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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之行（3）
总体上，这些俘虏的生活不错。他们按照各自的专业工作，精神饱满。由单独的房屋组成的小村里，环境良好，有俱乐部，运动场，花坛，细黄沙铺设的道路两边种着小树。与战时在德国苏联战俘的非人条件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但是，在经过如此长期的俘虏生活之后，他们渴望回到家乡，而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维特先生，您对苏联的欧洲政策有何看法？” “首先，你们应该打破孤立和敌意的包围圈。在战后年代，敌人的形象在西方人深入人心。应该努力用相应的行动来展示并证实，苏联对西欧不构成威胁。首先应该解决所有占领军撤出奥地利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恢复战胜国外长磋商机制。印度###虽然遥远，但那个地区冲突的解决将促进欧洲局势的正常化。法国人在那里陷进去了，他们想尽可能体面地撤出印度###。你们的中国朋友可以有所帮助。最好当然是组织一个有关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借助这样的会谈，各大国主要政治人物之间可以建立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目前许多问题有待于苏联采取主动。” 我得到了一整套的建议。我有东西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但还想跟作为过去重大事件见证人的维特谈一谈。在我面前的正是活的历史！拉巴罗……1922年春，契切林带着列宁签署的授权前往意大利与协约国领导人谈判。盟国要求他们尚未正式承认的苏俄政府支付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务，只有这样才会谈到承认。契切林坚决反对满足这些要求。在谈判者身后隐约可见战败国德国的影子。重要的政治家之间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英国首相洛德·乔治，法国外长巴图，德国总理维特，德国外长拉特瑙。操熟练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契切林也在进行非正式会谈。西方列强企图将苏俄孤立起来。但契切林有所突破。他向被英法虐待的德国提出诱人条件。德国外交部负责东部事务的马里察说服拉特瑙接受苏俄的条件。维特也表示同意。1922年4月16日，签署了拉巴罗条约。德国与苏俄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迅速得到恢复。 我问维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当时的局势的确非常紧张。全部的问题在一夜之间谈妥，黎明之前签署了条约。它具有爆炸性。英国和法国人非常愤怒，要求撤销协议。我们的情况也不轻松。埃伯特总统倾向于跟西方盟国达成协议，因此我们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他。但整体而言，这是个好的、正确的条约，它使德国松了一口气。” “总理阁下，您在我国受到尊重，正是与您本人在签署拉巴罗条约中的作用有关。” “那么，我对此表示感谢。” 我们告了别，然后我前往“帝国”饭店，以便将这次谈话详细记录下来。 回到莫斯科的次日，我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与约瑟夫·维特的见面，并将谈话的记录交给了他。 莫洛托夫快速看了一遍之后说： “我以为，您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有什么打算？是不是想回到部里来？” 我没有信心是否会得到类似的建议。但以防万一还是仔细考虑过一遍。现在，记者的工作完全能够使我满意。这里也比外交部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性和表现主动性的机会。无论给我什么样的职位，在经济意义上编辑部要好得多。更何况在经过多年的被贬之后重拾旧事似乎不太愉快。我谢过他的建议，并说愿意继续作记者。“您自己定吧。”莫洛托夫没有坚持。 我需要在杂志上发表有关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的报道和对维特的采访。但迄今为止，我一直用的是笔名，而去维也纳以及向维特自我介绍则用了真名。所以我不得不请示莫洛托夫怎么办。 “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他果断地说，“再没有必要用笔名了。” 莫洛托夫不再为我担心了。贝利亚已经被枪毙。可是，莫洛托夫熟知我们官僚的习性，认为有必要再保护我一段时间：他将我列入了1954年印度###问题维也纳会议和1955年夏维也纳高峰会议记者组的名单，以及1955年“冷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七人记者组。 接下来一切便自然而然了。 至于维特的建议，他所谈到的许多东西得到了实施。1954年在柏林举行了两个大国的外长会晤，当年夏天举行了印度###会议。接着，1955年与奥地利签署条约，占领军撤出其领土。此后，阿登纳访问了莫斯科，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战俘回国…… 。 想看书来
在北京（1）
蒋介石政府的顾问鲍罗廷亲口向我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秘闻，以及有关周恩来的个人情况。 由于我采访的名单将周恩来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剧院里会见我。 我记录中国之行的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出版。 回到莫斯科，一位惊人美丽的姑娘打破了我对女人的特殊原则。 筹办《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外文版，是从寻找高水平翻译开始的。莫斯科有两个机构里的翻译人才较多：后来改名为《进步》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部。这家报纸的俄文版仅出几份，为的是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能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监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说起来就是——《MoscowNews》——以为它只有英文版。该报的主编是鲍罗廷——我正是找他咨询。 我刚开始对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无所知。鲍罗廷和他的员工们态度友善，随时准备帮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奥妙之处，结果我实际上在《MoscowNews》实习了几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报纸的编辑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维街的同一栋楼里。 我跟鲍罗廷成了好朋友。对我而言，与他交往特别有教益，有意义，尤其是当我得知他就是那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国报纸上的鲍罗廷。当时，他是我们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顾问，在调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他们协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政府搬到重庆之后，鲍罗廷也到了那里。他的官邸紧挨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处。 鲍罗廷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儒雅的领导者，理性、平和，同时又坚定，顽强。从鲍罗廷那里，我得知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那时中国的两位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蒋介石到自己的司令部谈判，逮捕了他并打算枪毙他。中共领导明白，国民党的内讧将会弱化抗日斗争，所以，虽然共产党人受国民党之害不少，但认为不能除掉公认的国家领导人。这件微妙的事情交给了周恩来。 蒋介石被关在隔壁房间里，这边，周恩来与二位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实施自己的意图，为了中国的前途释放这个囚徒。最终，将军们同意了释放蒋介石。 鲍罗廷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事情，培养了我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国家的兴趣。但我们的交往却突然中断。有一次，当我来到《MoscowNews》之后，却没有见到鲍罗廷。有人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