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等地走私烟土。他们贩毒的方法是，在其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上设置暗仓，暗仓位于轮船尾端，靠近船舵两旁，成扁方形直通船的底板，设有两个仓门。每艘船上的两个暗仓，可装烟土三百多万两。它设计巧妙，当船满载货物时，暗仓即沉入水中，从水面上消失，不知内情者毫无察觉。船卸下货物后，暗舱才浮出水面。因为，当船只入港后，首先开仓检查，然后才卸货物，所以，这两艘船走私烟土三次，均未被查出。第四次贩运烟土，因内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才查出了其利用暗仓走私烟土的方法。
人体运土法。一些亡命之徒，将烟土放在人体内部走私贩烟。常见的有将烟土放在肛门里、女阴里、胃里等。将烟土塞进肛门中，是一些男性烟贩的走私方法，当时称为“肛门队”。其方法是把烟土揉搓成擀面棍那样粗，十余公分长的条状物，用避孕套反复套上十几层，空腹不食塞进肛门内。用这种方法，一次可携带若干个。女烟贩子则把烟土塞进女阴中，当时又叫“水门队”，其做法与男性相似。利用胃来走私，则是把烟土一两左右装进三层避孕套里，牢牢地扎紧口，放在烫手的热水里浸泡，使烟土变成半流体，空腹吞下去。用这种方法，一次可携带十几两。利用人体走私十分危险，如果避孕套扎口松了或破了，烟土就会被人体吸收，从而毒死人命。
走私和武装贩运（3）
肥猪走私法。即事前先将肥猪淹死，挖出内脏。然后把烟土装进猪尿泡仓中或塑料袋中，放进猪的腹腔内。再将刀口（一般设在猪尾巴下边近肛门处）小心缝好。再将这些装了烟土的死猪与其他活猪一起运输，即使检查人员发现死猪，也会认为是不小心死于运输途中，不会生疑。
大鱼运土法。就是利用捕获的大鱼，从鱼口中放进吗啡等毒品。其具体作法是，从鱼口处将鱼的内脏掏出，再将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装进玻璃管中，从鱼的口部伸入鱼腹中。再将这种鱼与其他鱼混在一起运输，自然可以躲过检查者的法眼，顺利地运到目的地。
灭火器运土法。在当时的四川长江上航行的船只，都装备有震旦灭火器，以备消防之用。一些烟毒贩子，于是购买一批灭火器，将其内部倒空，填装上烟土，携上轮船、汽船，放在一个角落里。检查人员自以为是船上自备之物，不去检查。下船时，走私者大摇大摆地携去。此法走私烟土十分隐蔽，极难被查处。
救生器运土法。轮船上备有救生带、救生衣等救生器材，是正常的事情。一些烟贩子则打起了救生器材的主意。他们去掉救生器材内部填充的浮木、海棉、木棉，将烟土、吗啡充填进去。走私烟毒，过关越卡，很难被人发觉。
此外，鸦片贩子还利用其他手法走私贩毒。如与邮政职员勾结，利用邮袋走私烟毒，仿效西药商标，以烟毒、吗啡冒充西药，蒙混过关。以上我们列举了十几种走私烟土的方法，这些方法仅仅是一些主要手法，还有不少手法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陈述。要之，利之所在，走私者如蝇附膻，趋之若鹜，总会想出方法躲过检查者的耳目。这倒是应了句老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这一情况看，检查者必须注意新情况、新问题，于不可疑处仔细检查，于习惯处仔细检查，方能有所发现，查获走私行为。
走私行为猖獗的同时，烟帮武装贩烟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不安宁，商人行路、运货，既要饱尝行旅之苦、旅途之艰险；又要小心谨慎，防止土匪、强盗的抢劫。鸦片商人贩运鸦片，自然更要倍加小心了，因为鸦片价值高，更成为各路土匪、强盗抢劫的对象了。
另外，从事鸦片交易的商人，都是惟利是图的投机家。他们在鸦片买卖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甚至发生“黑吃黑”的勾当。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人推销云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二百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百分之六十。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正是一台破旧的‘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百分之四十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变成了‘败洋’。”（吴雨等：《旧中国烟毒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这种情况的发生，使烟土商之间的交易十分困难，互不信任。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封建官府、军阀、地方势力的敲诈勒索，使烟商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结帮成伙，武装保护自己，或雇请军队、会党帮助。
武装走私贩烟，最早是请镖局保护运送的。“清时，甘新道上关山重叠，商旅不便，有所谓‘保镖局’者，应运而兴，专以保护商旅为业，凡由内地解往新疆的饷银、商货，都由他们护运。这时，商人为了所贩烟土安全，亦雇佣镖局的镖车为之护运。镖局护运时，由商人将烟土封箱点交与镖局，按箱付给保镖费后，径由镖局的镖车起运，到指定地点再由镖局点交与商户。镖车一次出动十辆，由镖客多人，荷枪佩刀，插旗呼啸而行。”（聂丰年等：《鸦片为祸甘肃的回忆》，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镖局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随着现代热兵器的广泛采用，长枪、短枪代替了习武的把式，镖局也就逐渐消亡。此时，鸦片商人运送烟土，为了对抗官府的围追堵截，为了对付土匪强盗的抢劫，为了偷逃漏税，往往结成商帮，武装起来，携带长枪、短枪，保卫自己；或者请军队保护，与地方军阀勾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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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4）
在宁夏的吴忠地区，鸦片贩子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成马帮，结伙从吴忠地区往包头贩运烟土。这就是广布于西北地区的马帮土客。这些亡命之徒，多是当地贫苦无靠、无以为生的人，但自幼习骑马，会打枪，不怕死，于是为人雇佣，做起了马客。大烟商为他们提供快马好枪（一般是捷克式长枪），交给他们去包头兑换黄金的烟土，返回吴忠后得到烟土约三四十两作为佣金。当时吴忠的马帮很多，多达几十帮，每帮人数不等，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人。
帮有帮头，多是由熟悉往返路线、骁勇善战，有指挥组织能力的人担任。如当时（民国年间）灵武的查克连、吴忠的马万良、南乡马万贞等人，都是有名的帮头。帮头是一帮的指挥者和决策人，一般携带长枪、短枪各一支，其佣金高于一般马客十两左右烟土。谁雇谁付，随帮的“土客”不分摊。
每次马帮从吴忠出发，帮头将出发的时间和会合地点暗中通知随帮的土客。但常有闻讯而至的并不认识的土客自动加入。因此，出发时一般为二十余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至包头时往往上百人左右。
土客马帮在长途贩运烟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帮规：①绝对服从帮头指挥，不得擅自独立行动；②“土客”之间不准暴露各自的雇主姓名、住址和驮货量；③遇有不测，丢货不丢枪；④帮头指挥分散突围，再次汇合时扬土为号；⑤若被官方逮捕，至死不出卖雇主和同伙。
土客马帮虽然携带长短武器，然而他们却小心谨慎，尽量不与当时的缉私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为了安全起见，避免正面接触哨卡，他们多沿原商路左右穿插而行，按土客马帮的行话是“走路不舍路，舍路不离路”。如在途经有缉私部队的新召哨卡以南纵向地带时，土客马帮昼伏夜出，看东北方向的亮星走，不至于迷路。新召以北至包头，有蒙军驻守，土客马帮则给他们一点好处，就可以安全通过。万一同缉私队发生枪战，土客马帮也不愿与他们结下深仇，只打马蹄不打人，或枪打指挥军官，便于乘乱逃跑。如1944年吴忠土客马帮与马家军骑兵保安队遭遇，马帮开枪打死了保安队连长后，乘混乱之际逃走。
在云南，1917年以后，鸦片烟的价格上涨，贩运烟土有厚利可图。于是地主恶霸或与军阀有勾结的奸商，就乘机组织武装，前往边区产烟的地方去贩运。这种组织，就叫烟帮。这种烟帮很多，如元江的迤萨帮，景东的猫街帮等，都是有名的烟帮。烟帮大小不等，大的有几百人，他们各携快枪利械，赶着马匹、骡子等牲口，带着粮食，专走偏僻小路或昼伏夜行，尽量躲过缉私部队的查获。万一遇着了军队查缉，烟帮就要抵抗；遇着土匪拦劫，他也要抵抗。至于各县的民团，由于力量弱，根本不敢过问烟帮之事。烟帮中有这样的口号：“典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挡着，人头落地。”从口号上看，是很有玩命精神的。烟帮返回后，将其携带的烟土化整为零，分散潜藏起来，再陆续售出，获利很多，其势力就更为雄厚了。
1918年云南军阀唐继尧派警察厅长秦光第带兵一团查缉烟帮。在顺宁、云县交界地方遇上了马姓烟帮。双方发生了枪战，烟帮武器、人数不如军队，但凭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使双方互有死伤。对峙多日后，烟帮弹尽粮绝，被迫屈服，交出了一半的烟土和枪械，另赔偿五百元的银币，才算了事。
在湖北宜宾，每当烟会结束后，一些中小烟贩，常常为了安全和多营利，结伙走私，营运鸦片。烟帮中人多为亡命之徒，跑得，累得，能走夜路，会耍刀弄枪，不少人是旧军队的职业兵痞，哥老会的职业袍哥，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以及“拖滩”多年的惯匪，多半是懂得黑社会内幕的人物。当然，他们的背后也是有靠山的。在宜宾哥老会组织有34家之多，其中一些“总舵把子”即是烟帮的后台。
烟帮如果遭遇上土匪和地方团队，一般是“拿言语”、“出上咐”，即表明身份，讲江湖义气，因而获得“照应”，准许通行。如果遇到军警的查缉，能行贿的，就留下一点买路钱；如果硬好检查刁难，则往往开枪互相射击，硬打猛冲。因此，每当烟帮过境时，当地军警都很紧张，甚至如临大敌；有时关卡税官反被吓破了胆，退避三舍，听任烟帮大摆大摇地通过关卡，不敢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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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5）
在西康，1940年前后，烟土价格大涨，运到成都、重庆可以获利几倍，地方有势力的人、股匪垂涎鸦片，便出枪出人，中途拦劫。鸦片贩子不得不雇请军队保护。一般跟棚赶会的小烟贩和旅客，害怕路上遇见土匪，便不约而同地跟着走，形成“烟帮”，当时人称“走烟帮”。如1948年有军阀唐英的烟帮，用警卫部队学兵连100余人护卫，有花筒机枪五六挺，武力很强大。烟帮携带烟土70多背篼，雇请民夫背；同行的大小烟贩、旅客共三四十人。这样，这支烟帮共有200余人了。
烟帮前行时，护送的部分用一班人为尖兵，在前探路，接着是坐滑竿的，再后是小贩和旅客，部队保护烟背子走。因为要在大站住歇，有时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落站。无论休息、吃饭、住宿，都要在场头场尾安岗放哨，烟背子的屋前屋后，更是岗哨重重，如临大敌，严防有人袭击以及背夫私逃、烟土丢失。
在广西，烟帮活动更为猖獗。每个烟帮都自备有长枪、短枪数十枝。烟帮头子都是一些旧时代的军官，当过游勇和土匪的人，与旧桂系上层有一些渊源关系。如烟帮头子陆炎，曾做过巡防队的哨官，后移居百色，是地方有势力的豪绅。烟帮头子陈荣廷，是绿林好汉，且在绿林中辈份很高，是当地军阀陆荣廷的老伙伴，他的脸面大，牌子硬，一切关节都打得通。他是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的，在这条路的每个站头，他都讨了一个老婆，成一个家。他每次上帮或回来，就等于每日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广西的烟帮一般由百色护送花纱匹头、洋广杂货到云南贵州去；回来时，就秘密护送鸦片，往往勾结军队作更有力的保护。烟帮头子组合一定的商人、货物或现款，用马驮或人挑肩扛运到云南或贵州，叫做上帮。也有不少单独的烟贩自带了资本或货物，闻知上帮的日期，便随同上路。所以一个烟帮往往很大，最多时竟达一千几百人。这千余人的烟帮，在广西崎岖的路上前行，声势很大，浩浩荡荡。烟帮到了目的地以后，就把货物交给当地的有关商号发售，或在当地的街上公开直接以货易货，收购烟土，然后开帮回来。烟帮回来时往往携带大量的烟土，多者达五十余万两。
烟帮携带如此众多的烟土，价值连城，仅凭烟帮的长枪、短枪，还不放心，于是便请军队护运。从百色到梧州一段，保护费大约每两烟土六七角毫洋。
百色经营烟土的烟贩，虽然人数颇多，经营鸦片获利颇厚，但烟贩人品复杂，五方杂处，很难结成一个固定的组织，所谓的“烟帮”大多是临时性的组织，始终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式。
烟帮贩运烟土，通过武装走私，或者买通军队包运，可以不交税，因此不少人侥幸暴富；也有一些烟帮运气不佳，被缉私队捉拿，烟土被抢，甚至人也被杀死。
在清末民国年间，军阀控制着大小地盘，土匪拦路抢劫，仅凭烟帮自己的武装力量，很难保证安全。因此，雇请军队、帮会组织贩烟、保护贩运的情形相当普遍。如广西百色即有帮会道门组织，有洪帮和青帮。洪帮头子以卢明轩为首，召集落伍军人、流氓、地痞、地主、恶霸入帮，有相当大的势力，可集合二三百枝枪，一千几百人的队伍。青帮以张彪为头子，也拥有百余枝枪，并遥领部分地方武装，势力很大，有“飞虎队”之称，以专门护送鸦片烟帮得名。青帮和洪帮专做鸦片烟生意，有时自己走私贩运，有时替别人护送，收取保护费。洪帮甚至拥有一部十轮卡车，专为烟帮装运烟土，任意横行，地方官府不敢过问。
在山西太原，有许多闻名于乡村市井的“名人”参与贩毒。他们虽然不是达官显宦，却广有财产，颇为闻名。如晋源县的李文田，清徐县的周八、李秃只，太谷的王步政，榆次的金虎，太原市的姜振新、杨永福。他们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贩卖鸦片烟毒，当地人称之为“卖料料的”，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人大多是地痞，又标榜什么“三老四小”、“香头多高”、“什么山头”，在各地摆香头，收徒众。青帮成立了“进步委员会”，洪帮成立了“民众进步社”，在各区县设立组织，以帮会势力为掩护，进行贩毒、制毒的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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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6）
土匪本是以抢劫为生的黑社会组织，但在湖北宜宾，土匪也做起了护送烟帮，收取保护费的勾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旧社会的兵、团（民团）、匪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在鸦片上牟取厚利，互通声气，勾结作奸，甚至由匪而官，由兵而匪。在官府势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如省界、县界及边远地区，以及山川险阻、人烟稀少的地方，往往盘踞着土匪和民团。烟帮为了顺利通过他们控制的地区，便主动出钱出烟，雇请土匪、民团护送烟土。如盘踞在云南盐津、绥江一带的大土匪头子江瀛洲，利用土匪武装，长期在川滇边境接送烟土，大发横财。后来，他由匪而官，当上了“烟会重地”——普洱渡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