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必要赘述一下“红队”的情况。
“红队”，又称“###队”，俗称“打狗队”。
“红队”初建于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当时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迫害工人的工贼，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抢的工人组成了“打狗队”，专门对付流？氓、工贼。另外，“四·一二”事变以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批政治上坚定，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叛徒、内奸的任务，“红队”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专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达上海。1927年年底，周恩来把这两支队伍合并起来，交给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直接指挥。开始一段时间，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巡捕包探都传说共产党有四条枪，可以横冲直撞，打遍上海滩。因此，“红队”建立伊始就声名赫赫，它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红队”队员有李士英（副队长）、邝惠安、邵达夫、谭忠余、王德明、赵一凡、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三十多人，他们多是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工人，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其中心基地在同孚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口挂有“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处”的牌子。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楼厢房即是“红队”成员聚居点。
情报科成立后，通过情报工作，“红队”更是如虎添翼，可以及时获悉叛徒奸细的活动情况，能够准确无误地镇压叛徒，或者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不久，“红队”通过情报科的内线，甚至已与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炮兵营的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此外，“红队”随时能从洋行里买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遇到重要行动时，特一科即派人到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射击的掩体，搞成一个活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当时，“红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一遇紧急关头就扔掉不用。
1930年，特科在长德路专为“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其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的具体情况，熟悉敌特警宪机关和流氓帮会等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实施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开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敌人汽车发动等技术；此外，还学习射击技术。每次学习射击时，他们都是在租借的地下室里秘密进行的。
4月25日清晨，一顶迎亲的小轿沿南京路一条小弄堂缓缓走来，锣鼓、唢呐声打破了清晨的静谧。
当队伍行走到亚洲旅馆门前时，只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将一条长板凳往街中央一摆，往上压了一摞光洋，然后伸展双手，向众人笑容可掬地扯起嗓子喊道：
“请各位兄弟赏光。今天，我借新郎倌儿大喜的日子，向你们讨个吉利！”
见到白花花的光洋，轿夫们马上停下轿子。鼓乐手们也马上挤弄腮帮，使劲地吹奏起来。迎亲的伙计们也不闲着，有的燃起了串鞭，有的点起了“冲天炮”，“劈啪”地往空中放。顷刻间，鞭炮声和鼓乐声混响一团，回荡在宁静的街道上。
附近的居民纷纷揉着惺忪睡眼，跑到街头来看稀奇。
就在这当口，几个人悄悄地溜进了亚洲旅馆。他们用脚踢开一扇房门。正在酣睡的一对夫妇被蓦地惊醒，正待发作，只见几只乌黑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
一会儿，这几个人掩上房门，走出旅馆，悄然加入到迎亲的队伍中……
其实，这对被惊醒的夫妇正是何家兴、郝稚华。而这支迎亲队伍的伙计们正是顾顺章和“红队”队员们装扮的，那位拦在街中借喜事讨吉利的老板也是预先安排好了的，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轿夫和鼓乐手们则是临时花钱雇请来的。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上）
1928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就在周恩来动身前的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枪杀。闻此噩耗，周恩来感到无比的悲恸。
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他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有一个重大工作。那就是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就在周恩来行将出发前几个月，由于敌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各地党的组织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尤其是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大，加之罗亦农被叛徒出卖遇害及向警予武汉的遇难，迫使周恩来不得不认真检讨党组织如何安全地在白区开展秘密工作的问题。痛定思痛之余，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思路，即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
正当周恩来欲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之际，却接到共产国际的邀请，要他前往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六大。但他临走前，还是将自己的这一思路解释给中央留守处的三名同志听了。当时负责中共留守处工作的三名同志分别是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
于是，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该通告提出了八项原则，对党的各级秘密工作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而把党的秘密工作纳入正轨，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当时，党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447号的一栋二层楼的楼房上，建立了最可靠的秘密机关，作为政治局开会办公和中央领导同各地通讯联络的地址。这家秘密机关对外挂起“福兴商号”的牌子，由熊瑾玎、朱端绶以夫妻的名义主持。这年中秋节，两人由冒名夫妻结为正式夫妻。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党的首脑机关与开会的地方是分开的，且地方也不止一个。由柯麟（化名柯达文）、贺诚（化名贺雨生）以医生的公开身份在威海卫路开设的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多次来这里开会。离“福兴商号”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店铺的二楼，则是中央军委的秘密联络地点；戈登路普庆里1141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由于这些会址和联络点极端重要、高度机密，这年11月份党中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专门掌握这些会址和联络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时，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共有二百余人。周恩来规定各机关间禁止往来。
其时，中共中央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开展秘密工作的，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国民党的特务及租界的包探，以及叛徒、工贼四处钻营，一个个伸出灵敏的嗅觉，以图抓到可以领到大笔赏钱的共产党人。整个上海阴沉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他在大革命时期，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职务，国民党内许多人都熟识他，加上他自1927年11月份到达上海以后，成为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因此，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不惜以巨额悬赏捉拿他。
为此，周恩来严格遵守白区秘密工作纪律，限制自己外出的时间，没有重大的特殊情况，一般外出时间是在清晨的5时至7时或晚上7时天黑以后。他还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并且党内知道他住处的仅只有两三个人。每次外出，他都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外出时，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并蓄了一部大胡须，所以，党内许多人亲切地叫他“胡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陈赓奉命组建情报科后，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以保证党的机关安全。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此，陈赓力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中央领导。
于是，陈赓亲自指导杨登瀛，更加深入敌探机关，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
凑巧的是，考虑到共产党的机关普遍设在租界，凡牵涉共产党人的案子一般都要跟租界交涉，陈立夫也指示杨登瀛务必尽快地与租界巡捕房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简化引渡手续，避免因时间延宕导致机密泄露。这是因为，尽管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当局互相勾结，共同缉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得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出入“公干”：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共产党人后，国民党当局要通过所谓的法律程序进行“引渡”。
显然，陈立夫的指示与陈赓要求杨登瀛的做法“异曲同工”。只不过陈赓所希望杨登瀛做的却是直接搜集租界巡捕房的各种情报，以尽量减少我党要害部门被敌人破获，并争取“合法”营救被捕同志出狱，使我中央领导核心能安全地指导全国的革命工作。
这样一来，杨登瀛肩负着国共两党的“使命”，对租界巡捕房加紧了联络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巡捕房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分。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四百余人，头目主要是英国人，还有数量不少的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上海市民称其为“红头阿三”），当然，主要的还是华人巡捕和便衣侦探。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头目自然是法国人，也有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但最多的依旧是华人。
这时，杨登瀛除继续与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侦探督察兰普逊拉私人感情、请客送礼外，还主动接近广东老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每天跑完国民党军警机关以后，总是跑到谭绍良那里一块聊天，还一块儿吃饭。有时，他们晚上还一块儿到一品香饭店，专门开间包房，横卧床榻之上抽吸大烟，无所不谈。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下）
1928年8月的一天，英租界码头有两个工头突然失踪。谭绍良怀疑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遂请杨登瀛出面找警备司令钱大钧了解情况。
杨登瀛自然十分清楚，钱大钧绝不会为两个小小的工头而与英国人结怨，便十分爽快地答应帮忙。他旋即从钱大钧口中获悉，警备司令部的确抓了这两个工头。
钱大钧便问杨登瀛英国巡捕房是什么意思，他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只说随便帮人打听一下而已。钱大钧也不再追问，但当即命手下将两个工头给放了。
等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谭绍良高兴地说：
“杨兄，你的面子真大，那两个工头已被钱司令手下的人释放了！”
接着，谭绍良奉英国主子之命，特意拿出二百块大洋感谢杨登瀛。
杨登瀛却一本正经地婉言谢绝。他说：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你我是什么关系。倘若真要把钱给我，你算是认错了我这个人！”
谭绍良见杨登瀛如此仗义，也不再勉强，只说：
“这次算我欠了你一笔情。今后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兄弟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
又一天，杨登瀛告诉陈赓，说兰普逊想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陈赓当即指示他：
“这说明英租界已看重你的价值了。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帮他们弄到手。”
其实，兰普逊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掂量一下杨登瀛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心里另有“小九九”：他若想在上海滩做成几件大事，必须得与上海形形色色的地头蛇，尤其是与杨登瀛这种交际广、神通大的国民党特务搞好关系，更何况杨登瀛还是个日本通呢！因为当时英日矛盾比较尖锐。日本在北四川路驻军较多，英国人颇感威胁。兰普逊急于借重杨登瀛与日本人打交道。自从上次陈立夫要杨登瀛前来引渡罗亦农，兰普逊就已看出杨登瀛的不凡来头。再加上，杨有时跑完南京归来，便说又带回了什么什么指示等等，更使人相信：他在上海就是代表国民党中央！
很快，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所属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弄到了手。
兰普逊看到这些东西，如获至宝，感激不迭。事后，他逢人就夸：
“杨登瀛虽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指挥司令部的人。”
深谙人情世故的杨登瀛颇懂“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他因此主动建议我中央特科给兰普逊送礼。特科虑及兰普逊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同意了杨登瀛的建议。因此，兰普逊间接地接受了我们不少“贿赂”。
不久，“吃了人家嘴软”的兰普逊主动地向上海国民党当局暗示：从今往后，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一次，他还亲口对杨登瀛说：
“如果确有要案急需办理，你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你尽管随时去逮捕就行了。”
这意思已说得再清楚不过，杨登瀛从此以后在英租界办案、抓人，既不必向巡捕房办理拘捕手续，又不必办理引渡手续了。由此可见杨登瀛在这个英国佬心目中或者说在英租界的地位。
不仅如此，兰普逊还将杨登瀛看做是侦探专家，什么情况都告诉他，还常约他协助捕人；一旦遇上重大疑难案件，找他商量倒小可，还正儿八经地请他做顾问呢！
在陈立夫看来，这些都是杨登瀛工作出色的表现。当然，陈立夫如此肯定杨登瀛，也是杨登瀛对陈立夫“溜须拍马”的回报。自经杨剑虹介绍认识陈立夫以后，每逢陈立夫到上海，杨登瀛即不惜血本，在金神父路上的梵皇宫饭店专门为陈立夫开间包房，陪陈立夫抽鸦片烟，还一起看跳裸体舞。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登瀛获知陈立夫是一名十足狂热的电影迷，曾私底下写过电影脚本，遂一张不落地帮其搜集上海滩上著名电影明星的照片，供其欣赏。
为了投桃报李，同时也为了提高杨登瀛在上海国民党当局和租界“殖民政府”的分量，陈立夫不惜亲自出马，向蒋介石说项。1928年10月，蒋介石亲自给杨登瀛签署了委任状，陈立夫专门在《中国新闻报》头版上刊出了蒋介石的委任状手谕：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蒋中正。”
与此同时，陈立夫正式任命杨登瀛为党务调查科秘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旋即将住所从北四川路搬往闸北恒业里44号居住。同时，他改变装束，成天穿着中山装，还煞有介事地在胸前佩戴了一枚青天白日徽章。
大约七八月间，党务调查科的总干事杨剑虹因过去在汉口时曾贪污巨款，被“太子派”领袖孙科告发，服毒自尽。张道藩此时也辞去主任一职，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一职。其继任者吴大钧和叶秀峰等不甘于做陈立夫的“听差”，一心欲往上爬，工作起来也就未必十分的卖力，尤其对杨登瀛在上海的工作，更懒得一顾。
杨登瀛乐得无人管束，再加蒋介石亲赐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头衔，他在上海的工作便如天马行空、信马由缰。当时，他虽未单独办过什么案子，倒也经常代表国民党到租界法庭参加“陪审”。
于是，当时的租界几乎无人不晓这个“杨特派员”。
这样，杨登瀛在陈赓的指示下，利用其特殊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