个问题：如果红军在1942年坚持不住，英国将作何反应。首相回答说，大不列颠和美国的联军最终将会占上风，但补充说：“不列颠人民和军队期望着尽快与敌人厮杀，并用这种方式帮助勇敢的苏联军队和人民。”这样的声明当时可以解释为，英国政府准备将部分德军师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莫洛托夫与艾登当时签署的苏联与联合王国关于结盟和在欧洲对德国及其轴心国作战，以及战后合作与互助的条约，是双方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敌人的重要义务。 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以及总统关于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坚定承诺，更加鼓舞了莫洛托夫。终于初露曙光的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鼓舞了前方的将士和后方的劳动者。胜利的信心恢复了，给人们补充了新的力量，因为他们已经被无休止的失败和撤退弄得十分沮丧。现在，他们即将受到新的精神上的打击。出发前往莫斯科时，丘吉尔不能不考虑所有这些情况。 1942年8月12日下午，像往常类似的场合一样，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聚集在列宁格勒大街上的中央机场。在迎接的人当中，还有红军总参谋长沙博什尼科夫元帅。天气很热，没有一丝风。所有人都呆在这个小机场的遮阳棚下。空气中弥漫着热烘烘的艾香味，听得见蜜蜂的嗡嗡声和小鸟唧唧的叫声。但是，这幅外表上安静的景象却不能使在场的人无忧无虑。这场残酷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年，苏联人民事实上在单独对付强大而残忍的敌人。集中在机场的文武官员直接负责组织抵抗希特勒侵略者。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情况糟到了极点，所以都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天空，等待来自英国的贵宾。他为什么要进行突然访问？他在公文包里带来了什么？ 天空出现了一个黑点。它画着一个大半圈，迅速扩大，很快便显出了飞机的外形。在屋顶上划过之后，飞机触到了混凝土跑道，稍微减速之后，开进草坪。飞机平稳地移动着，穿过绿地，停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飞机显得非常笨重，机身几乎要挨到地面。我等着飞机舱门打开，然而飞机腹部的一个盖子却打开了，一架小梯子伸到草地上，沿着这架梯子，丘吉尔穿着笨重皮靴和皱巴巴裤子开始下飞机。他双腿蹲下，以便让庞大的身躯从机舱里出来。这就是丘吉尔的脑袋。他用手扶着帽子，小心地四周看了看，似乎在判断局面。此事可是非同小可！他第一次身处布尔什维克的国度，“十月革命”之后他曾经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组织协约国以武装干涉来对付它。何况，他这次使命远非愉快。 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时，他将要解释，为什么曾经许诺的在法国的登陆被取消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斯大林如何看他。作为古老而骄傲的马尔伯勒家族的后裔，丘吉尔并不在乎这个贫苦鞋匠的儿子、半吊子中学生、血腥独裁者的意见。苏联报刊没有全部转述他丘吉尔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当天的广播讲话。苏联人民仅仅了解到，英国准备支持她抗击希特勒侵略者。但是，斯大林当然知道讲话的全文，包括其中有一段说“纳粹制度与共产主义最坏的特点毫无二致”。没有人像他丘吉尔这样，在二十五年期间一贯地###。丘吉尔没有收回自己曾经说过的哪怕一个字。 斯大林把丘吉尔这些话都当作了耳旁风。此外，在希特勒入侵之后，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自己第一次讲话中称，大不列颠进行帮助的意愿，在“苏联各族人民心中只会唤起感激之情”。况且，丘吉尔本人也认为，并不止一次地给自己的同僚讲起过，现在不是思考苏联体制、共产国际的时刻。应该向深处困境的国家伸出援手。 斯大林毕竟在战争中坚持了一年。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始终在消耗着德国的战争机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俄国人丧失信心。俄国人的抵抗是英美迫切需要的。这可以使英美积蓄力量，在适当的时刻打击希特勒…… 丘吉尔走出机舱时，莫洛托夫已经站在了他面前。他们像老友般相互致意。人民委员向首相介绍了沙博什尼科夫元帅。丘吉尔立即说明，无法向元帅介绍英国的军事专家，因为他们乘坐的飞机从德黑兰飞出之后，因为故障被迫返航，所以，英国军事负责人与外交部常务次长卡多冈只能明天抵达。跟丘吉尔一起抵达莫斯科的，还有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曼。接机的人们认识他，上次他来过莫斯科。英国首相在麦克风前发表讲话，赞扬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希特勒的入侵，承诺将予以支持，并表示相信，盟国的共同努力最终将粉碎纳粹。 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和苏联国歌。丘吉尔和莫洛托夫检阅了仪仗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纹丝不动地站着，只是头部随着首相的背影转动。丘吉尔仔细审视着他们，似乎想要证实他们是否坚强。 丘吉尔从机场被送到专门为他准备的、位于贡采沃的官邸。哈里曼被安排住在奥斯特罗夫街的一幢别墅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入住“民族饭店”。丘吉尔对别墅的舒适大为感叹，这是他在遭到围困的莫斯科没有料到的。当时为他预备了浴缸和热水，在经过令人疲倦的长途飞行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