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完本全集阅读-第16部分-人文书库

　　

挑膏店（2）
湖北恩施，熬制烟膏有一个著名的技师叫万天宝。他煮的烟膏叫漂烟。其作法是：三煮、三滤、三澄、三漂，用白炭烟细细熬煮成膏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土中窑藏才能吸食。他用这种方法煮烟，一锅用水二三斤、烟土若干两，却要用三天时间煮成，每天工资为3银元，仅煮烟就要花9元。因此其漂烟仅富裕人家才能“一饱口福”。
　　湖北宜昌有个烟馆老板陈德元，自己掌握了熬烟的技术。他知道熬烟要有技术，熬老了有焦味，熬嫩了挑不上扦子。因此，熬烟都是他自己做。他用一个带木柄的铜锅，把烟土和从烟枪里挖出的烟灰放在里面，加点老水，放在炉子上用小火烹，直到浓缩成膏子，烟就熬好了。他的烟熬得好，当时尽人皆知。从其操作过程看，陈德元的熬制方法很简单、粗疏；其烟膏远近闻名，大概是因为加入了烟灰、老水，使之含鸦片毒量加大，烟劲更足，使吸食者更觉过瘾吧。
　　广西梧州的土膏店熬制烟膏，规模相当大。他们的方法是：每次将生烟100两加水煎煮，用疏布筛去杂质，反复四次，共煮10个小时才成熟膏。他们在熬制烟膏过程中发现，云南烟土可得回八成烟膏（即10两烟土可熬成8两烟膏），贵州货仅得回六七成。
　　广州的三有公司，对熬煮十分重视。该公司有一批制作烟膏的能手，操作技术熟练。制作烟膏的工序很严格，熬煮时必须采用钢锅来煮。也十分讲究放多少烟土，配多少水，煮成多少熟膏，都有定量。熬煮用的燃料也用最好的木炭（称为京炭）。开煮时，公司派人监督，以防止偷工减料。操作人员有高低之别，最高级别的是由香港烟商派来的。烟膏煮成了，首先要送给股东们或吸烟的巨头品尝，认为合格了，才起锅分发包装。
　　当然，熬制烟膏过程中，也有不法之徒掺杂假货，坑骗吸食者。如掺杂干果脯、柿饼一类的无异味的东西。
　　挑膏店在经营熟膏熬制、买卖的同时，往往开烟灯，供吸食者吸食。如天津的土膏店即在店内设置床位，备有烟灯、烟具，供烟客吸食。山东济宁的土膏店，也专门开辟烟室，设置烟榻，置备烟枪、烟灯等多套考究的烟具，随时供瘾君子开灯吸食。有的还雇佣二三名漂亮的女招待，专门为顾客烧烟、看火，以便招徕主顾。从这方面来看，挑膏店与烟馆有相似的地方，都经营着开灯吸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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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1）（图）
在鸦片泛滥以前，中华大地上已出现了烟馆。据记载，至迟在清雍正年间大烟馆就出现了。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泛滥成灾，各地烟馆林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凡是人烟聚处，都有或大或小的烟馆存在。以下按地区分别予以介绍。
　　上海。自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迅速成为鸦片入口的中心，烟土大量涌入，烟毒遍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有烟馆1700余家，诚所谓“上海烟馆甲天下”。当时，烟馆已成为上海的一景，有关文献对上海烟馆作了详细介绍。如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10页《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烟间录》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一些著名烟馆，兹抄录如下：
　　二十年前初到上海之人，咸谓上海有一奇事，即狂吸鸦片。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所有烟间，皆高大其室宇，精洁其器具，榻则镜石镶嵌也，灯则精铜雕镂也，斗则寿州购办也，烟则冷笼清陈也。抑且枪必择其老，扦必取夫钢，盘必择其洁，以及烟茶之供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骛，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趣，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烟间最多，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烟馆亦复不少。而且有名的烟馆多在法租界内。如当时最为著名的眠云阁，即设在法租界中，它的铺设精雅，烟具灯枪精巧无比。不仅如此，该烟馆首开使用女堂倌的先例，广招顾客。南诚信是法租界内的另一著名烟馆，以拥有烟塌数之多闻名上海。它有东西二厅，每厅设塌20余只，还有雅室，置一榻或二榻，四壁贴挂书画，多名人手迹。其中有一联，颇能传神：“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
　　此外，闻名遐迩的烟馆还有北清芬、广诚信、老延龄、北诚信、五层楼、华众会、四海升平楼、四海论交楼、馨芳园、西园、绮云乐心园、南北清芳堂、登楼万里春、寄园等，都是资本雄厚、设备考究、服务周到的上等烟馆。这些大烟馆，都布置得富丽堂皇，烟榻是雕花的大床，还有红木大床的，有桌子椅子，供烟客坐着聊天，并备有点心、茶果（有些烟果则免费提供）。烟具更是考究，烟灯烟扦和一切小零件都是用上等白铜制成，少数还有银制的；烟枪更是精制而名贵的，甚至有象牙制成的。有些烟馆有独到的熬膏技术，烟膏质量高，深受吸食者欢迎。上海烟土商李隆吉开设七家烟馆，其制膏水平高，以至于他本人获得了“烟灰金宝”的绰号。
　　规模较小的烟馆，则设施相当简陋，仅有几只木榻，备有简陋的烟灯、烟枪，供贫穷的烟民过瘾，其他则别无讲究了。
　　对于大小烟馆，租界当局并不加以禁止。在法租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海上闻人，勾结租界当局，实行烟土公卖，允许烟馆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经营，但必须纳捐。规定，不论烟馆大小，都以烟枪的多少来交税，每支烟枪每天5元。如果一个烟馆有5支枪，那么每天必须交25元。由于法租界烟馆众多，烟枪更多达数万支，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了。为了更好地收取烟枪税，黄、杜、张又联合成立了枪捐公司，由杜月笙主其事，黄金荣负责与租界当局打交道，张啸林负责联系浙江军阀，处理与其他流氓组织的关系。枪捐公司成立后，仍执行上述枪捐政策，只按枪纳捐，对于烟膏销售多少概不过问。烟枪捐收入，除了法国巡捕房支取一部分外，其余并入烟土利润中，按烟土利润的分配办法，即大三股、中六股、小三股的方式分配。这种烟枪捐，大致从1923年起征收，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时止，历时三年多。黄、杜、张，在这三年中赚取了大量钱财。
　　此外，上海还有一种花烟间。如上所述，一些烟馆老板为招徕雇客，雇佣年轻漂亮的女性侍候烟客。花烟间又迈出一步，将妓女引进了烟馆，用妓女侍奉烟客过瘾。上海的花烟间集中在小东门，郑家木桥南首的兰芳里以及磨坊街、打狗桥等处。来此的瘾君子，一箭双雕，满足瘾、淫二欲。当时，有文人写诗形容说：“我爱时髦骚大姐，装烟递话最多情。”其实，此等烟馆是最低级的烟馆，烟膏质次，妓女也是久溷风尘的下等娼妓，为混口饭、混口烟而鬼混。
　　

烟馆（2）（图）
清末民初，开展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公开的烟馆逐渐消失了，但其变种燕子窠却乘机而兴。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在1927年前后，上海燕子窠盛极一时，仅法租界中就不少于6000余家；1928年，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会刊《拒毒月刊》的记载，更多达8000余家。燕子窠设施简陋，有一至五套烟具，供瘾君子过瘾，其他则因陋就简，得过且过。燕子窠因系违法私设，不时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枪骚扰，勒索钱财。于是有流氓组成亚利公司，专门为燕子窠的烟枪保险。其保险方法为，每枝烟枪每天收保险费一、二角，如被查获，则由公司负责赔偿。至1927年1月底，该公司被查获，其已为一万七千余枝烟枪保险，赚取了大量保险费。（参见高洪兴：《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山西。山西是生产烟土的大省，全省城乡到处都有烟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西时，推行毒化政策，烟馆更是遍布城乡和工矿区，仅太原市就有烟馆20余家。每家烟馆每年销售大量烟膏，如“兴亚楼”烟馆，一年销售1万多两的烟膏。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有些烟馆，还雇请年轻女子侍候，陪同烟客吸食，几类似于上海的花烟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太原的大烟馆开业，都明目张胆地在《山西新民报》上刊登广告。武直刚在《鸦片对山西人民的毒害》一文中列举了六个大烟馆（当地称为土膏店）的广告，兹抄录二则：
　　会仙土膏店开幕启事
　　择于阳历九月十九日开幕。本店开设麻市街西四十三号，房屋洁亮，宽茶阔役，招待周到。价钱格外克己，货质保君满意。各界惠顾，诸君盍兴来乎！
　　会仙号主人启
　　东聚兴土膏店开幕启事
　　本号开设太原市西肖墙街十二号。专购上等原浆，净货细煮。福寿烟膏，清凉芬芳，与众不同。特设雅座，专备女客消遣。招待周到，保君满意。兹定于十月十四日正式开幕，务请先临一试，方知言之不谬也。
　　从上述广告来看，大烟馆的主人为了赚钱，真是丧尽了天良，恬不知耻，竟然公开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尤其是刊登以女色招徕雇客的广告。这真是无耻之尤！
　　大同的烟馆，在日本督促下，纷纷增加床位和烟具等设备。烟馆设备以鼓楼西的一处最为完善。该烟馆租赁聚宝源饭店为营业场所，有10余间房屋，单间开设雅座，备有精制的吸烟器具，专供上层人士使用；另有大房一处，名曰“混堂”，烟具和设备远逊于雅间，供下层烟民使用。顾客一入门，即有招待员殷勤接待，先让座位，再选择鸦片的品种数量，然后开灯吸食。除茶水方便外，还备有瓜果、糕点，可随意选食。
　　内蒙古。民国初年绥远地区城镇普遍开设烟馆，“清水净烟”的招牌触目皆是，烟馆大门两旁贴着醒目的对联：“去病增寿饭后一袋烟，守灯静养胜做活神仙。”日寇占领绥远以后，烟馆更多，而且雇用青年妇女招待，诱人抽吸。这些青年妇女陪烟客围灯横卧，并头对吸，烧烟侍茶；或兼事卖淫，满足烟民色欲。
　　辽宁。在日寇占领下，辽宁各地烟馆林立，也有吗啡馆存在。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存在着富人吸大烟，采煤工人、小商贩扎吗啡、抽白面的情况。抚顺千金寨比较有名的大烟馆有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登仙阁、小瀛洲等，新站欢乐园一带则有广发成、永感楼等。这些豪华烟馆设备华丽，还备有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公开接待烟客。她们一面陪同烟客，面对面地躺卧在烟榻之上，为烟客“打大烟”，侍候“瘾君子”；一面说说笑笑，勾勾搭搭，甚至发生色情行为。在这些烟馆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抽口大烟玩玩票，花烟馆里去买俏。”
　　吗啡馆则多为日本浪人所设。1933年，日本浪人在南山城地区开设了江上洋行、山下洋行、田中洋行、山本洋行等吗啡馆。贩卖海洛因和吗啡。一些贫苦的人吃不起大烟，吸海洛因、扎吗啡，很快就成瘾，快者三四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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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3）
吉林。在日本和伪满政权的统治下，烟毒泛滥，各县都设立鸦片零卖所，其实就是大烟馆。1933年至1934年，开通县城仅13000余人口，即有庆丰恒、诚记、玉兴和、兴顺盛、厚记5个鸦片零卖所。每个鸦片零卖所内，都是间壁得仅容两人的抽烟单间，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一般鸦片零卖所有10余间单间，诚记、玉兴和等大的鸦片零卖所多达20余个单间。每个鸦片零卖所都有管烟、看灯的人，负责售烟、倒水等服务。在这些鸦片零卖所内，还备有打扮得妖艳的女招待，为烟客烧大烟，兼作色情服务。这些鸦片零卖所以色、烟二欲，引诱了不少顾客，以至于抢了当地青楼生意，窑娼的“花界会”为此多次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女招待。
　　此外，还有私烟馆和花烟馆，如王印、丁发甲即开有这种烟馆。这类烟馆，用自家的床榻、烟具，开灯供客吸食，家庭中的妇女（包括妻子、女儿和儿媳等）侍候烟客，或陪客烧烟，齐头对卧，一人一口地吸食；或兼做暗娼，提供色情服务。
　　黑龙江。日本占领后，黑龙江已是到处建立鸦片烟馆，仅讷河即有六处大烟馆：县城四处，拉哈镇两处，乡镇村屯到处都有卖大烟的。当时的大烟馆有三个等级：一等烟馆设有许多房间，且多为雅座，有的还有女招待，打扮得妖艳，专门为烟客烧烟，看火，卖弄风骚；有的大烟馆馆主为了多赚钱，竟然让自己的老婆、女儿以色情勾引烟客。那时，讷河流行一个下流小调，开头是这样的：“话说宋老三，他家卖大烟。一辈子无儿生个女婵娟，这姑娘年长二九一十八呀……。”二等烟馆的房间稍小，设有床铺，备有烟具，可就地吸食。三等烟馆则只有一二间门市房，没有床铺、烟具，只是零星贩卖熟膏。
　　安徽。民国10年左右，安庆全城有大小烟馆数十家。既有豪华的大烟馆，也有一些低级小烟馆。在安庆城西门一带有好几家低级小烟馆，凭女色引诱烟客。如高祥夫妇都是大烟鬼，为了“以烟养烟”，在糍粑巷租了一楼一底的单家独户的房子，开设烟馆。他的烟馆设备尚可，经常开二三盏灯，以妻子、女儿侍候烟客，其女儿高兰英颇有几分姿色，吸引了不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大小老板、商店大伙计前来吸食。
　　五巷口有个李小脚，是个寡居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在自己家中开烟灯，以其姘夫地痞蔡大宝挡门户，自己和两个女儿侍候烟客；家中也开二三盏烟灯，引诱西门外粮食行、棉花行的老板、大伙计前去吸食。
　　义云理发店老板徐义云，夫妇两人在自己家的楼上开烟馆，仅一盏烟灯；他以开烟灯为诱饵，吸引商人前去谈生意，聚赌抽头，兼营烟、赌二业。
　　同安桥的毛兴鼎开了个流动烟馆，带着烟具、烟条送烟上门。
　　西门城内黄甲山有个张大个子，开了间花烟间，家中经常有二三个烟花女子，陪客人烧烟，陪客人说笑。
　　沟儿口有家伞店的楼上，有张老头子夫妇二人，带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开烟馆，由于一家三人都是瘾君子，家境破落，设备差强人意，只能吸引穷烟鬼吸食。
　　以上这些小烟馆，其主人的结果都很凄惨，高家门庭冷落，家败人散；李小脚女儿远嫁，自己死时无人替她入敛收尸；毛家连衣食也不周全；开花烟间的张大个子，因烟馆闹事，坐死牢中；张老夫妇入不敷出，衣被卖尽，贫困而死，其女儿骨瘦如柴，沿门乞讨，也饿死街头。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这些小烟馆的主人皆是瘾君子，穷极无靠，出此开烟馆养活自己的下策，结果却是家破人亡，适得其反。
　　江苏。江苏紧临上海，自上海开埠后，江苏的鸦片就泛滥起来了。昆山距上海50公里，自民国以后，烟馆日渐增多，一条短短的弓箭街，即有4家烟馆；全昆山县城，烟馆多达百余家。
　　不过，昆山的烟馆，�

《烟毒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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