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曲通向大寺院修道院的公路。 温暖的夜晚，周围是湿润的树叶和树皮的气味。寂静和荒无人烟使我感到大吃一惊。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死了。穿着毛皮大衣很热，所以我脱了它。上到山上，顺着马利亚花园走着。草地上是厚厚一层没有打扫的树叶。沿着人行道——是稍微枯萎的菊花。不知是谁在围城里种的。这是利普基，当年基辅的贵族区。看不到任何破坏。 我沿着“阿森纳尔”工厂的围墙走着。1938年，我从这里去了太平洋舰队。右手是忠于彼得大帝的伊斯克拉和科丘贝纪念碑的底座。革命之后，纪念碑被拆毁并拿去回炉，在其底座上竖起了“马可沁”机枪以纪念阿森纳尔工厂工人的起义。德国人没有动这机枪。这是如此熟悉的地方！我从这儿走过多少次去“阿森纳尔”上班！这不是红军之家吗，从前的军官俱乐部，再往前，一幢别致的、全白色、像块砂糖一样的房子，那是糖厂主人扎伊采夫的别墅。三十年代，那里住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战争开始之前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被枪毙。 在列瓦绍夫街的拐角处（改名为卡尔·利普内赫特街），是从前的波兰总领事馆的大楼。我此后还得回忆起它，回答莫洛托夫与贝利亚向斯大林的报告有关的问题。我向左拐，走向学院路方向。在那儿，在十字路口，就是我的家。等着我的是什么？在透明的月光下，我如此熟悉的街道显得陌生，甚至敌意。几天之前，在这个人行道上走着纳粹分子。现在他们已经无踪无影了。 城里没有电，但我却希望在位于一层的我家的房子里，某个窗户里闪烁着烛光。然而，玻璃后面是地狱般的黑暗。我在门口停下来。门敞开着。旁边的墙上粗大地写着一行“已检查——无地雷！”用颤动的手指敲了敲窗户玻璃——我们家的老暗号：三下，三下，两下。没有回应。走近第二个窗户——那里是父母的卧室。再次敲了敲玻璃。还是没有回应。进到楼里。短短的走廊，两级台阶往上，便是人造革包着的门。机械地按着门铃。没有铃声——没有电。我敲着门——但人造革下面是厚厚一层棉絮。敲门框，先是轻轻的，再用力敲。没有回应。一拉把手——门便开了。我喊着母亲，父亲。无人回应。走入门厅——我随身带着一把小手电。进入客厅，照着墙壁，地板。光线照亮了肆意破坏的痕迹：被劈下来的钢琴盖子仍在墙角，被劈开的没有画布的画框，橱柜的玻璃打碎了，到处是粪便——已经风干了。这意味着，住户离开房子至少有几个星期了，并且，德军士兵，或者在短暂的无政府时期无法无天的盗贼逃跑之前，有过一番肆意纵行。
故宅瓦砾场（2）
进到睡房——这里也有过同样的浩劫。我的房间里也好不了多少。我精心收藏的书，从书柜被扒拉到地上。书已经不多——大部分都消失了。 我用笤帚清理出一块地面，铺开报纸，上面铺上我那奢华的毛皮大衣，想睡一觉。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但睡不着。这几个小时的震撼太强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母早已不在这里了。难道他们遇难了？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心脏有毛病。他可能承受不了纳粹占领时期遭受的新困苦。但妈妈远非年迈之人，她总是精力充沛。她完全可能保全下来。如果她被赶出家门，那会给我留下信息的。早晨，天亮之后，开始仔细搜寻，在床和家具下摸索，探究窗框和家门框。可能，那里会划出点什么，好让我猜透这个谜。一无所获之后，便到城里去找。找遍了所有留在基辅的熟人。有人看见过父亲，有人看见过母亲。但这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活着。心里一阵轻松。但他们在哪儿呢？ 渐渐地，我开始有把握了，也就是父母亲不在城里，并且他们根本不在战线我们这一方。他们是被德国人带走了，或者是自己决定去西方了，因为他们知道在占领区呆过之后，苏联政权回来之后会有大麻烦？实际上，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我脚底下现在有了一枚定时炸弹。我知道我们的习惯做法，因此十分清楚，我早晚会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会，然后被安排在某个不显眼的机构里，并且更坏的结果是，被发配得远远地，或者“找一个什么事”，干脆被清除，因为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这样的人，斯大林是不会让他活在世上的。 后来，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了不让我履险，改换了姓氏，用了母亲娘家的姓。虽然他们生活经验多多，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十分幼稚。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眼线，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穿这点小把戏。而在后来，父母的这种“防备措施”只不过更加挑动了贝利亚。 当我明白父母找不到之后，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每次，遇到“险情”时，我不知为何总是很平静。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时，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某个车站上，拥挤的人群把我和父母挤开，我一个人被丢在了月台上，眼看着贴满难民的火车车厢晃过眼前，将父母带向不知何方。后来，当我长大些时，嗓子里的一块脓肿使我窒息，我同样平静地听到有人对父母说，“自己保重吧，他活不到天亮的……”天亮之前，脓肿自行冲破，于是我活过来了。 但是，我心头却十分沉重。这既是对父母的担心，也是明白必须尽快向莫洛托夫汇报这件事情。然而，想离开基辅并非易事。没有定期的航班，于是必须等着搭顺路的飞机。我手里的证件帮了大忙。警备司令给了我一部“威利斯”，把我送到左岸，布罗瓦雷，到了苏联英雄拉盖耶夫将军指挥的空军部队驻地。他有一架运输机，不定期飞往莫斯科。但是，天气却不适于飞行：低云，大雾，甚至歼击机都停止了战斗出航。 拉盖耶夫请我到他住的农舍里。每天，我跟他下棋到深夜，喝着女主人用甜菜作的家酿酒，然后在正房的小铺上睡觉。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这种无奈的滞留使我着急。我知道，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莫洛托夫可能在我回去之前离开莫斯科。此外，我知道，这件事汇报得越早越好。如果从其他途径知道了，那结果可能是我在企图隐瞒真情。而这一点，按照当时的规矩，是最大的罪过。 天气没有好转，但有消息说，库尔斯克地区的云层散开了。我当然不能告诉拉盖耶夫，为何在我们代表团出发去德黑兰的特定日期之前回到莫斯科如此重要。但是，他感觉到事情十分紧急。于是自作主张派了一架歼击机，把我送到库尔斯克附近的军用机场。次日，我从这里飞往莫斯科。 我紧赶慢赶，还是迟了。莫洛托夫已经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一起两天之前乘火车前往巴库，再从那儿飞往德黑兰。同时我得知，我的外交护照已经办妥，并且当天夜里有一架运输机从伏努克沃机场飞往阿塞拜疆首府，机上为我预留了一个位子。这样，我跟任何人什么也没来得及说，一天之后便抵达了伊朗首都。我打定主意，在完成自己最后一次翻译任务之后，在德黑兰会议结束时把所有情况告诉莫洛托夫，以便不影响工作。开会的日子里，参加全体大会和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的双边会谈，翻译“三巨头”的席间谈话，作记录，准备各种文件，总之非常忙碌，差不多会忘记自己的事。但是，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想象着自己的“被逐出乐园”将如何发生。 会议结束之后，我国代表团分乘几架飞机回到了巴库。从这儿乘火车往莫斯科。我在莫洛托夫的车厢里，利用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他讲了，在基辅未能找到父母。出乎我的意料，莫洛托夫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报告。 “您及时报告给我，这样做很对，”他稍事停顿了一下说，“这种事不能拖。他们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了基辅？”“我不清楚。也许是被德国人赶走了？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一点也不能排除。我想，他们是会找到的。那么您继续工作，并且再不要跟任何人讲什么。告诉了我，这就足够了……” 于是，我继续工作。我照常被叫去翻译斯大林的谈话。1944年春天，我被列入参加在杜巴顿·伊科斯制定联合国宪章草案的苏联代表团，这样，我在华盛顿工作了几个月。我以为没事了。 但是，这不过是我的想当然而已。
贝利亚的报告（1）
贝利亚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其卧室的笔记本里，记录着500多个供其发泄淫欲的女性名单。 他一直在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了”。 莫洛托夫请斯大林在我的工作调动文件上签字，而他的前四位助理，有三位被枪毙，第四位从卢比杨卡监狱的电梯井跳了下去…… 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除了在各自机构的办公室之外，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公用住房。这些房子位于人民委员苏维埃（即苏联政府——译注）大楼的二层。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只不过在不同的走廊罢了。距离“主人”最近的是贝利亚。1941年10月中旬，外交人民委员会疏散到了古比雪夫市，当时所有外国的外交代表机构也都搬到那儿。贝利亚却去了高加索为军队安排石油供应。实际上，他可能是想远离莫斯科，躲过危险时刻。 1941年12月上旬，我和巴甫洛夫被莫洛托夫从古比雪夫召回到莫斯科之后发现，我们的房间已经被占用了，而贝利亚的办公室依然空着。莫洛托夫要我们暂时先在这间办公室安顿下来。 我们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他不太乐意地执行了莫洛托夫的命令，为我们打开了空置的房间。这些房间看起来完全没有使用过，收拾得一干二净，既没有文件夹，也没有一片纸，似乎主人根本不打算回到这儿来。但电话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克里姆林宫内线和政府长途电话。 只剩下我们二人时，我们禁不住诱惑，对法力无边的斯大林秘密机关头子的房子进行了一番检视。 访客首先进入接待室，这里有警卫。右边的门通往秘书办公室，那是两间不大的房间。左边的门通向宽敞的会议室，这里有一张长桌子。后边是首长本人的办公室，连着一间起居室。再往前是卫生间和一小间类似厨房的房间，有自来水和煤气灶。莫洛托夫本人的休息室比这要简单的多，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和斯大林，以及其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有住房。当莫洛托夫生病而又有紧急公务需要请示时，我曾经去过他的家里。苏联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之后，革命领袖们搬进去的房子相当难看，屋顶低矮，房间窄小，家具都是革命前的旧货。以前这些房子住的，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宫当差的，以及沙皇偶尔到旧都来时为其一家人服务的差人。 年轻的革命领袖们十分简朴，因此沙皇前任差役的房子已经使他们很满意了。 但是，从第比利斯奉调来到莫斯科的贝利亚却没有搬进这种房子。传说似乎他说服了斯大林，要求作为国家安全机构的首脑最好住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以防发生敌方突袭或暴动时可以负责救援政治局成员。不管怎么说，“主人”允许他在卡恰罗夫街和花园环线交叉口处占了一幢别墅。结果是，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时间都呆在克里姆林宫，而贝利亚本人却拥有一定的自由并不受监督。贝利亚利用了这一点，用自己的亲信组建一个小队，专门在大街上寻找漂亮的年轻妇女和姑娘。这些人行动起来完全无所顾忌：汽车停在毫无防备的女人之前，身穿国家安全机关制服的军官和颜悦色地以有重要事情为借口请她上车，车门关上——就这样，贝利亚淫欲的又一个牺牲品被带到别墅的内院。通常，女人会先被带到餐厅招待吃喝，然后留下她一个人呆着。 受害者一般不会困惑很长时间。画像上非常熟悉的、活像癞蛤蟆似的那人出现在房间里，戴着夹鼻眼镜，身穿浴袍。贝利亚向女人提出那个要求，如果女人不同意，便强奸了事。护送女人出别墅的军官则会警告女人，如果“泄漏机密”，她本人和家人就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从来没有任何人说起过这些事情。只是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人们才开始谈论。 贝利亚在这方面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他的卧室发现了一本记录，上面写着五百多名受害妇女的名字。 然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发现了最高领导人现行“住房制度”中的危险。所有政要随时都可能成为身处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贝利亚的阶下囚。因此，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所有政治局委员迁出克里姆林宫，在列宁山上为他们建造了高级住宅。但是，领导们又很快从那里迁了出去。空置的高级住宅似乎成为领袖们“出”克里姆林宫的纪念物。 斯大林时期，最高领导人的住房根本不成问题。克里姆林宫内的房子，只要他们还在位，是配给每个人的。如果某人在斯大林那儿失宠，那么莫斯科的房子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失宠的领导人首先会被投入监狱，然后很快会升天。同时，他的家人会被发配到克累马集中营（位于苏联远东，雅库梯亚境内——译注）。 斯大林死后，情况有所变化。失位的领导人不再被枪毙，但必须搬出位于列宁山上的高级住宅。当时便有这样一个设想：设立特别建筑局，在首都最好的区段建设豪华的高级住宅楼，这样，在位的领导人都可以入住。若降职或者退休的话，也不必搬出这些专门按照其趣味和要求建造的房子。 这便是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住房问题历史的简单回顾。 在贝利亚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惟一令人满意的，是经常有热水的卫生间，还有政府长途电话。有时我们必须与留在古比雪夫的维辛斯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英国处和美国处联系，询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有时我们俩甚至还可以与各自留在古比雪夫的妻子通电话。有一次，正在通话当中，我发现有人接入。我与妻子佳丽亚简短告别后，挂上了电话。很快，政府专用长途电话响了起来。 “喂……” “你有什么权力使用首长的电话？”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道。 “你是谁？能不能先通报一下？” “我没时间跟你客套。谁批准你进入这间办公室？你是谁？”这个声音威胁道。 我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想示弱，因为我是合法地呆在这里的。 “请先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使用政府电话线？” “我是谢罗夫将军。我负责政府通讯。我接到报告，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政府线路进行私人通话了。” 我的确曾经两次有私事打电话到古比雪夫。佳丽亚当时怀孕不久。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就要出生了。佳丽亚身体非常不好。我在为她搞各种药，有时顺便捎过去一些能买到的食品，用电话通知她具体带东西的人，以及询问身体状况等等。这样的通话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分钟，所以我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就像上次在利沃夫一样，我再次碰上了谢罗夫将军。他肯定已经忘记我是谁了。因此我答道： “我是别列什科夫。如果记得的话，我跟您曾经在利沃夫见过面。贝利亚同志不在时，我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命令在这里办公，我是他的助手。您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 “我现在古比雪夫，所以不知道情况。”谢罗夫慌里慌张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