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时的租界几乎无人不晓这个“杨特派员”。
这样，杨登瀛在陈赓的指示下，利用其特殊身份，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在上海国民党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纵横捭阖。以后，他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几次敌人的搜捕计划，还帮助中央特科成功地处决了一些内奸。
1928年8月，杨剑虹拉杨登瀛去破坏我党平凉路沪东区工会机关，事前还对他严守秘密。那天，他奉命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官函送到英巡捕房政治部。帮办谭绍良当即拆阅，并邀他一块儿去平凉路搜查我党机关，结果有七名共产党人被捕。
事后，杨剑虹仅给杨登瀛透露说：这个机关是中共叛徒某某出卖的。但又不说是何人。
杨登瀛便找谭绍良了解具体是什么人所为。在一品香饭店，他请谭绍良抽饱大烟后，不经意地从谭绍良口中套出此人名叫戴冰石，于8月初秘密自首投敌。此前，为掩饰真相，戴冰石的一个姨妹子随七人一同被捕，他正好找谭帮忙给释放。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杨登瀛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给了陈赓。党中央经详细调查，弄清戴冰石果真是破坏平凉路机关的内奸，就立即派顾顺章设法除掉了这个叛徒。
1928年11月上旬，参加完党的“六大”的周恩来自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听取陈赓的汇报后，他当即做出了大胆而细致地使用杨登瀛的决定。
陈赓奉周恩来的指示，马上在英租界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为杨登瀛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派安娥同志去做秘书。
安娥，本名张式沅，1905年生于河北获鹿，著名词人。1925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四年。这时刚回国不久，后嫁与田汉，写有《卖报歌》、《渔光曲》等歌词。
之后，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凡属我们有用的，都由安娥及时抄送陈赓同志。
陈赓还为杨登瀛配备了一辆美国出产的道奇牌小轿车，借以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
与此同时，陈赓除继续送给杨登瀛各种党的公开刊物外，有时也给他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使他有向敌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
不久，陈赓决定改派情报科的连德生同志与杨登瀛联系，并命连德生做杨的保镖。
连德生身材魁梧、剽悍结实，会几手功夫，他原是上海电车公司第222号售票员，曾领导电车工会参加1925年“五卅”大罢工，并在这个时候入党。后被党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即到情报科工作。
五、宋再生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
早在1928年5月，周恩来在奉命去莫斯科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前夕，反复向陈赓交待：
“近段时间我党地下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情况也掌握不及时。情报科要想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及时而主动地掌握敌情，只有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杨登瀛是不够的，你要想方设法，尽快地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插我们的耳目！”
接着，周恩来又强调道：
“去年12月31日，中央曾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指出经过党支部考察，可派出一两位忠实同志，到国民党内部及其他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因此，你的情报科要大胆地向敌特机关楔钉子！”
周恩来指示的意图，陈赓何尝不明了。但是，他知道，要想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打进敌人的心脏，不仅难度较大，而且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何况即便打进去了，一时也难以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为此，他绞尽了脑汁，还是不能想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来。
这年9月上旬，杨登瀛向陈赓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上海的控制、尽快消灭设在租界内的中共地下机关，特地任命嫡系亲信、###专家熊式辉接替钱大钧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同时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
杨登瀛接着介绍了熊式辉的个人情况，他说：
“熊式辉，字天翼，江西安义人氏，是个善于讨好蒋介石的政客。他早年肄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孙中山先生入主广州后，他投靠了军政府，不久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学成回国时，晋见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被蒋派到广州大沙头第三军军官学校担任教育长。1927年年末，蒋介石被迫下野后，他当即密电蒋，表示愿随侍蒋的左右、陪同出国游历。蒋介石东渡归来复出时，他亲率所部沿沪宁铁路线护送蒋氏从上海到南京。蒋介石为之大悦……”
陈赓此时正为打不进敌警备司令部而黯然发愁，听了杨登瀛的介绍，除鼓励他要尽快与熊式辉攀上关系外，随即便告辞了。
陈赓怏怏不乐地回到家里。王根英马上关切地问：
“出了什么事？”
陈赓也不答话，径自走到床前躺下，拉起被子蒙住了头。
王根英此时已身怀六甲，她腆着肚子，走到床前，再次关切又略带娇嗔地问陈赓：
“到底有什么事嘛？”
陈赓猛然掀开被子，脱口吼出：
“你怎么这么烦哪！我想一个人安静地躺一下，行不行？”
但看到王根英的大肚子，陈赓的火气瞬即消了。他急忙坐直身子，扶住王根英，向她赔不是：
“不好意思。我并不是故意冲你发火！这是工作上的事，我也不好对你怎么讲！”
然后，陈赓捉住她的手，直往自己脸上打。
王根英反倒不好意思了，急忙挣脱了自己的手，叹口气：
“哎！谁叫我嫁了你！”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似的说：
“哎呀！刚才看你一进门，就阴着个脸，倒把一件正事给忘了。就在你回来之前，老宋同志来家里找你，像有什么急事，我问他，他支支吾吾地不肯告诉我。他走之前，一再叮嘱我，等你回来，就叫你立即到情报科去找他！”
“是吗？他肯定有什么急事要向我汇报！”陈赓边说，边在王根英的耳根上亲了一口，接着一挺身溜下床，趿上鞋子，就往门外跑去。
“喂，晚上回来吃晚饭吗？”王根英随口问了句，也听不见陈赓答腔。她抚摸了一下腹部，浅笑兮兮地轻声说，“但愿你长大后不要像你老爸脾气一样大！”
当时，陈赓领导的情报科机关设在法租界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该水电行的老板张义安是名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与特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是老表关系。1931年武定路的中央机关被破坏后，他因此被捕，几乎倾家荡产。
陈赓刚刚踏进情报科机关的大门，转身正待关门。老宋就溜到他身后，急不可待地说：
“王庸同志，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老宋，时名宋再生，本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他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上海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山东济南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5月日本军队在济南挑起血腥屠杀我无辜军民的“五三惨案”（亦称“济南惨案”）后，他回到了上海，并被陈赓调到情报科工作。
陈赓将老宋拉到凳子前坐下，这才说道：
“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讲。”
“今天，我在街上碰见陈大同了……”
“陈大同？”陈赓疑惑地望了一眼老宋，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老宋歉意地“嘿嘿”笑了两声，接着细细地解释起来……
原来这天下午，老宋在马路上碰到了同乡陈大同。陈一直以为老宋在忙于找工作“养家N CB47口”呢。
陈大同乐呵呵地对老宋说：
“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老宋赔着笑，有些诧异地问：
“什么时运啊？”
“眼下，熊天翼当了警备司令，他是我们老乡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
“拜师？拜师有什么用处吗？”
“用处可大着呢！”陈大同不由为自己的先知先觉而自鸣得意，他接着颇为神气地说，“你呀，只要一拜这个老师，他就会向熊天翼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缉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几万元。”
“是吗？这倒是个肥缺。不过……”老宋若有所思，接着问，“这拜师有什么条件没有？”
陈大同胸有成竹地说：
“简单！你只需筹备一千元的押金，二百元的酒席费。以后进账三七分成，给他三成，你得七成。”
“是这样噢！”老宋佯装犹豫，以商榷的口气说道，“不过这一千二百元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呀！让我先回去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好的！我可等着你的答复哪。”
……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陈赓听完老宋的汇报，惊喜过望，不觉随口吟出了这句俗语。他一拍大腿，当即指示老宋，“好！明天你就答应陈大同，要他引你投帖拜师，再相机打入警备司令部！”
老宋却有些犹豫：
“不过，这一千二百元钱怎么办？”
“钱的事，我负责筹集，你不必担心。”陈赓自信地说。
翌日，老宋按计划随陈大同去投了门帖，正式拜在蒋伯器门下。
蒋伯器，原名蒋尊簋，也是浙江诸暨人。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督军府军事部长、浙江都督。后又担任保定军校主考。时任蒋介石高等顾问、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
果不其然，蒋伯器收了老宋的拜帖和现款以后，就把老宋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的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老宋是自己的恩师蒋伯器推荐的，遂热情地接待了老宋。
等到老宋转回蒋伯器家，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告诉他说：
“天翼已经来了电话，他说对你很满意，决定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很快，老宋就领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的证件。
随即，老宋按照陈赓的指示，利用政治密查员的特殊身份，积极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取得了联系。不久，他就结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
五、宋再生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
范广珍，又名伯傅，系浙江绍兴人，已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十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是法租界专门协助国民党当局在租界内缉捕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反蒋人士的。班长是法国人马摹雅，成员有三名华籍探目，范广珍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可谓五花八门，有来自巡捕房眼线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共产党叛徒的。老宋将这些情报转告陈赓，再把情报科编造的一些真假掺杂的情报交给范广珍。
嗣后，老宋又同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刑事股的总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自莫斯科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继续在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主持工作。
这时，随着张学良将军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实现了所谓统一后，蒋介石把他的主要精力又放到了如何对付共产党、尤其是消灭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首脑机关上面。
针对这个情况，在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建议中央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向忠发、他和顾顺章共同组成，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还决定改由刚从苏联回国的谭余保同志担任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
同时，周恩来根据一年以来各地血的教训，在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从关注全党各级干部安全的角度，严格规定了党的秘密工作的六个必需条件：
一、要深入群众，必须找当地的在业工作人员；二、机关要少而秘密，要职业化与社会化；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要短，开会时尽量地余留一部分人在外；四、指导机关集体分工，同时要每个负责人能够了解全部情形，能够解答各种问题，注意养成各级党部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五、全省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与几个交通路线要避免互相知道；六、技术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地减少，技术工作在省委要分散到各区办事处，无必要的与纯技术的接头减少，一切技术事件尽量的秘密。
获悉周恩来回国的消息后，陈赓欣喜而激动地向周恩来汇报说老宋已打入敌警备司令部，且由熊式辉亲自任命为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周恩来听罢，显得很高兴。他沉吟片刻，问道：
“你知道政治密查员的职权范围吗？”
“知道。老宋有了这张‘派司’后，就可以打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招牌，堂而皇之地出入上海地面的监狱、官办工会，也可以调阅市党部，乃至工部局的秘密档案，查询敌人控制的有关共产党人的案件。”
周恩来想了想，然后郑重地说：
“老宋同志打入警备司令部，标志着你们情报科的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请你转告老宋，政治密查员是一个既虚又实的头衔。说它虚，熊式辉一句话就可收回‘派司’，因此，要他一定要赢得熊式辉的充分信任；说它实，是因为有了这张‘派司’，下面的人肯定会另眼看待，给予方便。但要知道，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官职法律是大不过人情的，所以一定不能仗势欺人，相反，要利用自身的特权，在军、警、宪、特机关广交朋友，这样才能做出更大、更多的事情来。”
陈赓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是的，是的。我一定把你的指示转告老宋。”
此后，陈赓领导的情报科继续在敌人内部发展内线或派人打进敌人内部。
次年（1929年），一名姓王的老同志亦经杨登瀛的关系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稽查员。
在英租界巡捕房，陈赓同捕房探目陆连奎也有过关系。陈赓派人在陆连奎那里当“徒弟”搞过情报。还通过陆连奎的关系，介绍一个党员王某在巡捕房当侦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一个叛徒供出我党的情况后，他就借着逼供的机会，将这个叛徒处决了。
而在法租界捕房，共产党员陈彭年利用捕房包探身份，为党做了很多事情。例如送情报，搞黑名单，利用工作关系放走我们的同志。每当跟随巡捕们破坏我们机关的时候，他就要求在门口看门，有人来他就故意打招呼：喂！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走开！”我们的同志就这样走掉了。
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引述邓小平回忆的一则小故事，从侧面印证了这个事实。现摘录如下：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邓小平夫人，后牺牲，作者注）住在一个房子里（在法租界，系两层楼房，邓小平夫妇当时住在底楼，作者注）。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里，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陈彭年曾是留法华工，后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参加红军，牺牲在长征途中。
此外，在法租界捕房还有两三个华工，曾在法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过奖章，回到上海后在法捕房做交通巡捕的领头，也常同陈赓他们通通消息，搞些掩护工作。
到了后来，在陈赓及其领导的情报科努力下，租界的巡捕房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宪兵队、国民党市党部，以及社会上的帮会、地痞、流氓，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和同情者活动着，随时能提供非常及时而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消息特别灵通，当时敌人如果破坏我们的机关，我们往往事先就已知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