痹俅纹鹕碚鄯担獯尾坏�2分钟就回来了，递过了他的名片。
“权当是在锻炼自己的耐性。”小窦有点无奈地对我们说。
从水管工事件之后，小窦仿佛突然开窍了，他触类旁通地找到了和非洲人打交道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有点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慕容家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去加油站加油，工作人员总是会对顾客说：“嗨，我的朋友，给我买瓶饮料吧！”小窦说，应对此类状况的方式，就是在对方张口之前，抢先说：“嗨，我的朋友，给我买瓶饮料吧！”通常情况下，对方闻言会呆愣半晌，搞不清状况，自然也就忘了要钱的事。对于频频向自己借钱的同事，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付。当对方说：“借我2万先令吧，我爷爷死了。”最好的回答方式是：“对不起，我爷爷也死了，我正打算跟你借钱呢！”
第三章 非洲印象（2）
小窦是我们访谈过的中国人中，心态最好也最游刃有余的一个。毕竟他在非洲生活了七年，并辗转西非、北非和东非。他说，关键在于自我消解、不生气。“多备些降压药、速效救心丸，被气得心跳加速血压飙升时，就吃一粒，也就好了。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不能幻想去改变。”
其实，“爱要钱”在很多情况下体现的是非洲人强烈的权利意识。这或许是与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气质最相抵触的地方。小窦的公司曾邀请非洲的一些重要客户去中国开会、参观，并负担其一切费用，包括机票、一日三餐和住宿等。谁知回来之后，这些人竟要求小窦再支付他们一天几十美元的“津贴”（allowance）。这样的事，任哪个中国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人家出钱请你去国外参观、游玩，还管吃管住管路费，你怎么还伸手向人家要钱？但非洲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安排我去中国参观，这既不是出差，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而且还影响了我在国内的正常工作，所以你要给付我因此而损失的经济收入。
“如果不付这笔钱给他们，会怎样？”我们问小窦。“他一定会去法院起诉你。”小窦回答。
后来，小窦再也不敢嫌麻烦，每次安排类似的事，都会提前白纸黑字与客户签好协议，声明公司只负责路费和食宿，绝无津贴。这样一来，就免除了后续的烦恼。中国文化讲究人情世故，中国人总觉得只要大家成了朋友，便一团和气、一切好说。但这是非洲人简洁的思维方式中绝不存在的东西。除非签署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否则对方一定“翻脸不认人”。在交流中出现矛盾的时候，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写一封正式的投诉信并加盖企业公章，递送至对方的负责部门，这样往往能较快解决问题。如果用惯常的中国式“人情往来”去解决，反而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在中国对乌干达援助机构担任翻译的成都男生张昊已被单位派到乌干达近两年，现在供职于一支体育场馆项目援建工程队。他对我们说，在非洲近两年的生活几乎使他的价值观发生彻底改变。来非洲之前，他从各个渠道获得的信息都相当令人愉悦：由于中国多年来大力援助非洲兄弟，所以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非洲民风淳朴，如世外桃源；非洲兄弟各个善良，乐于助人……但在乌干达生活过一段时间并利用闲暇时间游历了东非不少国家之后，张昊说：“我快要变成种族主义者了。”
张昊还对我们讲了一场中东非足球邀请赛的故事。“半决赛是乌干达主场对坦桑尼亚，七十多分钟时，泛光灯（注：体育场最顶上两排体育比赛专用照明灯）突然灭掉一半，我们赶到时竟然发现配电房没人值守，电路一切正常。后来据说是有个观众把灯关了一半，而值班的黑人电工跑到楼上看球去了。”
中国援乌医疗队的朱医生表示，他本来怀着对友好国家的满腔热情赴乌开展工作传授医术，却并未得到想象中的尊重，工作缺乏成就感，“很多时候，当地同行只把我们当作劳动力，因为我们的辛勤劳动减轻了他们的工作负担”。这令中国医生“很受伤”。
非洲人的“懒”，或许有很多原因，如地理因素、自然条件、文化宗教影响等，甚至有人说非洲人本身就比较懒。若上述种种皆为事实，则难免令人疑惑：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其他的事实和原因是什么？
第三章 非洲印象（3）
曾在乌干达国家体育场工作的张昊对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现象：因体育场工资不高，且经常拖欠，很多工作人员都会出去揽私活，只有出事他们才来；中国技术组通常是讲具体问题，教他们排除具体故障。尽管设备更新后的确不容易理解和操作，但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心就不在（体育场）这里。他们学不学这些技术并无任何约束和要求，学不会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难道体育场员工的能力和态度好坏在他们晋升和工资上没有任何体现？”我们问。
“据我所知，体育场员工其实大部分是通过关系进来的，有两个更是乌干达教体部直接打招呼送来说要重点培养的。其中一个还好，做人力资源；另一个管电，偏偏她对电不太懂，工作起来非常困难。尽管员工职务有晋升，但据说工资没有变化，而且当了领导手底下也没人，虽然叫经理啥的，干的还是普通工人的活。”
乌干达的医生其实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这般懒散不干活的。不少中国医生对我们说，由于乌干达实施公费医疗体制，“公立医院，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少医生经常在外面接私活，‘勤快’到根本不来上班。缺少人手时，只能拉护士过来一起给病人看病。”生存乃人之为人的最低要求，谋生面前，无人敢懈怠。组织管理和利益分配制度是人做出社会反应行为的重要依据，它能养懒人，亦是鞭策人勤勉的最佳催化剂。在谈到非洲人的懒散时，一位长者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非洲的今天作对比：“那个时候，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东西，都是看营业员的脸色，好像是求着他卖一样，营业员还经常回你一个白眼，并偶尔冲你大吼两声：‘急什么急！’”
张昊在邮件中，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和同事驾车去坦桑尼亚旅行的一段经历：
刚进入坦桑尼亚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老游的陆地巡洋舰因为是消防车改装的，一直都挂着警灯。这在我们前三天的行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时警察也不阻拦我们，一路上遇到的警察都热情地给我们指路。加上使馆的办证大厅还挂了梁光烈出访坦桑尼亚时的照片，路上又知道了坦桑尼亚的公路、铁路基本上都是中国给修的，让我产生了坦桑尼亚人民友好的错觉。
没过多久，情况就变了。由于路上的颠簸和警灯的沉重，警灯与车顶的四处螺栓连接处在第三天出现了两条裂缝，于是我们在塞伦盖蒂把警灯拆了下来，当时没想到后来会遇到那么多麻烦。最令我们受不了的是警察态度的突然转变，或者说遇到了完全另一种风格的警察。穿过恩格罗格罗（Ngorongoro）火山公园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出来后奔阿鲁沙（Arusha，坦桑尼亚北部行政区，临近肯尼亚）的时候，就被一个女警察拦下，说我们开着氙气灯，容易造成事故，要罚钱。这简直是奇谈，一路上不知多少车开了氙气灯，她不查，我们开就查。查的结果是罚款3万坦先令。她还给了我们两个选择：如果不想开罚单，就给她个人2万；如果开了罚单，要把车扣下，去市里交了钱再领回驾照。大晚上的，虽然我们很愤怒，但也拿她没办法，只能塞给她2万走人。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从阿鲁沙到达累斯萨勒姆的往返1200多公里路程上，我们被警察拦下来十多次，要么说超速，要么说违规超车，要么说违规逆行。我们一直跟着别的车，别的车警察就不管，一见我们的车就拦。最可恶的是，所有的警察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都会说一句话：“坦桑尼亚和中国是好朋友。”这就是对待好朋友之道吗？！在坦桑尼亚被警察敲诈共10万坦先令，合400多人民币，钱不算多，但性质很恶劣！
张昊的遭遇绝不是特例，几乎每个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都曾有过被警察勒索的经历。相比被打劫，这样的经历更令人气愤。不过，也有不少受访者坦言，中国人息事宁人、怕麻烦的典型性格特征，也许是导致自己与非洲人打交道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毕竟，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比中国差，警察“勒索”去的虽然在当地人看来数额甚巨，但对中国人来说只能算是“小钱”。如张昊讲述的那样，一路上被警察勒索十余次，罚金不过才折合人民币400余元。这些经历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心理上的屈辱感。怕麻烦，尤其是怕与“公家”打交道的麻烦，使中国人成为最“肥美”的受害者。这样的集体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少旅非中国人的弱势状况。一位在非洲靠开发廊谋生的中国理发师安桥曾将经济最发达的南非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但在该国短短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留下了一生的梦魇——那段时间他被当地人多次抢劫，其中还有一次是入室抢劫：安桥收工后回到位于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家，却发现家里进来了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男人，他们见主人归来不但没跑，还嘻嘻哈哈地打趣他，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用手枪抵着他的额头，把家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洗劫一空之后扬长而去。安桥几乎吓得尿裤子。强盗们走后，他坐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强忍胸中怒火足足发了一小时呆，却最终选择不报警。
“大多数中国人遇上这种情况都会忍气吞声，”安桥说，“原因很复杂，也很现实。”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人普遍“怕麻烦”的心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少来非洲淘金的中国人都不具备合法居留的身份，他们持短期旅游签证来非洲，签证到期后就成了“黑户”。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无法在银行开户，赚了钱就通过黑市的地下钱庄汇回国内。但这也决定了这些中国人的安全和权益无法得到任何保障，报警未必能挽回损失，却一定会暴露身份，被遣返回国。强盗与歹徒就是认准了这一点，才专门去抢中国人，而且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有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留下一些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让失业的年轻人抢一抢，算是发失业救助金了。”安桥说。一年后，他离开了南非，来到了经济贫困、安全形势却更好的乌干达。虽然依旧要面对官员和警察的零星敲诈，但比起动辄被人用枪指着额头，终究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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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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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非国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接壤的广袤地区，生活着著名的马赛人（Maasai）。马赛人是半游牧民族，并因其独特的传统、服饰和生活方式而为非洲大陆之外的世界熟知。他们原本生活在图尔卡纳湖（LakeTurkana）北岸的尼罗河谷地，从15世纪开始陆续南迁至东非大裂谷。由于马赛人骁勇善战，因此所到之处原有的土著居民往往为其强行驱逐。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接壤处的广袤草原，在肯尼亚一侧被称为“马赛马拉”（MaasaiMara），在坦桑尼亚一侧则被称为“塞伦盖蒂”（Serengeti）。这一区域，如今是全球最为著名的野生动物栖居地，约有70余种大型哺乳动物和500余种独特的鸟类。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导演、动物摄影师和游客都会聚集于此，观赏极为壮观的动物大迁徙——约有75万匹斑马和120万匹角马从塞伦盖蒂奔跑至水草更为丰美的马赛马拉。
如其他或自愿或被迫从传统跨入现代的游牧民族一样，不少马赛人脱离了传统的部族生活，加入了收入更为丰厚的旅游业。对他们来说，这个过程既愉悦，又多少有些无奈。
我们于2012年8月初赴马赛马拉拍摄动物大迁徙，聘请了一位自称安东尼（Anthony）的马赛人向导。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本名。“说了你们也记不住。”他淡淡地说。安东尼生于马赛马拉，按照民族传统成长，并未接受过肯尼亚现代教育系统的哺育。可如今，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及不太熟练的法语、德语，甚至几句中文。大约十年前，刚刚度过成人礼的他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名叫莫妮卡？布朗（MonikaBraun）的中年女人。如不少厌倦欧洲都会生活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她爱上了马赛马拉，决定在这里开一家专为旅游者提供膳宿的旅馆，而安东尼最终成了她的合作者。他们的旅馆开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最中央的区域，除莫妮卡之外，雇员全为马赛人。
除了儿时依传统刺留的巨大耳洞外，我们已经很难从安东尼身上看到马赛人的痕迹。带我们外出追逐动物的时候，他会穿上马赛人独具特色的猩红色披肩（马赛人称其为shúkà），但下身通常是肥大的沙滩短裤和时髦的凉拖。多配偶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以及割礼等诸多为现代文明所批判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在绝大多数马赛人部落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安东尼对我们说，“整个过程不用任何麻药，非常痛，但接受割礼的男孩必须始终保持沉默，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会被认为缺乏男性气概而令部落蒙羞。”而割礼完成后，男孩往往要静养3—4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因伤口感染而丧命。
“这些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传统习俗，不会对你构成困扰吗？”我们问长期旅居于此的德国女士莫妮卡？布朗。她的回答耐人寻味：“30年前我是个嬉皮士，在大街上游行、抗议、绝食，反对苏联，反对美国，反对一切让我看不顺眼的东西。但是，来到马赛马拉，了解了马赛人的文化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这个人其实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任何人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她指了指旅馆门外无垠的金色草原，反问我们：“在上帝创造的这样伟大的地方，难道你还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怨气吗？”
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2）
莫妮卡的话让我们陷入了沉思，也开始不断对自身的“非洲经历”展开反省：我们以传媒学者和新闻记者的身份，试图忠实地记录下中国与非洲在文化交流中的遭遇和误解，但自始至终，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如莫妮卡这般的心平气和？受访非洲人的迟到和爽约，听同胞们倾诉非洲遭遇时的“同仇敌忾”的快感，包括与马赛人打交道时不可避免地带着探险家的猎奇心态……与我们的采访过程如影随形。巴别塔并不存在于任何客观、透明的空间，而存在于每一个试图了解非洲却又不愿放下种种刻板成见的“闯入者”的心里。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集中走访了非洲国家政府、大型驻非中资机构、援建工程队、旅非华人华侨，以及非洲本地和出于种种原因来到非洲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