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是如此记录当时的场景的：“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
不仅如此，王石和施工人员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就搭建在铁路边，现场条件很是简陋。王石曾调侃地回忆说，不仅身体上要承受与蚊蝇为伍的煎熬，思想上更得随时提醒自己边境禁区有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说起对当时生活工作的感觉，王石后来透露，他当时虽然喜欢广州对外交流的现代气息，却并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只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是处于被选择的状态。而事实上，王石“更向往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他曾梦想过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战争风云中的巴顿、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等一系列令他仰慕的人物。
但王石也强调说，当时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他自己也似乎在潜意识里为人生机遇的降临做着某种准备。其中，英语书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一件用品了。
正是在这个学习英语的时间段里，王石结识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暨南大学的英语老师曾昭科。其间发生的系列故事，是后文将要叙述的内容。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在中国全面拉开，看似平静的偌大中国，正酝酿着巨大的创造激情。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也是王石人生中的不一般年份。这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也就在这一年，王石通过参加招聘，脱离了他并不喜欢的铁路系统，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履职招商引资工作。
天性张扬的王石此时才仿佛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感觉，“开始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不过，王石的人生感觉并没能保持太长的时间。因为随后的工作和生活实践，越来越提醒着好胜的王石，他的上述人生感觉真的来得早了些。
2．被枪打的出头鸟
从铁路系统进入外经贸行业，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鲜，王石的人生感觉充满了兴奋，眼里看到的太阳也仿佛每天都是新的。他的全身都洒满着得意之情。
那个时候，王石每天都早起晚归，努力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因为王石明白，作为一个对外的单位，外经委是当时开放的广东最开放的单位，也掌握着许多人羡慕不已的权利。而一心想要获得个人成就感的王石，一直盼望的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生大舞台。何况，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给了他内心的*。
躁动的年代（3）
进入广东外经委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王石所在处购买了两辆广州市面第一批日本铃木牌125CC摩托车，其中一辆就分配给了曾驾驶过5年汽车的他。于是，“我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袭上心头。”
王石的*未能保持长久。尤其是一件在王石看来很小的事情的发生，几乎给了天性好张扬的他当头一棒，他再次体味到了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压抑和困惑。
1982年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王石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在外经委主任宴请那位厂商的宴会上，为了活跃现场气氛，王石未经允许擅自讲了一些轻松话题，赢得了外商“王先生干练”的夸奖。王石自己也不免有了一些虚荣心的满足感。
据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作品里回忆说，当时在座的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也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只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王石的得意之感变得荡然无存了。
筵席散后，王石的那位科长把他拽到了一边，严肃提醒说，“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知道吗？要注意啊！”
人的高级动物特性注定了人类的情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它的脆弱也就是天然的了。对于科长当时的提醒，王石后来是这样说的：“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氛围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经历此事之后，王石完全改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然而，令王石再次意外的，是年终总结工作时领导对他的评价：“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不知道这样的评价对于别人意味着什么，反正王石没有感觉到半点兴奋。内心深处他甚至觉得，90％的精力用于工作得到的是批评，10％的精力用于工作却换来了表扬和赏识，这简直就是对追求成功者的莫大讽刺。
至此，刚入职时的兴奋和得意已然无存。王石想到了离开。
3．王石：你能成事！
日子过得很快。当王石在广州度过6年的时光后，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成了一个准父亲。就是在这一期间，王石结识了两个对自己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曾昭科，另一个则是刘元生。
先来看看曾昭科这个人。
在王石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相关的资料也表明，曾昭科素以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著称。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到过牛津大学进修，后在港英政府警署出任高级督察，是当时港英政府里华人做到的最高职位。也许得益于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曾昭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制度、香港社会的组织结构、港英政府治理华人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不过，人生的起伏不定和诸多意外，最终也让曾昭科在后来的某一天无奈卸职，回到了母校成为一个教员。
躁动的年代（4）
后来有媒体资料表明，当王石了解了曾昭科的经历后，心里除了景仰之情外，也多了些兴奋。无独有偶的是，曾昭科在接触王石后，也认定他“能成事！”
自结识曾昭科以后，王石就常到他家拜访。在那段苦闷的时间里，王石很享受每一次和曾昭科的交流。而曾昭科也觉得王石是个智慧敏锐的人，他对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两人最终成了一对难得的忘年交。
后来，王石对这段友谊是这样评价的：正是和曾昭科先生的充分交流，为自己后来打拼深圳、较快适应市场经济，奠定了无形的坚实基础。
因为对二人之间有着如此的评价，王石后来每每回到广州，还会时常同太太一起去“看望这位形同自己人生镜子的曾老师”。“我们依然能谈到一块，而且，是一种得到和收获的过程，很愉快！”王石说。
至于刘元生，王石和他的结识似乎更多了些戏剧性。
外经委“宴会事件”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个周末，王石去友谊剧院听广州乐团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在听完曲目后，出于对这首曲子的喜爱，性格里的冲动、张扬，驱使着王石跑到了后台去向演奏曲子的那位小提琴手祝贺。那位小提琴手，就是香港的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也正是王石此次的冲动和张扬，为他和刘元生后来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值得夸耀的故事。
刘元生是香港商人，比王石稍长。他本人亦经商，但从小学习小提琴，并到过伦敦深造。凭着个人禀赋，经商之余的刘元生竟成了当时的香港交响乐团兼职的首席小提琴手。刘元生这种过奇的人生经历，遇到了王石的冲动和张扬，竟也铸就了两人随后的人生盟约。
如王石在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刘元生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的日本货源；而当刘元生得知万科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就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主动帮助王石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和年报。
到了1988年，当股份制改造后的万科开始面向社会发行2800万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时，由于出师不利，刘元生再次将自己的眼光和胆识送给了王石，也解了万科的及时之围。当时的中国大陆，股票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的反应更多的表现为怀疑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看来万科当时甚小的2800万元融资规模，依然被市场“冷处理”了。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万科的创建人王石给刘元生打了个求救电话。没有什么犹豫，刘元生当即吃下了360万股，随即成为万科公司上市后的大股东之一。
后来，刘元生面对媒体曾回忆过他和王石相识的情景。他说：“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元生竟也如同曾昭科一样，十分肯定地对王石说出了“你能成事”这句话。
智者与智者的碰撞岂止是火花。
而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做出的决定，则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刘元生和王石的相互欣赏，就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放大效应的合理性。
自1991年起，万科上市后的18年中，很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由于经不起股价颠簸撤离了。其中有一家大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万科股票跌破发行价时，还把手里的几百万股票硬生生卖回给了万科，并一度认为是扔掉了烫手的山芋。与这些做法相反，刘元生则一直坚定地持有万科，并在万科股价低迷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使自己对万科的累计投资达到了400余万港元。
躁动的年代（5）
刘元生的一系列逆行之举，不仅成就了自己和万科，更启示了他人。
这里可以看一组数据：至2007年中国股市跑牛期间，万科财报显示，个人投资者刘元生持万科A 万股，位列万科A第三大股东。此时刘元生所持有的万科股票市值已经超过了27亿元，其18年的投资收益增长了500倍。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对此曾评价说：刘元生这样的股民确实少见，他才是最大的赢家。他的财富故事，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缩影。
当时更有媒体惊呼，刘元生的这一投资增幅远超过股神巴菲特创造的投资增幅。后者虽然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了128倍，但与刘元生投资万科相比，还只能说是相形见绌了。
4．转折——猛增的肾上腺素
社会虽然是个有机体，但“秩序”却是这个机体最核心的要求之一。如同我们人人都明白，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自由的。
“宴会事件”就让王石切身地领悟了政府机关内部“秩序”的重要性。如果说他随后发生了“10％：90％”的某种转变，那也只是他为了迎合这种秩序而不得已的意识性转变罢了，尽管他心底里有十分的不愿意。
此时的王石多了些沉默，少了些张扬。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石似乎成了广州城里愿意享受悠闲生活的少数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期间，王石喜欢上了周末去广州友谊剧院看话剧和听音乐会。随后也便有了上文所说的王石与其人生重要伙伴之一的刘元生奇遇。
只是，沉默而悠闲的生活对于流着野性血液的人来说，简直形同于慢性自杀。更何况此时的王时已迈入而立之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寻求内心出路的紧迫感，驱使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在跳动。
机会不要太多，只要抓住就好！
1983年春节，王石在深圳结识的一个旧友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又一次挑起了他那好奇的心思。此人是王石第一次到深圳施工时结识的。夫妇俩利用春节期间来广州探望岳父母，两人不仅携带了那个年代还不常见的多种礼物，而且自身与从前也判若两人。
朋友夫妇俩人的巨大变化，令王石对深圳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产生了绕不过去的好奇。
原来，深圳正在以“深圳的速度”进行着开发。“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最让王石感兴趣的，是旧友关于驻扎在皇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突然大部队开进，吃住、水电供应都是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卢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的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我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施工机械很快运到了工地施工……”
其实，早在1979年夏季，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西部的蛇口就已在香港招商局的主持下投入了大规模开发。特别是它的开拓者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使人们原本被压抑的创造激情瞬间释放出来，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于是，仿佛一夜之间，深圳就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仅仅一年多后，一个生气勃勃、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就呈现在了人们眼前。用王石后来的话说就是“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也许因为有了这种首创，所以才有了后来国人们常提到的“蛇口模式”。
所谓的“蛇口模式”，主要包含了如下内容：工业区机构精简，减少层次，因事设人，不搞上下对口；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被招聘者原职位只能存档，根据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等等。
尽管这些内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实无什么新意，但如同王石后来所说，对于30年前的人们来说，“蛇口模式”的内容是石破天惊的。
旧友的描述让有着从军经历的王石，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倔强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甘于平庸、尽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也使他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的才干，实现个人的抱负。
说走就走。1983年5月7日，王石乘广深铁路来到了深圳。是年，王石33岁。
再次进入深圳的王石，完全没有了第一次“想跑”的感觉。他在自己的传记中是这样描述第二次踏上深圳土地感觉的：“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来深圳之前，王石基本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①谋求发展。
王石后来对此有过解释：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这个公司在当时还行使着特区政府的一般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管委会撤销后，其原班人马组建成了特发公司，但继续行使着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利。
其是，当时特发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章印上有个（2）字，当时有人就简称其为“政府（2）号章”，以区别深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