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缴出武器。我们怎么办？” “把武器藏起来！”“各族人民领袖”回答说，“可能你们还能帮着我们呢。” 斯大林是什么意思？他是否在担心，从前的西方盟国将对苏联开战？或者他自己期望将红军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话题又转到了英国下年即将进行的议会大选。斯大林想奉承丘吉尔，便说道： “我毫不怀疑，保守党人将会获胜……” 在波茨坦会议上，与出发前往伦敦的丘吉尔告别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当首相对自己能否重新回到蔡奇利耶霍夫，或者艾德礼将会替代他表示出疑虑时，斯大林坚定地表示，胜利者不会输，并且选民会支持作为战时领导人的丘吉尔。这是什么——对局势的错误判断，情报不足或者只是想给丘吉尔说些好听的话？ 丘吉尔造访大剧院也被安排得十分排场。大厅用英苏两国的国旗装饰。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当丘吉尔出现在中央“沙皇”包厢时，观众向他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并且，这一次斯大林破了自己的规矩，也来到了大剧院，不过比英国首相晚到了五分钟。他从包厢深处走到丘吉尔身边，这时，事先经过挑选的观众看见两位领导人之后，变得更加热烈。斯大林稍微停留了一下，便退到了后面去，以便让掌声对着首相一个人。欢呼在继续。丘吉尔发现了这个谦恭的姿态，转过身去叫斯大林过来。后者重新走近包厢的栏杆，这又使观众爆发出新的雷鸣般的掌声。 灯光慢慢暗了，大厅里响起了前奏曲。当晚的节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芭蕾舞“吉赛尔”第一幕，第二部分是红军歌舞团的演出。 幕间休息时，在与中央包厢相连的一个小厅里，准备了简单的便餐：冷菜，鱼子酱，乳猪，伏特加，白兰地和葡萄酒，甜点，水果，茶和咖啡。席间的气氛非常轻松。宾主互相祝酒，开玩笑，讲笑话。不知是谁，在谈到“三巨头”时，将他们比作圣三位一体。斯大林接着这个玩笑说道： “如果是这样，那么丘吉尔先生当然是圣灵了，他总是飞来飞去的……” 饭后，丘吉尔和艾登请人带他们去卫生间洗手。第二幕开始的第三遍铃声响过，贵宾却没有回来。斯大林开始着急，派我去找他们。当我们回来之后，艾登发现了斯大林问询的目光，就解释说： “关于波兰问题首相在那里有了一些想法。我们只顾了讲话，没有听见铃声……” 这个解释把大家都逗笑了。回到包厢时，情绪更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邀请丘吉尔和艾登到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家里出席晚宴。在门厅迎接客人时，他指了一扇门说：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谁提到旧事，就让他滚蛋”（2）
“这是卫生间，如果想讨论任何重要的政治问题，你们可以在这儿洗手……” 每次会见丘吉尔，斯大林总不放过机会向他表达自己的好感。也许，他认为英国领导人终于愿意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与苏联发展关系，愿意将他斯大林看作平等的伙伴。当时丘吉尔所作的许多声明和姿态，似乎在不断证实这个结论。在克里姆林宫又一次丰盛的晚宴之后，两位领导人单独呆在一间不大，但非常雅致、绿色调的房间里，它与举行宴会的叶卡捷琳娜厅相连。当时英国贵宾的态度十分软化。呷着白兰地和咖啡，抽着巨大的缅甸雪茄，丘吉尔不止一次地自怨自艾，请求斯大林不要为了英国曾经参加过对年轻苏维埃的干涉而记仇。 “谁提起旧事，就让他滚蛋。”斯大林和解地说。 “可是您能不能原谅我本人曾经亲自组织协约国的征讨？”丘吉尔继续坚持道。 “不该由我饶恕您，”“各族人民领袖”宽宏大量地答复说，“让上帝宽恕您吧。” 10月19日早晨，当丘吉尔准备出发去机场时，给他送来了两个大纸盒子，还有斯大林的亲笔便函。盒子里面装着两个图案精细的花瓶：其中一个是给首相夫人的，上面画着“舟中舵手”，第二个称作“挽弓射熊的猎手”。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隐秘意义？丘吉尔夫妇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的通信中，把斯大林称作“老熊”。只是，克里姆林宫的主子怕是不得而知的了？ 我早早出发到机场送丘吉尔。天气非常糟糕，突然变冷了，下着小雨。机场的遮阳棚容不下所有的人。政府保卫部门军人和便衣人数之多使我惊讶。但是，没过五分钟，便明白了，这样的保安措施是为什么。一大串汽车停在了阳棚前。从第一辆和第三辆车上跳下来了身穿长军大衣的军官。其中一人打开了第二辆的车门——我们看见了斯大林。他身穿绿色带肩章的风衣，戴着元帅帽。从风衣下看得见带鲜红镶条的裤子。斯大林出现在机场，是他想最后给丘吉尔的又一个非同寻常的殷勤姿态。 英国人还没有到，但是，斯大林拒绝走进房子，站在雨中等着。丘吉尔一行终于出现了。跟他们一起，莫洛托夫和哈里曼也到了。 看见斯大林之后，丘吉尔感到惊喜。两位领导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后英国领导人决定照样做出一个客气的姿态：邀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观自己飞机的座舱。座舱的设备装饰非常好。斯大林不禁感叹说，现在他明白了，为何首相如此喜欢周游世界。 1944年12月底，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与丘吉尔保持密切关系的努力。当时，英美军队在阿登地区处境艰难。德军使用大兵团反攻，将盟军逼向西方。出现了战线崩溃、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部被歼的危险。丘吉尔吁求援助。他派遣空军元帅特德前来莫斯科，要他向苏联领导人描述盟军所处的绝境，并弄清楚，红军能否提前展开冬季攻势。“西方正在激战，”丘吉尔向斯大林通报说，“我们能否在元月份之内指望俄军在维斯杜拉河地区或者其他任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我认为事态紧急。” 苏军指挥部当时没有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天气情况极为不利。攻击提前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和伤亡。但斯大林决定向盟军展示“善意”，并且提醒对方，当1942年夏天红军处境困难时，英美并没有驰援。“考虑到西方战场我们盟军的处境，”他给英国首相的电报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加速完成准备工作，并不顾天气情况，不迟于元月中在中央战场对德军发起全面进攻。您可以不必怀疑，我们将做任何可能做到的一切，向我们强大的盟军部队提供援助。” 这个承诺兑现了。一月十二至十五日，红军在700公里的正面向西推进。截至到二月一日，红军在主攻方向上推进了500公里，解放了华沙，来到了奥得河，即德国的新国境线。截止到二月四日，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红军距离柏林只有60公里。盟军距离他们还有500公里。 在利瓦地雅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感谢斯大林帮助了艾森豪威尔，并通报说，阿登地区的局势已经改观。但是，雅尔塔会议上，讨论重要问题接下来的进程却显示，斯大林与英国领导人达成“互谅”的希望落空了。在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上，在波兰问题上，在联合国宪章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争执和对立。与倔强的保守党领袖相比，斯大林更容易与罗斯福相处。 就在打败德国的前夕，英美与希特勒密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秘密谈判，使局面暗淡。 就这件事，正如前文所述，在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信件来往之中有过激烈争吵。但克里姆林宫认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并且，丘吉尔避而不答并非没有缘故。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感觉到，杜鲁门总统，其对苏联的敌意态度早已经不是秘密，认为丘吉尔是真正的同道。在波茨坦用原子弹讹诈莫斯科的图谋尤其使斯大林警觉。对这个威胁，斯大林采用对东欧国家施加强大压力作为回应，结果，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激烈反应。丘吉尔在伏尔顿的演说受到杜鲁门的称赞，显示斯大林与丘吉尔“合作”的希望不过是幻想而已。 此后，从一系列文件中显示了丘吉尔的真正立场。 丘吉尔的私人医生摩兰爵士回忆了1946年跟自己著名病人的一次谈话，当时美国依然独霸着原子弹。 “我们不应该等到俄国做好准备的时候，”英国前首相说，“我认为，他们获得这些核弹还得七年。美国知道，俄国百分之五十二的机械工业企业在莫斯科，并且可以使用一颗炸弹摧毁它。这也许意味着三百万人的死亡，但对他们（美国人）而言，这根本无所谓（他微微一笑）。他们更关心的，是历史性建筑，譬如克里姆林宫的被毁。” 1948年，在与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谈话时，丘吉尔指出： “现在是最恰当的时机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不退出柏林，不离开东德，我们将从地球上抹掉他们的城市……他们惟一能够接受的语言，便是武力的语言”。
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流产的合作
斯大林向美国人建议两国情报机构互设代表处，定期交换情报。实际上，这是罗斯福的想法，只不过斯大林“偷听”到了，决定“先发制人”。 罗斯福出于大选的考虑，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战争年代，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与来访的美国人士会见。这里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其中有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怀登·威尔基，前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美国商会主席艾里克·詹森，美国战略署（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主任维廉·多诺万等等。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美国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苏联领袖认为，与他们进行哪怕简短的谈话都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维廉·多诺万的莫斯科之行便十分有趣。 1943年11月中，维廉·多诺万为了处理自己机构的事务到了当时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多诺万从那儿来到伊朗首都，赶上了“三巨头”德黑兰会议的最后几天。会议结束之后，他跟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一起，乘坐轰炸机改装的美国大使专机飞到了莫斯科。此次访问的最初目的，是苏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就纳粹德国的局势交换资料。 莫洛托夫派杰卡诺佐夫跟我代表外交人民委员，代表内务人民委员到机场的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我在柏林时期的同事萨沙·克罗特科夫，他当时从事对外情报工作——在伏努克沃机场迎接多诺万。 维廉·多诺万完全符合美国人给他的诨号“野牛比尔”：他身材胖大，体壮如牛，说话大嗓门，非常活络，从一见面，他好像认识我们几个很久似的。虽然他在飞机上呆了一夜，但他身上却看不到一丝疲劳。当杰卡诺佐夫问他，中午去见莫洛托夫有没有困难时，多诺万回答，他愿意现在马上就去。 多诺万在哈里曼的陪同下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我翻译了这次谈话。 在相互问候之后，多诺万讲述了自己来访的目的：在目前局势下，即美国与苏联是盟国，并且正在与共同敌人激战，必须动员所有的资源加速胜利。秘密机构获得的情报在这里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多诺万，高度评价苏联的情报机构，并且认为，美苏两国情报机构之间交换资料，将有助于盟军在前线作战。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感兴趣，并说，多诺万应该与苏联有关机构实际讨论这个建议，此后可以做出相应的决策。 就在这时，莫洛托夫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走了进来。他身穿元帅服，右手拿着那个无时不有的、熄了火的烟斗。我们从铺着绿呢绒的长桌旁边站了起来，由于事出突然，多诺万竟然一时语塞，但莫洛托夫显然知道斯大林要来。他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多诺万终于说得出话来： “我非常高兴，能够荣幸地见到您，斯大林元帅……” “请坐，”斯大林请我们大家坐下，自己坐在了桌子中间，“我多次听说过您，多诺万先生，所以决定利用您来莫斯科的机会，亲自与您结识。听说，您负责的那个机构，干得非常出色……”“我也想说，”多诺万连忙回应，恭维道：“苏联的情报机构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正因为如此，我向莫洛托夫先生建议，安排两国机构之间交换情报……”“为何我们不采用固定的方式进行这种合作？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这些机构的代表处？”斯大林提议说。 多诺万转向哈里曼，似乎要他第一个回答苏联领袖的建议。 稍事停顿之后，哈里曼声明说，他认为这个意见是有益的，并表示支持。多诺万迅速附和了美国大使的意见。 奇怪的是，在如此微妙的问题上，两个美国人未经与华盛顿的事先磋商就表示了同意。从哈里曼的回忆录中我们现在知道，在德黑兰时，他跟罗斯福总统讨论过类似的想法，并得到了总统原则上的同意。哈里曼了解苏联对秘密的癖好，他考虑了很久，采取何种方式向莫斯科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出人意料主动提议，大大减轻了大使的任务。但也可能，“主人”决定先发制人，并以此证实苏联情报机构神通广大。因为，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尽最大努力使总统免遭窃听，但是，在德黑兰苏联大使馆罗斯福下榻的房间里，克格勃的“小甲虫”一直在正常运转。每天早晨，我替莫洛托夫连通行证一起，领到一叠克里姆林宫专用“直纹”纸打印的谈话内容，上面用笔补写着与罗斯福总统谈话的每个人的姓名。同样的文件也送给斯大林，所以，他当然知道哈里曼与罗斯福有关美苏情报机构可能合作的谈话…… 在这个问题原则上解决之后，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又呆了一会儿。多诺万接着讲述了自己的印度之行，以及在当地民族主义圈子里十分流行的日本宣传口号：“亚洲人的亚洲”。在这个旗号下，某个辛格少校领导了印度民族军，向英国人宣战。斯大林仔细地听着，也许这时回忆起了现在已经失去意义的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多诺万与内务部的领导举行了会谈。双方顺利地达成协议，即在对方的首都建立特别代表机构，由一名军官以及几个技术性人员组成。 哈里曼和多诺万非常兴奋。但是，两个月之后，罗斯福总统抛弃了这个想法。哈里曼认为，这是白宫幕僚长莱盖海军上将背后捣了鬼，后者根本就不喜欢他。 实际上，总统只不过改变了主意。1944年到了，这对于罗斯福而言，是第四个新的大选年。在已经展开的激烈的竞选期间，克格勃－中情局的合作协议，可能被罗斯福总统的对手巧妙利用。
米高扬谈李维诺夫之死（1）
斯大林死后多年，米高扬透露出了惊人内幕：新疆军阀盛世才几乎成为苏###员。 苏联前外长因为跟美国人来往密切，最后被斯大林下令悄悄处死，安排车祸原来是“领袖”的专长。 我最初感到万分惊讶，为何中国的新疆省在外交部的登记册上被单独列项，并且归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负责。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个省事实上是莫斯科在控制。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当时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阿普列索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跟新疆的统治者“督办”盛世才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使后者将中国的这个省变成为苏联的一个区。盛世才多次携家人来苏联治病和度假，多次见到了“各族人民领袖”。有一次，“督办”请求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 “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斯大林慷慨地说。“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