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他藏在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出现各种说法，似乎元首乘坐潜水艇到达了某个荒岛，并且在那里找到了藏身之处。有人甚至在某个偏远的修道院见到过他。另外有人相信，在阿根廷的某处见到过他。如此说来，斯大林给了希特勒多年来半神话式的阴间存在。 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残酷的罗曼史”，使德国和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和苦难，就这样结束了。
红色厂长（1）
红色厂长符拉基米诺夫是骑兵出身，对生产一窍不通。我父亲是总工程师。 在经历了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艰难困苦之后，基辅的生活就像在天堂一样。 在1923年8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客轮“科尔措夫”号绕过内战时期被炸毁、还没有修复的铁路桥灰色的花岗岩骨架，驶向基辅。左舷绵延的是切尔托罗伊岛和特鲁哈诺夫岛的浅滩。微风带来了被太阳晒热的红藤的芳香。城市的侧影从甲板上看得很清楚：教堂金色的圆顶，公园浓密的树冠，城市下游波多一带工厂的烟筒等。轮船放慢了速度，船头调转成逆流方向。我们慢慢接近白码头——基辅港的客运码头。 我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栈桥上。他身穿一套奶油色茧绸西服，戴同样质地的帽子。我们分别的这段时间里，父亲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好多了，显得气派了。他的知识和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再也不用靠做鞋子和煮肥皂养家糊口了，可以在“布尔什维克”工厂技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位置上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这是当时生产农业机械和制糖设备的一家大型企业。 轮船很快便靠岸了。栈桥上放下来一条宽阔的跳板。父亲挤着穿过旅客人群，飞快地朝我们走来。久别之后的妈妈吊在父亲的脖子上，所以我似乎再也等不着轮到我的时候。这不，父亲抱起我，亲吻着，烟草的气味冲进我的鼻子，精心修剪的黑色小胡子扎着我。搬运工拿着我们的东西——藤条箱，盒子，木板箱子和包袱等。 我们走上了码头前一个宽阔的、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车夫们在这里排成队。在一批久经风雨的四轮轻便马车之中，有几辆非常雅致的马车。虽然经过了革命，内战，破坏以及德国人、斯克罗帕斯基黑特曼、彼得留拉、白军，波兰人、红军等在基辅多次更迭的当局实施的没收，这些旧社会的残余奇迹般保存了下来。车座上端坐着身穿深绿色坎肩，头戴同色绒布高筒大礼帽，身材结实的车夫们。稍远处，旅客们在跟马车夫讨价还价。壮硕的马匹、带铁钩的平板车可以把大件行李送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货物用帆布盖着，用绳子捆扎好，不论天气多么糟，都会安全地送到主人手里。我们的行李不多，也被装到这个的平板车上。父亲把地址给了车夫，那人立刻就赶了车上路走了。妈妈急了： “他不会连同我们的行李一起消失吧？” “这不可能，”父亲安慰她说，“车夫们都是自尊的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 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正派的人。因内战而破产的农村里，每个人都是看见什么就拿什么，父亲的无所顾忌使我感到非常困惑。也就是说，在这个大城市里，还有不骗不偷靠得住的人？于是我想起来了，父母亲给我讲过革命前的彼得堡的一些事情，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父亲解释说，这是工厂的马车。马厩、马匹和马车是从“布尔什维克”工厂前任主人——捷克资本家格列特和克里瓦涅科——那里得来的。马车夫伊万叔叔从车座上下来了，他非常客气，周到同时自尊。后来，我跟他成了好朋友，在马厩里总是一呆就好几个小时，帮着他照看那些马。来接我们的马车车身是黑色，闪闪发亮，描着金色小花饰，有橡胶轮子红色辐条，缎子枕头，两个闪闪发亮的红铜电石灯。伊万叔叔帮妈妈在后座坐定，然后把我安置在妈妈对面的折叠小椅子上。 马车沿着鹅卵石马路平稳、静静地走着，一面在富有弹性的弹簧上舒舒服服地摇来晃去。橡胶马蹄铁使得几乎听不见马儿跑起来的声音。伊万叔叔嘴里不停地喊着，时不时地对行人喊道： “闪…开…了！” 现在似乎很难相信，我童年时代城市里个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依然是为人类服务了数千年的马！直到三十年代初，基辅才有了出租汽车，而马车夫跟卡车的竞争一直持续到战前。 我们走上了符拉基米尔小山的陡坡，来到了克列夏季克。太阳已经偏了西，照亮着大街的左侧。这里的人衣着十分讲究。人行道上咖啡馆的小桌旁，人们随意坐着，呷着冰镇饮料。古罗斯风格的中央市场本萨拉布卡周围的人更多了。西瓜和甜瓜堆到了马路上，到处是贩售水果的摊点，卖冰激凌的棚子和羊肉串的火炉子。 我们在这里向左拐，然后沿着比比科夫花园路（现在已经改名为舍夫琴科）上行，路的两边栽种着高高的、金字塔形的杨树。路左边的槐树枝条上压满了迟开的白花，从植物园铸铁栅栏上伸了出来，散发着另人迷醉的芬芳。接下来是犹太市场，于是我们立即跌进嘈杂拥挤的人群。卖货的人不断地拦住我们的去路，兜售自己的商品，卖力地夸赞着手里的东西，喊出价格，然后马上开始降价。真是一幅浓烈而又色彩丰富的图画！ 好不容易走到布列斯特－立陶宛公路上，马车跑得快了些。又走了三公里左右之后，我们到了。左边的墙后，是“布尔什维克”工厂的厂房。紧挨着是从前属于工厂主的一个庄园。我们的马车在两扇高高的漆成白色的木板门前停了下来。伊万叔叔敏捷地跳下车座，打开大门，牵着马走了进去。马车稳稳地走过门槛，于是我们就到了铺着长条木板的院子里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红色厂长（2）
左边，大约有三十米处，是工厂的院子。在右边，金属网栅栏和同样的一扇门隔开了一条林荫道，它通往一幢绿顶小别墅。半圆状的窗户，门口的圆柱和外廊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地主郊外的家居所在。 父亲带着妈妈去看房子，而我马上跑进了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许多寂静的角落，类似竹子一样一丛丛异国的植物，和一个爬满常春藤的凉亭。这里长着观赏树和果木，核桃树，马林浆果树丛，红茶和黑茶草。花园里还有几个水潭，栽种着睡莲，安着小喷泉，有花坛和蔷薇花圃。在爬满野葡萄藤的外廊对面，有一个圆锥一样用矿渣砖砌起来的台子，上面长着许多玲兰。从台子那里，铺着黄沙的小径通向四周。庄园里还有一个花匠。他是个相貌堂堂，十分体面的人，非常尽心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再往前，花园的深处有一个厢房。我后来知道，里面住的是总会计师舍赫特以及工厂的消防队长，前沙皇军队的军官别列克列斯托夫。我们跟红色厂长符拉基米诺夫合住这幢房子。我们这一半略微小一些，有五个房间——比我们需要的多得多。妈妈说，三间房子——两个卧室和一间起居室就足够了。为这几间房子勉强找来了一些家具——在无政府状态的几年里，房子里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了，房间里空空如也。当我交了一帮小朋友之后，在两间空屋子里安排了一个业余儿童剧团。我们还有一个洗漱间和小厨房，从那里通往外廊的走廊上放了许多大柜子。妈妈鉴于饥饿年代的惨痛经验，马上在这些柜子里装满了米，面粉，砂糖，土豆，腌菜等其他东西。不过，当时并没有这个必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基辅，什么也不缺。 随着十卢布票子的出现——大张的票面上画着农人和锻工——卢布变得值钱了，并且可以兑换。我的父母在国内漂泊期间，牙齿全部坏了，所以花二十卢布买来了沙皇时期的三个十卢布金币准备镶牙。卢布可兑换使得我国的企业家、作家、演员出国时没有资金上的困难。到处都愿意接受卢布，甚至比美元更受欢迎。人们当时喜欢唱一支民谣： 卢布啊，我的十卢布， 老百姓和官员都喜欢你…… 我跟妈妈每周一次乘有轨电车去犹太市场采购。这种罕见的丰盛多彩的景象迷住了我，四周水果蔬菜的香味令我目眩。只花两卢布，我们就装满了两个大篮子，非常吃力地弄回家去。有时，我被打发到食品杂货店老板帕莱姆斯基那里去买食品。按照妈妈的单子，他称好肉、鱼，黄油，奶酪等等，把东西放到小篮子里，然后把账记在柜台上的厚本子里。父母一般不给我钱，所以，帕莱姆斯基谢过我买东西之后会说： “父亲发了工资以后再结账吧……” 附近住的人都在他那儿赊账买东西，并且从来没有发生过误会。卖香肠的朱科也是这种做法。我最喜欢去他那儿了。熏制作坊的味道老远就引诱着，柜台后面，天花板下的橡木梁上挂着火腿，熏肠，一串串的灌肠。但是，我常去朱科作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偷偷爱上了他那金黄色头发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经常在柜台上帮父亲。 基辅的最初几周，就像童话梦境一般。肯定有过下雨，天空布满了灰色的乌云，但是我记得的只有初秋那些温暖、温柔、色彩温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经过一段乏味而简单、没有水电的乡村生活之后，那里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蹂躏过后刚刚开始恢复元气，这里，城里的一切都是我惊异：街上的路灯，铺着柏油的人行道，沿着铁轨飞驰的奇妙的有轨电车等等。更不用说当时不多见的小汽车了！这里的一切是那么地令人难以置信，那么的奇妙！ 当我一个人在家时，成几个小时不停地摆弄开关。当时我还不明白，电灯为什么刷地就亮了。我老是觉得，那个让电灯点亮的东西应该过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灯泡。所以我想要抓住这个空隙。我从未见过的小圆白面包，带红色圆头的荷兰奶酪，西瓜等等样样使我感到惊异。在此之前我只见过甜瓜。客厅里，父亲的写字台上放着的一个玻璃罐子更是完全不可思议了。一根导线接出来到耳机，顶上有一个按钮，可以使小轴摩擦到晶体，这样可以“抓住”人说话的声音或者音乐。这是矿石收音机——那个时代的技术奇迹。 我们的邻居——红色厂长符拉基米诺夫——让我从第一天起就喜欢他。他对我就像是跟大人一样，就像跟自己一般大的人，仔细地听我说话。就凭这一点，他得到了我的好感。而父母还把我当傻瓜，并且我觉得，他们从不放过机会表明这一点。 红色厂长对生产当然是一窍不通了。他应该进行“政治领导”并且监督技术专家，也就是我父亲。我马上就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很信任。符拉基米诺夫把大小事情都交给我父亲，他并不干涉厂里的工作。内战和武装干涉期间，符拉基米诺夫曾经先在比萨拉比亚地区进行游击战、后来加入红骑兵，是柯托夫斯基师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所在的部队被投送到远东地区跟日本侵略者作战。他战功卓著，获得了红旗勋章，最终从滨海边疆区带回来了一个小巧玲珑、十分可爱的日本籍妻子。她非常和蔼，勤快，从早到晚都在忙活着，每天把浆洗的衣服晾在院子里，还会做各种馅的饺子。他们家有一个三岁的女孩子，名叫佐雅——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她总会从妈妈的手里挣脱出来，光着身子跑到我们这边来，一边喊着“女婿，女婿！”——追着我满屋子跑。这使我感到万分难为情——除了香肠老板朱科的女儿之外，那个时候我对其他所有女性持怀疑态度。 。 想看书来
红色厂长（3）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工厂的管理和全部的责任都落在我父亲的身上。甚至工厂的安全保卫他都信不过别人。更何况他也明白：自己是革命前的专家，所以，一旦发生事故，他可能会被指控破坏，后果严重。在父亲被任命到这家工厂前不久，锅炉房燃料用的三个油罐之一发生了火灾。为此，当时的总工程师，也是个旧“专家”，被逮捕并发配到集中营去了，尽管起火的原因始终也没能查出来。这个烧焦的、锈蚀斑斑并且翘得弯弯曲曲的油罐就是可能发生的怠工事件的警示。工厂的消防队长别列克列斯托夫总是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的尽职尽力，每天早晨都要来汇报工作。甚至每个星期天早晨，当我们全家在外廊上吃早饭时，他也会出现，一只手放在制服帽檐上，正步走过花坛和草坪。当他走到近前时，声音洪亮，按照军人的方式报告道： “请允许向您报告，工厂里一切正常。消防队长别列克列斯托夫。” “您这是干嘛，”父亲对他说，“干嘛这么正式？请坐下来，喝一杯茶……” “不可以。我正在值班。我走了！” 他踩着鞋跟转过身去，迈着同样的正步，沿着一条直线离开庄园。每天早晨都会上演这一幕。别列克列斯托夫一次也没有接受邀请喝茶，父亲称他是个真正的形式主义官僚。但是，父亲终究没有完全指望他，坚持每天晚上巡视厂区，检查在门房值班的警卫等人员。 有一天夜里，我被卧室外面母亲的高声呼叫、非同寻常的嘈杂声和跑来跑去的脚步声惊醒了。窗外是一片漆黑。也就是说，到天亮还有很长时间。为什么父母亲还没有睡觉？ 我光着脚下了床，走到门旁，略微打开了一点。我的面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父亲穿着衣服，半躺在椅子里。衬衣的衣领是解开的，衬衣和脖子上可以看见血迹。妈妈身披睡袍，坐在椅子上父亲身旁，正在用一块湿毛巾敷在父亲的脸上。我放声大哭，朝他们跑了过去。 “不要哭，”父亲劝着我，“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厂里检查的时候，我在油罐旁边看见了一个人。我喊了他一声，可是那人却跑了。我去追他。黑暗中没有看见铁梁，一下子撞上了。冷敷之后就没事了……” 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训斥了一通别列克列斯托夫。后者加强了夜间警卫，但父亲并没有停止夜间巡视，而鼻梁上的伤疤却永远留了下来。 我非常喜欢在工厂里玩耍。这并没有人禁止我。门卫们很快就习惯了，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在意。但不允许我到车间里去。不过，行政楼里我可是常客。红色厂长和总工程师的办公室并排在一起。一个大房间里放着许多桌子，后面坐着厂部的员工，从这里，高高的橡木门通往他们的办公室。玻璃隔墙后面是打字间。这里端坐着身穿白色绣花衬衣，黑色长裙的女士们。她们高高的头发教我想起妈妈家族相册中的相片。她们非常熟练地敲击着“伍德伍德”的键盘，给我的印象一点儿也不比矿石收音机差。女士们用热茶和小面包圈招待我。我们处得很好，于是我见识到了打字的秘密。复写纸特别的气味至今令我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年代。内战期间，这些女士们在红军部队的司令部里工作，编辑打印那些粗识文字，或者干脆大字不识的师团长们的命令报告等等。 有一次，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我碰上了红色厂长。他身穿军便服，深蓝色马裤，皮靴擦得雪亮。我已经要溜走，但是符拉基米诺夫叫我过去，把我放在自己的膝头上，开始问东问西。我骄傲地告诉他，已经学会了打字。 “围着裙子转，这可不是男人的事情。”厂长说道，“最好去各个车间，见识见识工人阶级。那里能学到有用的东西……” 父亲支持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