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情。我们那超级世故油滑的奥尔德斯·赫胥黎（Aodous Huxley）之流需要多看看这种表情——在废墟之中的、活生生的表情。
德军指挥官将我们带到大教堂和市政厅。除了有一两扇窗户被打破而外，几乎都完好无损。它们一定是逃过了1914年那场火灾，因为都不是新建筑。一名德国军官对我说：“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比起普通轰炸机有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我问道。
“它们更为精确。看看这里的市政厅和大教堂都幸免于难。若是普通轰炸机攻击这座城市，很可能连它们也会被击中。但我们的斯图卡不会。它们只炸指定的目标。”
我们鱼贯而入市政厅。在一条挺长的中世纪风格大厅里——可能是接待室，因为位于前面——我们立即辨别出这里曾经是英军司令部。在一张用白木制作的大桌子上，放着地图、笔记本、威士忌酒瓶、啤酒瓶和带有奇怪的英国商标的饼干筒。它们证明英国人不久前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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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琛，5月20日（午夜）（4）
一条走廊通向里面更小些的房间，英国军官们似乎曾在那里住过。在他们的桌子上，堆放着更多的地图、法英辞典。在一张桌子上，我注意到放着一本炮兵手册。一间屋子的地板上沾满了血。德军指挥官冒险透露了一个消息，有两个受伤的比利时人在那里因流血过多而死。在各个房间绘有大幅文艺复兴时期壁画的墙壁下，放置着英国人睡觉用的凌乱床垫。大多数床垫都沾满了血，似乎在最后的日子里，它们并不是用来睡觉，而是用来等待死亡。
当我们离开市政厅，鱼贯而出那间大接待室时，我注意到后墙上有一块巨大的铜牌，但有半块被打掉。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一名军官。
他随即大肆吹嘘了一番德军的荣誉感，这块铜牌是纪念卢万的烈士——即1914年被德军抓为人质并枪毙的200名市民。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些市民中的头面人物之所以被枪毙，只是由于比利时人对德军士兵打冷枪。在1940年没有发生打冷枪事件。这块铜牌描述了野蛮的德国士兵，而为了捍卫德军的荣誉，便将记述“英雄烈士及野蛮德军”的那半块铜牌毁掉。而另外一半铜牌记述了1914年比利时军队在保卫这片土地时的英雄事迹，德国人对此并不反对，因此将其保留下来。德国人只是反对打冷枪而已。
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场废墟中，一座巨大的石质纪念碑仍然矗立在那里，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此次在那里战斗了三天之久。这座纪念碑也是为了纪念1914年被枪毙的那些好市民们。上面甚至罗列了他们的姓名。迄今为止德国人还没有将其炸掉。
我们在广场上停下来喘口气。脸上仍然带着恐惧和震惊的难民们，已经开始逐渐返回家园，在废墟中小心地走着。他们安静、悲苦而骄傲。虽然这会使人很伤心，但我们还是叫住了一些人，试图询问他们一些问题。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想弄清德国人对英国人火烧卢万图书馆的指控，因为我们相信德国人是罪魁祸首，而美国人民的反纳粹情绪将因此而进一步高涨。但是看到陪同的德国军官，他们都变得谨言慎行，什么也没有跟我们说。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坚持说。在战斗期间他们并不在城里。他们已经逃往山区。
“我怎么可能看到什么情况？”一位老人抗议道，眼中闪耀着怒火，看着德国人。一位比利时牧师也同样谨慎小心。“我待在修道院的地下室，”他说道。“我为我的教民们祈祷。”一位德国嬷嬷告诉我们，她和56名孩子是如何在女修道院里躲了三天。她的确记得周五即5月10日晨，炸弹开始从天而降。事先毫无警告。炸弹完全是不期而至。比利时并未宣战。比利时并未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她停了下来并注意到德国军官正盯着她。
“你是德国人，是吗？”其中一名军官问道。
“是。”然后她便赶忙惶恐地说道：“当然，作为一名德国人，我很高兴这一切都已过去，而且德军部队来到了这里。”
德军指挥官很明显是受到了鼓舞，想带我们去女修道院与更多的德国嬷嬷们谈谈，但是我们估计这只是为了宣传而已，因此催促率领我们这帮人的军官继续前进。我们遂起程前往布鲁塞尔。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沿着灰尘涨天的公路驶向布鲁塞尔，突然有人看见了斯蒂诺克吉尔（Steenockerzeel）以及那座中世纪城堡，奥托·冯·哈布斯堡和他的母亲、前奥匈帝国皇后兹塔（Zita）住在那里。我们停下车来以便看一看。这座城堡遭到了轰炸。
奥托的城堡是座古老建筑，拥有无数塔楼，轮廓有些丑陋。城堡四周是一条泥泞的护城河。当我们接近城堡时，发现一部分屋顶被炸飞，一座墙看上去摇摇欲坠。窗户都被震破。显然这是高爆炸弹的冲击波造成的。走得再近一些，我们发现了两个巨大的炸弹坑，实际上与护城河联成一体并使其更宽阔。很明显，城堡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只是由于这两枚至少500磅的炸弹都掉进了护城河，而河水和淤泥减弱了爆炸的破坏力。护城河距城堡仅60英尺，炸弹的投掷当然可以称得上精确。显然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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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琛，5月20日（午夜）（5）
但是为何要轰炸奥托·冯·哈布斯堡的城堡？我询问一名德国军官。他也说不清楚。最后他提出：“无疑英国人将城堡作为指挥部，因此当然算是个军事目标。”后来我们在城堡里看了个遍，也未发现任何英国人曾经到过这里的证据。
当我们进入城堡后，很快便发现它曾被劫掠过，虽然并非十分彻底。有迹象表明主人离去得很匆忙。在楼上卧室里，女人的衣服在地板、椅子和床上扔得到处都是，似乎那些人拿不定主意该带哪些衣服，而且既无时间也拿不动太多衣服。所有衣橱里都装满了衣服和长袍，整齐地挂在衣架上。在一个男人住的房间里，书籍、运动衫、套装、高尔夫球杆、留声机唱片和笔记本扔得到处都是。在楼下客厅，这是一间布置得颇富资产阶级情调的大房间，书籍、笔记本和瓷器在一张大桌子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一本关于昆虫的大书很明显被什么人——可能是奥托本人——仔细地翻阅过。在楼上我认为是他的书房的房间里，我注意到一本法文书，名字叫《即将到来的战争》（The ing War）。我查看了他的书籍。有些极好的法文、德文和英文书。显然他在读书方面品味很高。当然，有许多是他的大学课本，都是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
我们花了半小时彻底检查这些房间。其中大多数布置得非常糟糕。洗澡间简直称得上是原始。我还记得维也纳霍夫堡宫的壮丽，哈布斯堡家族在那里统治了数百年之久。两者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我们一行中有些人顺便捡了不少纪念品，有刀剑、老式手枪和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我则捡了一页奥托的英语作文纸留作纪念，很明显这是他在最近访问美国前温习英文时所写。感觉就像个强盗。一名德国军官递给我一顶奥托的学生帽。我顺从地接了过去。有人发现了一些兹塔的名片并且给了我一张。上面写着：“奥地利皇后及匈牙利的统治者”。我把它装进口袋，当然也得算是个抢劫犯了。一条悲伤、饥饿、迷惑的小狗在混乱不堪的房间里打着转转，然后又跟着我们到汽车那里。我们将这座城堡留给了它。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斯蒂诺克吉尔到布鲁塞尔的公路上拥挤不堪，路右边是向西加速行驶的德国军车和牵引火炮，路左边则是冒着酷热和灰尘返回被摧毁城镇的络绎不绝的难民队伍。我本来还想在布鲁塞尔美美地吃上一顿午餐。这一景象使我胃口都没了。
下午两点，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幸免于难，它也是比利时唯一没有被全部或部分夷为平地的城市。希特勒曾威胁要摧毁布鲁塞尔，前提是如果比利时人通过该城调动部队或该城不再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可能它的迅速陷落倒使其免遭劫难。
当你驱车穿过城区时，不时会看到被零星投掷的德国炸弹炸毁的房屋（只是为了吓唬人吗？）。城市中央运河上的所有桥梁——原先肯定有一打——都被英国人炸毁……
这是晚春温暖的一天，街道上挤满了当地居民。与我们在其他城镇看到的一样，人们的脸上是痛苦但自尊的神情。负责我们这4辆汽车的德国军官走下车，向一个路人询问如何去我们已经订好座位的饭馆。这位先生，看样子像个教授，留着胡须，戴着宽边黑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很礼貌，但也很冷淡。德国军官敬了个礼表示感谢。教授生硬地碰了碰他的帽檐。
不久，我们来到市中心，即火车东站前面，然后又粗鲁且不必要地鸣着高音喇叭，沿着街道加速冲到大都会旅馆前面的广场上。和平时期我常在这里漫步，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观察布鲁塞尔的好市民们、浓妆艳抹的妓女，大街上摆满了你在德国绝对见不着的好东西，包括橘子、香蕉、奶油、咖啡、鲜肉；电影海报栏里张贴着好莱坞和巴黎最近的电影海报，广场上的咖啡屋挤满了人。
我们在皇家饭馆吃饭，我在布鲁塞尔时常到这里。与德国军官一起到这里，我感到有些尴尬。好在领班及侍者都没认出我来，也可能是装作没认出来。这家饭馆和大都会旅馆一样都被军方征用，不过在吃饭期间也有两三个平民进来并用餐——我想这可能是例外。我们吃得很好。这里的德国人有不少是外交部和宣传部的官员，但主要还是军官。在柏林有几年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亚琛，5月20日（午夜）（6）
我们中有人在几分钟内便将饭馆中的美国香烟都买光了。我买了3盒“好运”牌香烟。在德国抽了一年劣质香烟后，我实在无法抵御那种诱惑。我将把它们留在早饭时抽，一天抽一盒。大多数人都是成纸箱地买，这使我良心上感到轻松了一些。我们以10法郎兑1马克的愚蠢比价付钱。午餐后，大多数人都跑出去用现在很值钱的马克纸币进行“抢劫”。他们买鞋子、衬衫、雨衣、妇女穿的丝袜，几乎看见什么买什么。一名意大利人买了咖啡、茶叶、两加仑食油，此外还买了鞋子和衣服。
F先生和我出去找一家我过去时经常光顾的商店；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聊天。老板娘正在商店里招待顾客。她对我还有模糊的印象。她既震惊又害怕，但也表现得很勇敢。她仍然没有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说道：“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先是德国人进攻。然后是政府逃跑。我们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是周五（今天已经是周一了），大约晚上8点，德军开进了城。”她承认德国士兵的行为还算“端正”。
“你的丈夫在哪里？”我问道。
“我不知道。他被动员参军了。他上前线了。我没听到他的消息。我只能希望他还活着。”
两名德国士兵晃悠着走了进来，每人买了6盒美国香烟。在德国他们最多只被允许购买10根劣质德国香烟。当他们离开后，老板娘说道：
“我的铺子仍然开张。但不知还能开多久？我们的货都来自英国和美国。还有我的孩子。从哪儿能搞到牛奶呢？我弄到够两个月喝的罐头牛奶。但喝完后又该怎么办呢？”
她停顿了一下。最后，她还是说了出来：
“说到底，事情最终会怎样？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比利时还会像以前一样吗——保持独立并保留我们的国王？”
“嗯，当然，如果同盟国获胜，事情会像上次大战后一样……”我们只好说道。
“如果？……但是为什么他们撤得这么快？加上英国人和法国人，我们在比利时有100多万军队。但他们还不如1914年那一点比利时军队守得时间长。我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明白，随后便离开了。回到我们停放汽车的饭馆，我们一行中的个别人开始返回，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但许多人仍然没有回来，于是F先生和我又到市政厅广场上散步。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市政厅楼顶飘扬着纳粹卐字旗。尽管如此，除了一群群的德国士兵外，广场看上去一切如常。我们发现了一家美国银行的办事处。我们走了进行并要求见见经理。午餐前，我们曾要求德国人带我们去美国使馆，但遭到了拒绝。美国使馆人员与比利时政府一起逃跑了，他们告诉我们。我抗议道，至少使馆还会留下一个秘书看管。不是这样，他们声称，只留下了一个门房。很明显这是假的，但是F先生和我并没说出来。要走路去的话有点太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家银行的两位经理——其中一位在比利时遭入侵后前两天才从纽约来这里——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国大使库达希（Cudahy）和全体使馆成员都留在布鲁塞尔。但是使馆无法与外界联系。据他们所知，所有美国人都很安全。在德军进城前两天，有些美国人与一伙犹太难民曾打算趁夜逃走。但是，在距首都20英里的铁路桥遭到了德机轰炸，火车不得不停车。城里有些恐慌，特别是在犹太人中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伙犹太人和几名美国人决定步行前往海边。其他人——包括两位经理中的一位——则返回了布鲁塞尔。无人知晓那些逃往海边的人们的下落。
关于布鲁塞尔的一些零散情况：街车仍在行驶，但不允许使用私车。德国人征用了大部分私车。不准打电话。电影院被关闭，但海报栏里仍然张贴着法国和美国电影广告。德军禁止人民收听外电广播。到处都贴满了告示，其中一份是市长发布的，以法文和佛莱芒文印刷，要求民众在处理与德军关系时保持冷静和尊严。美国公司外则贴着用美国使馆信笺打印的告示，内容是：“此处属美国财产并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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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琛，5月20日（午夜）（7）
午后才离开布鲁塞尔，我们的汽车上装满了大家的“战利品”。对我而言幸运的是，我们于晚上9点半便返回亚琛。我已经与柏林的德国广播公司约好，于凌晨4点半在科隆进行播音。
我刚刚写完播音稿。必须把来自宣传部和最高统帅部的新闻审查员从床上叫起来进行审查。虽然我最近很少睡觉，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困乏或疲倦。我租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以便开车送我去科隆，大约需行驶40英里。他坚持要现在就出发，也就是凌晨1点。他说，公路上的部队会阻碍我们行车，英国轰炸机可能也会来捣乱。今晚它们还没飞过来，虽然几乎是满月。
5月21日，6点15分——播音进行得很顺利。英国轰炸机没来。在灯火管制情况下寻找广播电台遇到了一些麻烦。最后，科隆城内的一位胖胖的金发女郎——与大兵一起站在门口——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电台抽空睡了半小时，在返回亚琛的路上又睡了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在归途中一直在睡。现在下楼去吃早饭，我们将于6点半出发去前线。没有时间换衣服，不过还是抽空刮了脸。
关于5月20日的脚注——由布鲁塞尔返回亚琛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群英国战俘。那是在荷兰林堡省的什么地方，我想大概是在马斯特里赫特郊区。他们被赶到了一家废弃工厂地面铺砖的院子里。我们停了下来，走过去和他们谈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