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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鸦片在数量降低的同时，其销售价格在国产烟土的竞争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论是质量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还是质量稍次的其他烟土，销售价格都在下降。《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指出：“当鸦片进口数量只减少15％或16％时，价值的下降却两倍于这个比例。”数量和销售价格的下降，使进口鸦片的市场越来越小，终于被国产鸦片逐渐替代了。1906年中国国产鸦片约为万担，而进口鸦片仅为万担，这表明中国鸦片的自给率也达91％以上，已经实现了自给。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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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1）（图）
自晚清鸦片生产合法化，鸦片产量大增以后，形成了鸦片生产的基本格局：西南和西北地区从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中国鸦片生产的主要产区。当然，由于晚清和中华民国曾实施过禁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鸦片生产有过萎缩，但不久又恢复原样。因此，鸦片生产格局并未有多少改变。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于罂粟鸦片这一高效“作物”的生产，中国人也投入了极大心血和精力，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鸦片生产景观，赶大烟场则是其中独特的景观之一。
罂粟的栽种，因品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播种、收获时间和效益。以四川省金阳县为例，“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区种植，每年9至10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两，最多能收200～300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至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两。热烟种在高山区，三四月播种，七八月收获。通常情况下，可播一斗包谷的土地收鸦片20两，多的收四五十两。水泡烟种植较晚，1940年左右鸦片奇贵时才开始生产，多种于五谷不生的河谷地。每年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割，耕种粗放，广种薄收。”（吴雨、梁立成、王道智：《旧中国烟毒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在陕西渭南，种植的罂粟品种更多。据记载，该县“种植的品种主要有三月黄、金钟、独牛、到老绿、腾场等，每年分冬、春两期种植，但都在立夏前后收割，一般亩产百十两，作务好的可产二三百两。每两烟土按当时价值可折合小麦20斤……有些经营者发了大财，而无数吸食者却走向贫困破产。”在甘肃靖远，由于气候寒冷，罂粟一般“在农历二月下种，七月收割结束，山区二阴地最迟在八月收毕。烟苗的种类有‘小暑’和‘大暑’（在小暑大暑节气开始收割，因而命名）；有‘独头’，每茎一个头球，头球特大（大小暑一茎上有三至九头），球上径纹突起，成熟在小暑、大暑之间，因头球棱径不平，收割不便，种者较少。各品种之所以并植，是因收割时间和劳动力可以调配，同时产量年有不同。有一年‘小暑’产量大，有一年‘大暑’产量好。每亩烟浆产量为30两至100两。”
从上述罂粟品种来看，全国各地都有适宜于当地生产的罂粟种类，而且各个品种都适当种植，以便综合利用地利、人力和劳动时间，获得好的收益。
种植罂粟、收割汁液，制造鸦片，在一些地区成为贫穷百姓养家糊口，甚至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在罂粟种植区，有不少人因此而暴富。如在四川金阳县的派来乡，有一个名叫阿熟的富裕农民，原有可播50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200两鸦片。他将鸦片贩卖给汉人，并放鸦片高利贷（借1两还5两）很快发财暴富。他后来又买了4个农奴和可播种150斤包谷种的土地。
改种罂粟可以致富，是因为鸦片的价格贵，因而种罂粟的比较效益高。如上文所述，在陕西渭南，一亩地种植罂粟，一般可收获百十两鸦片，一两鸦片可兑换20斤小麦，以一亩地生产100斤鸦片计，即可兑换2000斤小麦，而当时种植一亩小麦，至多收获三五百斤。因此，鸦片可以算是“高效作物”，种植鸦片从而容易发财致富了。
正是由于种植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因此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大规模地、成百亩地种植罂粟。罂粟花开时，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红白黄粉，五彩杂陈，形成了特有的鸦片风光。在收获时节，需要大量劳动力手工割取，于是在收获季节出现了大量短工——刀儿匠，他们以其熟练的割浆技术，赚取较高的劳动报酬。在罂粟种植区，由于刀儿匠的大量来临，各种商贩、娱乐组织也来了，出现了临时的繁荣——烟会（烟场），逐渐形成了赶烟会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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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2）（图）
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五原县，大多数人将土质肥沃，灌溉方便的土地，多数种植鸦片，形成了一片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在收获季节来临前，农村要出现一年一度的繁荣景象，首先是农村流动人口增加。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几个方面，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割烟工人，割烟是一种带有技术性的劳动，不是一般农民所可从事。由于积年累月的种植，种烟地区逐渐培养出一些掌握割烟技术的人。这些人并不完全在农村落户，其中有城镇的商贩和手工业工人，也有从种植历史较长地区（如萨县、托县）来的。割烟工人的劳动报酬和生活待遇，和一般农业劳动者相比，要优厚好多。以1935年为例，锄小麦时一个成年劳动者每日挣工资1角，饭食是一日三酸（早晨酸粥，中午酸焖饭，晚上酸稀粥），每逢初一、十五吃一顿荤菜面食。至于割烟工人则大不相同了，每日工资起码5角，饭食一定是面，副食如买肉不便，顿顿鸡蛋是少不了的。同时还供应饮料，茶叶与红糖白糖每日均须准备。”（李子英：《五原烟毒史话》，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靖远县，种植较多罂粟的地主，“因收割时间紧迫，多有雇短工者，农村出现了临时的人市。远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地户需要短工的到那里去叫。工资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用几个人就叫几个人。大的地户种百八十亩的要叫几十人短工，除管饭外，工资是付钱，无钱可以大烟支付。今日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资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1两大烟。当时烟价每两1元，每元可买白面30斤。（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割取大烟浆汁的刀儿匠工资、待遇很高，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割取大烟的手艺。割取大烟是个细致的手艺活儿，需用三刃刀在大烟的蒴果上划上刀口，让白色的汁液流出、凝固，然后收集起来。其具体操作程序是：头一天中午后开刀放浆，第二天清早收浆。收完后，再在另一块地里开刀放浆，依次作下去。一块大烟地放完浆二三天后，又可以开刀放浆。一般的大烟可以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放浆时间。放浆开刀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大烟的收成，因此割烟收浆都极讲究，刀儿匠必须技术熟练，“割烟的人要心灵手巧，三刃刀割得恰到好处，好割手一般能连割三刀，三刀后就再不出烟（浆）。先一天下午烟桃被割后，即流出乳白色的汁液，与空气接触逐渐变成黑褐色，第二天早上再用薄刃小骨刀刮取下来，装入罐内，成为生烟土。干燥后装入土大碗内，用黄表纸盖好存放。”（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天气好坏对烟土收成影响甚大。如果看不准天色，放烟后遇到一场大雨，烟桃上的汁液就会被雨水冲光，收成就会落空。由于当时科技落后，无法准确预报天气情况，一些僧道巫神专门作“天气预报”，一见过云发雨，马上鸣钟报警，之后则以功臣自居，到地头要烟。
在一些偏远地区，为了种植罂粟牟利，但又没有种植技术，往往聘请刀儿匠（烟把式）指导。如四川省理县1921年以前，还没有熟练的刀儿匠。当地人看到种大烟有利可图，便“从外地请来汉族的烟马式（刀儿匠）到理县种烟。最初是雇长工，后来是刀儿匠和主人‘分庄’，也有农民将土地出租给汉人种烟的。几年之后，当地农民也学会了种植鸦片的技术，但在收烟和割烟等技术方面，还须请刀儿匠。”
在罂粟种植区，收割大烟是一项重要的农时活动。由于大量刀儿匠云集，农村人口流动增加，且集中于产烟地区，使一些鸦片产区形成了临时的繁荣：劳动力云集、商贩云集、说书和唱戏等娱乐组织也来了，热闹非凡，形成了“烟会”，又叫“烟场”、“烟集”。赶烟会因而成为当时人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了。烟会的情形，我们举例说明。
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每年收获季节（农历七八月间），在整个种烟的河套农村，如同赶庙会一般热闹非凡。在烟地周围，有打玩艺儿卖唱的，有卖瓜果吃喝的。在较大的村落乡镇，还有搭台唱戏的。民间艺人赶烟市，为赚钱，图吸烟，说唱快板‘莲花落’凑红火。”
在内蒙古的五原县，小商小贩是赶烟市的重要人员。“在种烟的年代里，农村的商品需求量和购买力在割烟季节要出现一年的最高峰。那时鸦片的丰歉决定农民一年的命运。所以种烟农民为了迎接和祝贺这个决定命运的季节，在收割烟的时候，除了从优招待割烟的工人外，自己家内也要改善生活，有的还给儿女们添购一些入时的衣着。为此，城里的商人就纷纷人挑畜驮车载把货物送至种烟的村落。另外，在割烟季节为了表示祝贺，二人台班子也要赶赴农村演出。在烟户较多的大村子里，每逢华灯初上的薄暮时候常有二人台节目演出。附近村落的青年男女亦多往围观。虽说那时照明设备简陋，可是轻歌曼舞，笙箫伴奏，人笑人语，看起来也是赏心乐意喜气洋洋。在那个年代里，乞食的人是比较多的，平时大多是在城市里行乞，逢到烟市也纷纷转移到农村。”（李子英：《五原烟毒史话》，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3）（图）
在甘肃天水，每年五六月间便陆续开刀割浆，烟会也就开始了。“这时城市大量无业贫民和苦力劳动者，都到农村赶烟场打短工。小商小贩也备齐农村所需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打板子’的等，也都纷纷下乡赶烟场。尤其唱秦腔的鸿盛社戏班子，这时也下乡演出，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划整为零深入田间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县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乡，勒收亩捐借机发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靖远，由于种植罂粟，县城出现了繁荣。在七八月份收烟的时候，赶烟场的人很多，靖远城乡也空前热闹。据记载：“当割烟的时候，和尚、道士不远千里而来化缘。卖武、耍猴、马戏团络绎不绝。当时最时兴的日用品，例如化妆品、生发油、花露水、丝织袜子、天津礼服呢等都是普通货。城镇街道上京货摊子排比拥挤，五光十色。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零星玩艺，应有尽有。”“除了赶场的短工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走江湖的，拉狗耍猴，猴子、小狗在地头给地户叩头作揖，提水烟袋的给大家装水烟；弦管卖唱的唱一段；卖武的扛着大刀、杆子，一到地头，一口大碗伸向地头的掌柜，掌柜的即抹一板子大烟。”“卖艺的人每到一村，找一个适中的现场，敲起大锣，群聚而观。当场不要钱，算作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能要满满一大碗，约三四两。戏班的演员尤其吃香。麻子红（一名角的诨号）一度到靖远赶场，在大碗后面还有龙套抬着牛头罐子，地户争着抹，希望在庙会上看他的拿手好戏。”（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陇西，“收烟时引来陕西、河南等省形形色色的人流来赶烟场，有富商大贾，有流氓乞丐，有妓院和各种杂耍，真是乌烟瘴气，盛况空前。”（陈仁：《陇西种植、吸食、禁止鸦片记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然，烟会中缺少不了收购大烟的大小商贩。在靖远县，“当大烟收割正忙之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辙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匪抢劫。”（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省的西昌，“每年春末夏初，新鸦片大量上市，西昌便开始了盛况空前的繁荣，其繁荣热闹胜过往昔虫会。烟会期长短不一，一般延续一个月左右，交易主要在西街川主庙及其附近。那段时间西街上行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街沿坎上满是大缸小钵的生烟。……西昌烟会最繁盛时，每会交易量都在300万两以上。”“卖烟的除西昌本地农民外，还有冕宁、越西、盐源、昭觉来的。买主则多数来自四川内地，其中又以军政要员的代理人为多，西昌的军政人员则亲自上市收购。”（林如渊：《西昌鸦片祸害一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宜宾，“每年罂粟花（俗名烟花）结果，割破后收的果浆，即为新土。当旧历每年四五月间，新烟土登场时，举行烟土贸易###，就称‘烟会’。一般为期一个月左右。参加者多为烟农和中小烟贩。”“烟会开始后，市场也空前繁荣。每天上午下午烟土到处公开陈列，大小店铺和摊贩，遍街都是。尽管离此一千余里便是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所在地，但这里却无人说禁烟。省内外来到这里赶烟会的人，摩肩接踵，称斤讲价之声不绝如耳。旅馆食店，生意也特别兴隆，各种日用品、食品应有尽有。……随着烟生意而来，便是吃喝玩乐，烟、酒、娼、赌，混迹其中，平时冷冷清清，连过路狗都要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