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驻德记者见闻:柏林日记》完本全集阅读-第14部分-人文书库

柏林，1月30日
马尔文·布雷京里奇到这里了，明天我将去加米施作一次短途旅游，这是希特勒的新闻主任和亲信迪特里希博士组织的，以便拉拢我们保持友好态度。我希望从那里再偷偷跑到瑞士山区与苔斯和艾莲待上半个月。今晚在体育场，希特勒在纳粹党夺权7周年纪念日上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次演说。我并不特别希望参加这次###，于是马尔文前去进行报道。她对观察这个人感到非常兴奋。
　　

加米施—帕滕基兴，2月3日
在这里进行播音，显得有些愚蠢。正在举行冬季运动会，德国所有的卫星国都参加了。但是我们对它们并无兴趣，我将每日播音内容局限于更严肃的关于这场可怕战争的主题。困难在于城里唯一的麦克风位于溜冰场里。昨天在我下午两点的播音节目中，当我刚刚谈及战争中不幸的人们所面临的可能前景时，有人就在播音室下面的冰球场上射门得分，场中顿时欢声雷动，我发现很难将思绪集中在希特勒今后的行动上。今晚零点50分进行播音时，冰球比赛已经结束，体育场上是如此空旷，以至于我在雪地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守夜人叫醒。体育场上方的小播音室里酷冷，我被冻得牙齿喀嗒嗒直响，必须不断向手指哈热气，才使其能够保持灵活并给播音稿翻页。我估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听众不明白这种奇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我为鲍勃·X（Bob　X）感到遗憾，他是随同我们前来的一位美国年轻记者。他只是无法承受开战后与纳粹交往的压力而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抵达这里后，他显然是有些紧张，放纵自己喝了太多酒，并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酒精有时会促使人们口无遮拦，但不幸的是也为他造成了很大麻烦。我估计在他返回柏林后，纳粹会要求他离开德国。今天两位顶尖的美国记者拒绝在晚餐室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觉得这实在是没必要。他们俩实际上对纳粹批判得最多。
　　希特勒今天下令，从此以后婴儿也必须使用服装配给卡。当一个国家连尿布也短缺时，它的经济确实是够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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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洛桑的列车上，2月4日
我必须记下三件事：
　　1在德国收听外国电台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有一天，一名德国飞行员的母亲接到德国空军通知，称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在每周公布一次的德国战俘名单时，宣布她的独生子已被俘。次日，她便收到来自朋友和相识者的8封信，告诉她他们已经听说其子在英国被俘并很安全。随后，这个故事发生了很丑恶的转折。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8个人收听英国广播，他们全都被捕了。
　　（当我试图在电台里讲述这个故事时，纳粹新闻审查员将它删掉了，理由是美国听众可能会不理解这位妇女在告发8位朋友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2一位潜艇军官的父母接到关于他们儿子死讯的正式通知。这艘潜艇过期仍未返航，德国海军部已经放弃了希望，并认为它已被击沉。这对父母在教堂安排了葬礼。在举行葬礼那天早晨，肉铺老板造访并想跟一家之长私下说几句话。随后杂货店老板也来了。最后朋友们开始蜂拥而入。他们都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在宣布从一艘潜艇上抓到的战俘名单中有那个儿子的名字。但是如何取消葬礼又不让当局得知这个家庭的一些密友收听敌台呢？如果这对父母不告发的话，他们本人就可能被捕。为此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最后决定葬礼照常进行。结束后，吊唁者们聚集在这对父母的房间里，不知情者才被告知事实真相，于是所有人都痛饮香槟进行庆祝。
　　3去年夏天，德国一家大电影公司花了几百万马克拍摄了一部影片，内容是关于德国“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在西班牙的功绩。这是一部超级巨片，表现了德国人是如何在反布尔什维主义圣战中在西班牙抛撒鲜血的。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都看了这部片子并提出了表扬。随后，去年8月签署了苏德条约。这部片子现在已被封存。它从未对公众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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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2月20日
　　沃伦附近别墅（Villars…sur…Ollon），瑞士，2月20日
　　从窗户向外望去，越过河谷，便是中阿尔卑斯山脉犬牙交错的山峰。夕阳西下时分，这些白雪覆盖的山峰会呈现出壮丽的粉红色。我因每年都得的流感而在床上躺了10天。明天必须返回柏林。春天很快就会来到这里。行动、进攻、战争，似乎离这里都很远。黄昏时分，苔斯回来了，她在旅馆后面山坡上滑了4英里的雪，脸庞红扑扑的；艾莲回屋时脸庞更为红润，她在雪地里玩了一整天。在我病倒之前，晚上会吃一顿精美的、不受配给限制的晚餐，然后在酒吧里与头脑正常的人们聊天和跳舞。在第一天以及我走下病床的最后三天，在山下的滑冰场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顾维钧一道滑冰。他的流感也才好，并刚开始学习滑冰。顾大使看上去像30岁，但实际上可能已经50多岁。他试图向我传授中国人久已知晓的长远观点，但我既无耐性也缺乏这方面的智慧。他经历了中国的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章节而已，只不过是人们必经的一站和漫长艰苦道路上的一个停顿而已。他一边柔和地讲着，一边踩着溜冰鞋跌跌撞撞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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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2月23日
我的生日。想想现在已经36岁了，目前为止一事无成，而中年时光过得又是多么迅速。
　　昨天在瑞士边境的经历很不愉快：瑞士人拿走了我所有的生活用品——巧克力、肥皂、罐头、咖啡和威南特给我的一瓶威士忌。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希望保留他们所有的一切东西，不愿让它们落入德国人手里。但是我很心疼。在德国人那边，盖世太保搜查了三分之二的旅客，包括所有妇女。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检查完护照的人而列车已经晚点，他们放过了我。
　　今天（周五）早晨抵达这里，发现今天的伙食里没有肉。食品令人厌恶。因为倒春寒，没有鱼吃。甚至在阿德隆饭店，我也只能吃土豆和罐头蔬菜，而朋友们还说我算幸运的，因为过去几天甚至连土豆都没有，城里供应的土豆都被冻坏了。在瑞士待了几天后，再看德国的报纸，似乎都是疯话。但是德国人仍然“吞下”了这些伙食和谎话。在这个可怕的冬季过后，他们的士气更加低落，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是那么温顺听话。很难想像出他们忍受能力的限度。
　　关于春季攻势这里谈论的很多。但是到底将在哪里发动呢？
　　

柏林，2月25日
今天X先生告诉我一个离奇的故事。他声称，正在计划把党卫队突击队员藏在货船底舱，将他们运往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非洲的港口，随后夺取那些地方。对此我实在难以置信。即使他们能够进入港口（这一点也很成问题），他们怎么能够守得住呢？我怀疑这个故事是个诡计，纳粹希望我们广为宣传，以此作为神经战的一部分。我不会上他们的当。
　　

柏林，2月27日
马尔文从侧面发掘出许多有关战时德国生活的有趣故事。她访问了9所纳粹新娘学校中的一所，在那里党卫队成员的妻子或未婚妻将被教会如何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和为下场战争生产炮灰的好机器。在婚内或者婚外都可以。1939年10月28日，德国警察头子和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超乎可能尚属必需的资产阶级的法律、风俗和观念的限制，拥有良好血统的德国妇女和姑娘们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并非出于轻佻无聊而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感情，（甚至在婚姻约束之外）也应成为出发作战的士兵们孩子的母亲……对于按照国家命令仍然待在国内的男人和妇女们而言，在这些时候再次成为孩子们的父母对于他们而言是比平时更为神圣的义务。”希姆莱承诺党卫队将承担所有在前线战死的雅利安种族士兵的所有合法和私生子女的监护责任。她们还被教育应如何阅读纳粹报纸以及收听纳粹电台。马尔文注意到在女孩宿舍里只有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北欧国家和人民的信仰》（The　Belief　in　the　Nordic　State）……因为缺乏肥皂，洗涤工作也不得不相应减少，马尔文发现德国职员们穿上了纸衣领。每个衣领只花8分钱，可以穿两天，然后就扔掉……马尔文说许多公共场所由于缺煤都悄悄关闭了，包括柏林大学工学院、国家图书馆以及大多数学校。教堂里也不许烧煤，直到接到进一步通知。她还向我描述，有一天她去拜访一位德国老太太，这位老夫人露面时穿着两件毛衣、一件毛皮大衣和套靴。她客厅里的温度低至华氏46度……虽然德国人每年移民美国的配额是27000人，但马尔文发现美国领事馆接到的出国申请名单却有248000人之多。其中98％都是犹太人，这就是说有一半的犹太人要离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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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3月1日
萨莫尔·韦尔斯（Summer　Welles）今天早晨抵达。据说他来此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以便了解欧洲领导人各自的立场。今天他将会见里宾特洛甫和国务秘书魏扎克尔（Weizacker），明天将会见希特勒。城里都在议论纳粹将对他进行欺骗，并提出一项听上去不错的和平设想。这很有可能；起码并非不可能。
　　由于进攻似乎迫在眉睫。运输部队的列车每天都经柏林向西开去。近几天里许多人被征召入伍。所有的防空管理员都接到通知，3月15日之后必须准备好执行任务。有人听说（在这里你永远无法明确地知道），针对荷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部队集结。根据我在尼德兰所看到的情况，荷兰对于德国人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他们的军队十分糟糕。他们著名的洪水防线的价值十分可疑。瑞士则是个难啃的核桃，而且我怀疑德国人是否愿意试试。
　　韦尔斯午饭后在大使馆接见了我们。一个沉默寡言的家伙，他说自己什么也不能说。我从他说的少数几句话感觉到，他对会见戈林很有兴趣。不知是否因为他考虑戈林可能会领导一个比较保守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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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3月3日
韦尔斯于今晚离开，并且始终守口如瓶。然而，威廉大街那些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向美国记者们提供了头版消息。他们告诉我们，希特勒向韦尔斯清楚地表示：
　　1不可能通过谈判立即实现和平。这场战争必须进行到底。德国有信心取胜。
　　2必须允许德国在她所认为的欧洲东部生存空间自由行动。她将永远不会重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
　　3无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一条，即打破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权，不仅包括裁减其海军兵力，而且要放弃直布罗陀（Gibraltar）、马耳他（Malta）和新加坡（Singapore）等大型海军基地。
　　我怀疑这番高论会给韦尔斯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在我看来这倒颇有些调侃人的意味。无论如何，德国未如有些人所预料的，提出一项言辞动人但毫无意义的和平倡议。我的内线报告说，希特勒这些天信心十足，并认为他可以迅速取得全面胜利。
　　德国人民天真地希望韦尔斯的访问可能会为实现和平铺平道路，这实在令人感动。有几个德国人今天来到我这里，并且询问“韦尔斯运气如何”。
　　

柏林，3月4日
昨晚，根据要求，我就战时这里每天如何播音的实际情况作了一番报道。以前从未停下来想过此事。在这里作一些摘录：纽约时间每天下午6点45分的广播，意味着我们这里是在次日凌晨1点差1刻进行播音。如果我能为自己的汽车搞到汽油的话，开车去演播室只需12分钟。如果我搞不到汽油，就必须沿着漆黑一片的威廉大街走10分钟到地铁站。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撞到路灯柱、消防水龙、突出的楼梯或一头栽倒在雪堆里。到了地铁站就安全了，到达德国广播公司办公室需要半小时。由于一半路程都是在地面上，地铁要在黑暗中行驶约一刻钟。我的口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通行证。如果我不能找到正确的那张，在地铁到站后我必须在大厅里等候并填写一张允许我进入的表格。当终于到达后，我在一间办公室里写播音稿。隔着两间办公室，我可以听到“嗬嗬勋爵”很有兴致地攻击他的打字员，或者用鼻音很重的嗓音叫喊着攻击“大财阀张伯伦”。在播音前半小时，我必须将稿子交到新闻审查员手中。随后，便是与他们进行半小时的斗争。如果他们保留的内容还值得广播的话，一般而言都会如此，为及时赶到播音室和麦克风那里，我必须冲过广播大楼那曲折的走廊，跑下许多层楼梯，再来到一片漆黑的空地上。这里有着看不见的台阶，因为这片空地被修成了阶梯状。我必须十分小心，以免撞到途中几处棚屋或掉进雪堆里。在穿越这片空地的旅程中，我必须经过至少3名戴钢盔的党卫队卫兵，不过他们待在暗处我看不到。但是我知道他们都端着锯短枪管的自动步枪（译注：这当然不太可能。德军从未装备过锯短枪管的自动步枪，党卫队一般使用MP38型冲锋枪），并可以向任何不接受其盘问的人开枪。他们必须检查我的通行证。我用冻僵的手指摸索着寻找通行证，如果能够幸运地找到的话，我便可及时赶到播音室而且也不会累得气喘吁吁，当然也绝不会是满面春风。如果在新闻审查员或警卫那里耽搁了时间，我便不能及时赶到演播室，赶到后也会气喘吁吁，心情沉重而且脾气乖戾。我估计，听众们可能会奇怪我们在播音时经常会大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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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3月8日
外交圈子里盛传在斯德哥尔摩正在为结束俄芬战争举行秘密和平谈判。今天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所有拥有废金属的个人和公司应将其上交国家。由于缺铁，德国可能会在这场战争中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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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3月10日
今天是德国的纪念日，是纪念在战争中牺牲者的日子。在前些年，德国人纪念的是在1914年至1918年间被杀的两百万死者。现在纳粹要求人民不要过多地考虑世界大战中的死者，而是将其思念更多地集中于在这场战争中已死的人或将要死的人身上。人类可以变得多么的荒谬乖张啊！《地方启事报》在其头版社论中称：“这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刻。每日每夜都有人为德国而死。个人命运现在无关紧要。当一个人倒下或负伤时不要再问为什么。”
　　那正是问题之所在。如果德国人问问为什么，他们的青年精英可能就不必总是在战场上遭受屠杀了。冯·龙德斯泰特（von　Rundstedt）将军，征服波兰的军事领袖之一，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写道：“纪念日—1940：我们当然真诚地思念死者，但是我们不要悲伤。”该报头版的红色通栏大字标题是：“越过坟墓前进！”
　　希特勒今天在佐格豪斯（Zeughaus）即战争博物馆的大院里发表了讲话。在那里，在博物馆的展品——在过去战争中欧洲人用以相互屠杀的铠甲和武器——中间，他大模大样地发表了一次演说。他的声音充满了仇恨，人们可能会期望在纪念日他会避免这一点。难道这个人就没有其他感情了吗？他向他的人民承诺，当战争结束时，德国将会获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军事胜利。他只考虑到武器。难道他不明白经济在�

《二战驻德记者见闻:柏林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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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驻德记者见闻:柏林日记- 第14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