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只酒杯。贝利亚当时客气至极。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他对嫌疑人说道，“看看您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些什么呀？您怎么会是特务呢？这真是胡说八道……” 马伊斯基对当时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他认定，这是斯大林总管的又一个狡猾的圈套。他想，如果说自己不是特务的话，一定会挨打的。 “不，拉夫列基·巴甫洛维奇，我是特务，英国人召募了我，这是真的……” “您别说这些傻话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您根本不是什么特务。这是他们在诬陷。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了。挑拨离间者会得到惩罚。而您现在可以直接回家了。” 马伊斯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他在考验人，并且马上就会开始嘲笑他？ 一个军官走进办公室，将嫌疑人进牢房之前收走的衣服物品放在他的面前。 贝利亚将马伊斯基让进卧室换衣服。 “这样了，”贝利亚向马伊斯基伸出手来说，“请您宽宏大量，原谅吧，这是个误会。车下面在等着您……送一送。”他对军官吩咐了一句。 在斯大林死后和贝利亚被捕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贝利亚将自己打扮成揭发者，指控自己手下人滥用职权，越权，残酷对待人犯。为了推脱自己，他匆忙逮捕并枪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侦查部门的负责人柳明和其他刽子手。 但是，当时，为了捏造“莫洛托夫英国特务案”，马伊斯基和波莉娜却是有用的。从马伊斯基讲述的贝利亚主持的审问中，大约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情景： 莫洛托夫似乎在其1942年春的伦敦和华盛顿之行期间被英国人召募。当时巴甫洛夫担任他的翻译。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安全军官。他们乘坐临时改装的苏制远程轰炸机先飞抵苏格兰北部，然后换乘夜间专列快车从格拉斯哥到达伦敦。为了安全起见，苏联代表团的代号为“布朗先生使团”，安东尼·艾登在机场上迎接了他们，也由他陪伴客人抵达英国首都。莫洛托夫与艾登一样，各有一节高级车厢。车厢里，除了部长专用的宽敞包间之外，还有翻译和警卫的单间卧房。深夜，艾登带着自己的翻译来到莫洛托夫的车厢。他敲了敲人民委员的门，门开了，他们二人走了进去。 当时，我们国家有一条严格规定：任何人，甚至政治局委员，必须在至少有一名，最好是两名苏联“证人”在场方可与外国人进行谈判。这种“证人”一般由翻译充任。但是，当时莫洛托夫却跟艾登及其翻译单独呆了近一个小时。他们谈了些什么？只能是“串通”。这个情况当时即被随从中的某人记录了下来。在某个时刻，相应的报告一直放在贝利亚的文件中。现在，它成为“证据”，即就在当天夜里艾登召募了莫洛托夫，使后者成为英国军情局最有价值的谍报员。正是当夜在夜行快车里进行的那场谈话的“机密性质”，可以解释为何莫洛托夫严重违反了斯大林有关不得与外国人单独相处的严格规定。 多年来，莫洛托夫一直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在政府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斯大林早已经不再拿自己周围人的意见当回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必须要考虑社会舆论。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虽然有某种意义，但仍然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因为其他人的妻子也都在监狱里。所以，在最后几年，斯大林在一步步地破坏莫洛托夫的威信。在中央全会上，以及在其他更小范围内，他谈到了莫洛托夫的“错误”，谈他没有顶住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向西方“投降”等等。与此同时，他逐步将莫洛托夫往后推，把他排斥出政治局。为了最后的打击，逮捕和宣布此前的亲密战友是特务和人民公敌，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然而斯大林之死，止住了这次打击。 在最后的几年，鳏居的莫洛托夫一直住在莫斯科郊外朱可夫卡的别墅里，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敬三杯酒：“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波莉娜干杯！为共产主义干杯！”当有人问道：“怎么可以这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难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莉娜，并且差点害了您本人吗？”他的回答总是一如既往：“斯大林是个伟人……”
《新时代》杂志（1）
一个普通刊物改名，也要斯大林亲自批准。 “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恐惧，他担心上百万到过西欧的苏军官兵们会像十二月党人一样发动起义。 斯大林再次开始逮捕、迫害，将国家再次置于残酷恐怖与极端排外的窒息氛围之中。 截至到1945年3月份，翻译和编辑的挑选已经完成，我们开始准备出版《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英文和德文版。不久又决定出版法文版。我是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编辑，但我的法文知识不足以保证翻译的质量和正确性。我不得不另外寻找合适的人选。外交部推荐了切格达耶夫，他在战前曾在苏联驻法国使馆工作过，法语流利。 在打败德国以及战争在欧洲结束之后，我们杂志的名称过时了。写着《战争与工人阶级》的封面无论如何不适应已经开始的和平时期。列昂捷夫要我们大家都想一个新的名字。 很快，我们拟出的各种各样的名称形成了一个清单。讨论的结果，其中的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再次形成了一个清单，列昂捷夫转给了莫洛托夫，后者则转给斯大林定夺。 应该说，我们的思路集中在仅仅几个非常表面化的名称上。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方案：《和平与工人阶级》、《国际生活》、《国际综述》、《国际事件潜望镜》、《世界轨道》、《政治与生活》等等。我们等待答复的时间大约有两周多。新一期的出版日期一天天接近，编辑部里大家都十分着急，因为都看到了战后保持旧名称的不妥。 终于，信使出现在我们位于卡拉什街的编辑部（后来，这栋别墅成了日本大使馆）。他带来了有五个火漆封印的大型红色信封。我们都知道，这来自斯大林的秘书处。签收之后，列昂捷夫剪开信封，取出了写着我们建议的那张纸。在右下角有“新时代”几个大字，和斯大林签名的缩写。我们的方案，没有一个让“领袖”满意，所以他自己给杂志起了名。 问题解决了。但是，“主人”的选择却使列昂捷夫左右为难。当时，许多人对革命之前极端反动的、由黑帮分子苏沃林出版的报纸《新时代》记忆犹新。列宁曾经用各种骂名与其进行过激烈辩论。大家都知道，列宁与自己的对立面辩论时善于使用各种激烈的修饰词和标签。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莫斯科记者是美籍俄裔阿姆菲加特洛夫。记得有一次，他找到我，骄傲地对我说，他祖父的名字在列宁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到。出于好奇，我查阅了《列宁全集》中提到美国记者祖先的那一页。原来，列宁称呼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娼妓阿姆菲加特洛夫”。这位引起了列宁辩论怒火的作者，大部分文章就发表在《新时代》上。同时，让我们总编特别恼火的是，这个苏沃林报纸的编辑和他是同姓，也姓列昂捷夫。 我们已经订制了俄文、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而列昂捷夫的疑虑更重了。他不能违抗斯大林，同时对这个不合时宜的类似不能释怀。将来，当杂志出版之后，一旦有人向“主人”提醒到这个不巧之处，斯大林的怒火一定会降到编辑部头上，他会问：为什么没有预先提醒。 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列昂捷夫最终还是下决心向斯大林报告。这在技术上非常简单，因为编辑部里就有连接克里姆林宫的直拨电话。这个电话响起来时，一般斯大林本人接听。但是，惊动领袖，并且怀疑他的决定这可非同小可！ 斯大林听完了列昂捷夫的想法，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样的，当时是一个新时代，现在是另一个。战争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了。敌人被打败了。我们的周围都是朋友。新的时代到来了……” 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列昂捷夫的疑虑烟消云散。 在那一刻，斯大林是否真的相信，新时代已经到来，与西方列强的合作关系可以保持下去，在国内也将不再追寻“敌人”，苏联和全世界的好时光已经来临？国家辽阔的土地上一片废墟。千百万人蜗居在土屋里，物资匮乏。并且还要完成加入对日作战的承诺。但这被看作一场短暂的战役。最主要的，是尽快为居民创造基本生活条件，重建遭到破坏的一切。也可能，当时斯大林相信，美国人将会帮助我们。也可能，他已经打算节制自己的胃口，进行妥协？因为，刚刚入主白宫的杜鲁门使人相信，在国际事务方面他打算继续罗斯福的方针。 前不久的盟友间关系紧张，这是谁的责任？西方的某些研究者认为，反希特勒三大国联盟的所有领导人在同等程度上都已经对继续这种盟友关系不感兴趣了。在我看来，战争刚结束时，苏联领导人极力在保持信任气氛，然而在一系列情况下却又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这种气氛。这里的原因是，斯大林的疑心太重，他倾向于用“上一场战争”的概念进行思考。他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即在苏联周围有几个国家建立一个地带，而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他可以完全放心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引起了英美相应的反应。但是，那里也并不大关心保持良好的气候。杜鲁门对前来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莫洛托夫进行粗鲁攻击，使斯大林有理由认为，美国新政府正在放弃罗斯福的政策。此后在波茨坦，杜鲁门企图用原子弹讹诈苏联，在莫斯科制造出了一种受到严重威胁的气氛。由此，斯大林的行动在西方被解释为苏联威胁。对抗开始加剧，“冷战”展开，并有演变为“热战”的危险。 美国掀起了一股###浪潮。作为回应，苏联也展开了更残酷的反帝斗争。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合作斗争中形成的相互好感依然存在，而双方却都在让各自的人民准备对抗。正是在四十年代下半叶，我国发起了与“世界主义”和“崇拜外国”作斗争的宣传运动。我觉得，这里企图达到两个目标：驱使人民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侵略者”，在国内重新制造恐怖气氛。 我想，是“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不得安宁。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期间，数十万俄军官兵到了巴黎。沿途他们了解到了西欧各国民众的生活及其条件，与实行农奴制的俄国有天壤之别。他们感受到了甚至在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依然处处散发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俄国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这些，并带回了彼得堡。几年之后，参议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 现在，成百万的苏军官兵到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走过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土地。他们看到，甚至在五年战争的破坏和希特勒的占领之后，那里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暗淡无光，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比苏联人活得好。不仅仅在东普鲁士，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农家的地窖里挂着整块火腿，还有香肠和奶酪。身处斯大林国家农奴制下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早就不记得这些东西了。所以，令“各族人民领袖”非常不安的是，当他禁锢在隔绝和无知中的这一大批人回到家里，并开始比较时，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情况也使他不安。战争期间，许多人克服了自卑综合症，和党组织灌输的等待上级指示的无条件反射。甚至普通士兵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往往必须自行决定作什么和怎么作，根据情况采取行动。这等同于斯大林一直企图在自己的臣民心中打消的自由感。这也促使人们克服了恐惧感。可是，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恐惧感之上。如此一来，出现了对体制的威胁。必须拯救这个体制。 于是，官方的新闻宣传开始诋毁所有“外国”的东西，甚至旧俄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法式面包”被改名，成了“城市面包”，列宁格勒十分著名的咖啡馆“诺德”被改为“北方”。在所有地方都要有“本国优先”。任何没能体现本国优先的东西，就应该受到排斥。遗传学和控制论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任何人，只要他胆敢正面评价西方的某个发现，会立即被贴上“世界主义的丧家之犬”，以及在“外国事物”面前奴颜婢膝的标签。那些曾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生活过的人，遭到了怀疑。在各种表格上专门加入了这一栏。似乎当时人们是自愿呆在德国人那儿似的，因而是他们自己的错，而许诺在敌人的领土上消灭侵略者，而后造成红军撤退到伏尔加和高加索的苏联领袖们，则与此无关。数十万人被捕，由于“领袖”的意志在战争最初几天未能撤退，陷入大包围的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又开始了随便抓人，许多无辜的人被立案调查，先是“列宁格勒案”，此后则有“医生投毒案”。 。。
《新时代》杂志（2）
斯大林可以满意了。他又一次将国家置于恐怖之中。但是，这个成就最终反过来对付他自己。当他临死时，居然无人可以帮他。因为他所有的主治医生早都被投入监狱。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斯大林之死
斯大林竟意外地死于自己又一次创造的全国恐怖之中。 据我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 苏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中指出，贝利亚曾经打算苏联建立合资公司，市场经济，并企图从奥地利撤出苏军，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 似乎我们在40年前曾错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机会。 我们，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暴行。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我国人民严厉，然而智慧、公正、善于关心人的父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我们将他崇拜如神，敬仰他。我们把能够在他身边工作，都看作是巨大的幸福，看作一种荣誉，得到它之后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对我来说，能够翻译他的每个词，这体现了最高的信任，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和巨大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满意。他赞许的微笑对我们意义非凡。所以，我父亲的事，我没有把它归到斯大林身上，而是归结到混进他身边的坏人。因为正是斯大林自己的那篇《胜利冲昏头脑》企图制止强制集体化期间的无法无天。他毫不犹豫地清除并处死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亚戈达，贝利亚和其他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龌龊事情而脑袋搬家。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那些脱离列宁预先做出的决定或者对之进行歪曲的人。 千百万的苏联人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则可以说是偶然有幸，千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在“领袖”的身边工作。 战争年代里，当时我经常被召到斯大林那儿，镇压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我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人消失。可怕年代的那些艰难困苦团结了人们，强化了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人们都以为，那个周围都是敌人和破坏分子的年代不再会回来了。40年代末新一轮逮捕和审判令人觉得没有理由，令人难以理解。谁也不愿相信会出现新的敌人。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挺住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够毁灭它。那么现在谁还敢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事情不对头，似乎又要教我们自相残杀。有人，但当然不会是斯大林——他是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