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案最重要的一件证物就是尸体，所有和尸体相关的证物都必须尽可能地妥善保存。换作今天，凯萨琳·埃窦斯的尸体在米特广场被发现，警方会立刻封锁现场，用无线电通知更多警力前来保护这个区域，同时联络法医人员赶到。现场应该架设灯光，不久紧急救护车会闪着红灯到达，四周所有的街道和通路都会被封锁并且派驻警力。
警探或法医助手会从外围开始拍摄现场，同时注意围观群众。事实上很可能——我敢说一定——席格曾经出现在自己的每个犯罪现场，混在人群当中。他恐怕会忍不住想瞧瞧观众的反应。在一幅命名为《迪耶普的夜间游乐场》的油画中，他所描绘的场景看起来就像是东区谋杀案发生时可能会有的群众聚集的情景。
这幅《迪耶普的夜间游乐场》是一九一年左右的作品，从人群背后取景，就好像作者站在好奇群众后面一段距离观看着的感觉。要不是右边有个类似旋转木马顶棚的东西，实在很难把这幅画和游乐场联想在一起。而画中的人群也不像是对旋转木马感兴趣，而是凝望着一大片住宅或房舍的方向正在进行的某种活动。
二十二 恶作剧（1）
九月三十日凌晨三点，大都会警局警员亚佛雷·隆恩正在白教堂区的葛斯顿街巡逻。H分局辖区平时并不是他的巡逻范围，但是他被临时召来，因为开膛手才又杀害了两名女子。隆恩走过几间犹太人居住的黑暗房舍，晃着巡夜灯朝黑暗角落照射，仔细聆听是否有动静。他手中的灯光扫向一条通往建筑物内部的走道，照亮地上一块污黑的布片。它上方的黑色墙板上用白色粉笔写着： 犹太人（Juwes）是不管做什么都无罪的。一群人隆恩捡起那块布。那是一块染了血的围裙布。他立刻查看了一到一一九号住户的楼梯间。后来他在凯萨琳·埃窦斯的死因调查法庭中坦承说，“我没有找那些租屋户问话。总共有六、七个楼梯间，每个我都搜查过了，没发现有血迹或脚印。”
他应该搜索那栋出租公寓的所有住户的。很可能掉落那块围裙布的人走进了公寓里，也许开膛手就住在里面，或是藏匿在那里头。隆恩掏出笔记，抄下墙上的粉笔涂鸦，然后冲回商业街警分局去。他必须赶紧报告他的发现，因为他没有同伴随行。或许也因为他害怕吧。
两点二十分隆恩警员也曾经从葛斯顿街这栋公寓前走过，他发誓说当时走道上没有那块围裙布。此外他在庭上作证说，他无法确定墙上的粉笔字是“刚刚才写的”。说不定那些带有种族诋毁意味的字眼已经存在好一阵子了，而那块布只是凑巧掉在它底下。然而比较合理可信的说法是，那些偏执的涂鸦乃是开膛手在杀害了凯萨琳·埃窦斯之后写上去的。在一栋住满犹太人的公寓走道里写了这些字眼却能够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不被抹掉，实在说不过去。
这些墙上的涂鸦一直是开膛手案中引发争议的焦点之一。假设是开膛手所写的这段信息字迹相当清楚，我在国家档案馆的大都会警局档案里找到两种版本。隆恩是个谨慎的人。他抄在笔记里的文字非常地一丝不茍，表示很可能非常酷似原来墙上所写的。他的临摹和席格的笔迹非常相似。大写T和开膛手九月二十五日所写的几封信里头的T也很酷似。但这并不足以拿来进行比对，在法庭上也毫无价值，因为无论有多么逼真，它终究只是副本。
许多人试图解析这段墙板上的文字。为什么会把“Jews”拼成“Juwes”？也许这段文字只是意图制造骚动的信手涂鸦。开膛手很喜欢书写，他要别人重视他的存在。席格也一样，而且也有在工作室的阴暗墙壁上随手涂鸦的习惯。凯萨琳·埃窦斯案中的这片墙板小字报没有留下照片记录，因为查尔斯·瓦伦下令立刻把它清洗掉。不久就要天亮，犹太社区的居民若是看见这些粉笔涂鸦，不闹翻天才怪。
二十二 恶作剧（2）
瓦伦最担心的是新的暴动又起，因此他再次作出愚蠢的决定。他的手下焦急的等待笨重的木质照相机送来，边传话给瓦伦，建议只将包括“犹太人”字样的第一行擦掉，其余的保留下来拍照存证，作为笔迹比对之用。绝对不行，瓦伦悍然驳回。全部都洗干净。快天亮了，会引起骚动的。结果照相机没送来，那些涂鸦也全被洗掉了。
二十三 荒野与煤渣堆（1）
在葛登巷的停尸房里，凯萨琳·埃窦斯的尸体被用钉子挂在墙上，仿佛一幅画。
几名男性陪审员和验尸官萨谬尔·菲德列克·蓝罕先生逐一进来看她。约翰·凯利和凯萨琳的妹妹也必须来指认她。一八八八年十月陪审团向媒体和大众发表了看似熟悉的判决：“不明凶手犯下的蓄意谋杀。”民众爆发歇斯底里的不满之声。两个女人在短短一小时之内相继遭到残害，而警方竟然毫无对策。
民众寄到报社的信件反应说“低阶层社会的现况已经威胁到其他阶层”。住在较高级地区的伦敦市民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许他们应该开始替穷人募集基金，好“让他们有机会脱离邪恶的生活方式”。应该为此成立一个“办事处”。《泰晤士报》的许多投书甚至建议说，只要上流阶级将低阶层的环境清理干净，就不会再有暴力案件发生了。
这些人似乎不明白，人口过多和社会阶层结构所制造的问题不是拆除贫民窟或成立“办事处”就能够解决的。倡导节育被视为亵渎上帝，有些人生来是人渣，永远都是人渣。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伦敦的阶级问题绝不是开膛手杀害妓女的原因。精神病态谋杀事件不是一种社会病，所有住在东区的人都明白这点，虽说他们或许没听过“精神病态者”。深夜的东区街道空荡无人，许多便衣警探躲在暗处，等待着可疑的男性出现。他们那身乔装和行动举止根本瞒不过任何人。有些警察开始穿上橡胶底靴子，记者也是。他们在黑暗中静悄悄的走过街头小巷等候开膛手的时候，竟然不会惊吓到彼此，也是奇事一桩。
没人知道他已经又犯下另一桩谋杀案——就发生在几周前，但这案子始终没有被归为开膛手案。十月二日周二——就在伊丽莎白·史特莱和凯萨琳·埃窦斯案发生之后两天，位于白厅附近筑堤下的苏格兰场新指挥总部的施工地点起出一具腐烂的女性残骸。
之前有一条被截断的手臂在九月十一日被发现。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除了波特太太，她那弱智的十七岁女儿在九月八日，也就是安妮·查普曼遇害的同一天早上失踪了。警方对于失踪青少年的案件不太使得上力，也没什么兴趣，尤其是像爱玛·波特这样的女孩，她进出救济院和医院已经不知多少次，只会惹麻烦罢了。
爱玛的母亲已经习惯她的失踪以及和警方打交道。当她女儿再度失踪，接着一条女性断臂被发现，又正值大都会区接连发生可怖谋杀案的期间，她害怕极了。波特太太对警方的哀求有了幸运的回报，一名警员发现正四处游荡的爱玛，平安无事。但要不是因为她母亲的呼天抢地以及接着媒体的追踪报道，很可能人体残肢事件就这么被遗忘。记者们开始注意这案子。会不会是白教堂区恶魔又开始制造恐怖了？可是警方说不是。肢解人体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作案模式，无论苏格兰场或它的法医们都不认为凶手会改变作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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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荒野与煤渣堆（2）
那条手臂是从肩膀割断的，并且用绳子捆绑着。发现地点是在位于平利科的葛洛夫诺铁路桥附近的泰晤士河前滩，就在白教堂区西南方四英里不到的同一侧河岸。平利科大约在布洛赫斯特花园街五十四号以南五英里的地方——对席格来说只是短距离脚程。“昨天我‘又’步行了大约十一公里。”他五十四岁时从迪耶普写信时提到。五英里对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即使到了晚年他那毫无目标的怪异漫游习惯仍然让他的第三任妻子和其他照顾他的人担忧。至于平利科也不过在惠斯勒位于雀儿喜区泰特街的工作室以东一英里的地方，也是席格熟悉的地区。从北岸的雀儿喜区跨越泰晤士河直达对岸的贝特希区的贝特希桥距离惠斯勒的工作室只有几条街，和断臂被发现的地点相距大约一英里。一八八四年席格曾经画贝特希公园，从惠斯勒工作室的窗口就能看见那里。平利科是个优雅的地区，分布着整洁的房舍和小花园，这里有污水处理系统，避免它产生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
二十四 访客留言簿（1）
二一年春天，正在制作一个美食旅游节目的著名美食作家麦可·拉菲尔来到利泽海岬并且投宿在洛克兰民宿。这家供应一宿两餐的民宿是一栋朴实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舍，可以容纳七个人过夜，而民宿女主人正是历史悠远的希尔旅馆现存的唯一后代。
对琼·希尔来说这年是极其难熬的一年。她继承了夫家累积了一百二十五年的旅馆访客留言簿和其他记录。康沃尔郡刚经历了口蹄疫的浩劫，而她的儿子又是名农夫。政府的限制措施让他收入大幅减少，加上旅客由于家畜隔离检疫的实施而纷纷却步，使得刚刚丧夫的希尔女士陷入经营困境。
麦可·拉菲尔回忆他住在那里期间，希尔女士告诉他许多关于利泽民宿全盛时期吸引无数画家、作家、国会议员和贵族到访的美好往事。翻开访客留言簿，映入眼帘的是亨利·詹姆斯内向的笔迹和威廉·葛雷斯顿那华丽自信的字体。画家兼艺评家乔治·摩尔也知道利泽民宿。席格认识詹姆斯，但认为他的小说非常乏味。席格和摩尔是老友，时常喜欢作弄他。画家弗雷·霍尔也来过，他是让席格难以忍受的人。
美酒佳肴无限量地供应，价格却很合理，人们远从南非或美国来到这处突出在海中的荒僻岬角度假。他们随意漫步，骑单车，在海风中徜徉或坐在火炉前看书，暂时忘却一切生活细琐。在这里，席格可以邂逅许多他不认识的有趣人们，也可以独处。他可以逛到悬崖上去写生，或者只是像平时那样随意漫步。他可以搭火车或骑马到其他城镇去，例如圣艾芙。席格可以用假名登记投宿，也可以在访客留言簿上签任何名字。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利泽民宿依然存在，并且成为一则历史传奇。希尔家族在一九五年卖掉这栋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农舍，另外开了小巧的洛克兰一宿两餐民宿。希尔女士对麦可·拉菲尔娓娓陈述着这些，也许因为见他听得专注，她猛地想起那本标示着一八七七到一八八八年七月十五日的古老访客留言簿，并且到储藏柜去把它找了出来。他“花了大约三十分钟独自翻看这本册子”，突然发现一些素描和“开膛手杰克”的签名。“从这些素描和文字在留言簿中所占据的页数、笔迹形态和深褐色墨水来判断，这些开膛手留言和这本簿子以及它周遭的其它留言应该是同属一个时代，错不了。”他看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黛安·索耳在一个黄金时段特别节目中访问我关于开膛手杰克的内容之后写信给我。于是我和希尔女士取得联络。她证实了那本留言簿的存在，里头也确有开膛手杰克的留言和素描，我可以过去瞧瞧。几天后我搭上飞往康沃尔郡的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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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访客留言簿（2）
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前往，民宿里除了我们没别的访客。这座小村庄十分荒凉，早晚吹拂着来自英吉利海峡的冷风。希尔女士是个害羞、毫不矫饰的女人，大约六十出头，一心只担忧着住宿的客人开不开心，并且大费周章地为我们张罗早餐。她这辈子没离开过康沃尔，也从来没听说过席格或惠斯勒这些人，但是对“开膛手杰克”这名字很觉耳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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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粮草箱
一八八八年十月十一日这个寒冻的清晨，查尔斯·瓦伦爵士扮演了坏人角色，从犯是两只寻血猎犬——柏哥和邦尼比。
这位大都会警察署长躲在海德公园的树林和灌木丛后面，假装成逃犯，他那对美丽的猎犬闻不出他的气味，却成功的追上几名正在公园里散步的路人。在这个多雾冷冽的早晨他们又另外试了四次，结果还是一样不乐观。这对瓦伦而言实在不是好兆头。
如果说寻血猎犬在清晨相当空旷的公园里都无法成功地追踪一个人，那么要它在东区壅塞污秽的大街窄巷里搜寻，或许不是什么好主意。瓦伦决定亲身示范追踪行动同样不是好主意。他多么想向伦敦市民展示用寻血猎犬追踪人犯的创新做法，以及他非常有把握它们一定能够嗅出东区杀人狂的踪迹。瓦伦这回带着迷路的寻血猎犬在公园里乱窜的经验势必将成为他挥之不去的难堪记忆。
“亲爱的长官，听说你想让寻血猎犬来追我。”开膛手在十月十二日的信中写道，并且在信封上画了一把刀。
瓦伦这项决定或许真是仓促了些，或至少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就在他演出公园闹剧前两天，也就是十月九日，《泰晤士报》刊出一封引人注目的投书： 长官，关于寻血猎犬能否协助追踪人犯这点，我的经验或许能为你提供解答。以下便是我的亲身经历。
一八六一或一八六二年（准确时间我已记不得了），我在迪耶普，有个小男孩被发现陈尸在粮草箱里，身体弯曲，脖子上被划了好长一刀。他们立刻派了几只寻血猎犬去追踪气味。它们不断往前冲，边嗅闻着地面，好几百个人紧跟在它们后头，包括犬主人和我。
这些训练有素的动物丝毫不曾松懈，终于抵达小镇的另一头。它们在一间廉价寄宿屋门口停下脚步，仰起高贵的头，低声吠叫起来。进屋之后，我们在床底下找到了罪犯，一个老妇人。
二十六 三把钥匙
爱伦·考柏登·席格近乎执迷地希望考柏登这个姓氏能流芳千古。一九七年她寄了一份密封的文件给妹妹洁妮，并且坚持要她锁在保险箱里。爱伦在这只密封文件里头究竟写了些什么，恐怕永远都是个谜，不过我猜想应该是遗嘱或类似的文件。后来她全把它写了出来，显然一点都不在乎被谁看见。最后考柏登家族将这份文件连同爱伦的其他信件和日记全部捐赠给了西塞西克斯档案馆。
爱伦是在康顿城谋杀案发生三个月之后写了这封密件给洁妮的。这案子发生的地点距离席格在康顿城的工作室只有几条街，和他从法国回来之后栖身的伦敦寓所也只有一英里远的距离。艾米莉·迪莫克，二十二岁，中等身高，白皮肤，深棕色头发。她交往过许多男人，大部分是船员。根据大都会警局的“凶手肖像”（Portraitofakiller）档案，她一直过着“堕落”的生活，“尤斯顿车站的每个妓女都认识她”。警方报告显示，当一九七年九月十二日清晨她被发现陈尸床上，喉咙割破，警方的第一个念头是，她是自杀的，因为“这是一名良家妇女”。良家妇女通常只会自杀而不会被人谋杀，警方显然是这么认为。和艾米莉同居的男子不是她的丈夫，但是他们经常谈及结婚的事。柏川·约翰·尤金·萧是米德兰铁路公司的厨师。他每周工作六天，周薪二十七先令。每天搭五点四十二分的火车前往雪菲尔，在那里过夜，次日一早搭车返家，在十点四十分抵达圣潘可拉车站。上午十一点半他通常都在家里。后来他告诉警方说，他并不知道艾米莉晚上常出去和其他男人约会。
警方不相信他。萧认识艾米莉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