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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一个同志外出，身上带的重要文件，不慎在电车上被窃，我们利用流氓关系去找，不出两天，就把文件追回来了。
对于当时所联系的人物，按照不同的对象，陈赓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如果他们对党是同情的，就以党的面目进行联系；如果只是一般朋友关系来往，就不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有些人虽然给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本人却并不知道内情。
六、宋再生巧救李维汉
当时序即将跨进农历新年（1929年）的时候，上海公共租界的石库门弄堂里，一些中产阶级的子女早早燃起了烟花，放起了鞭炮。天空中四处弥散着预示新春将至的淡淡火药味。
这天上午，老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办公房里悠闲地阅读着《民国日报》。
这时，一位叫王铁铮的同仁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领进了一位个子瘦高的年轻人。王铁铮与老宋略事寒暄，就将身后的年轻人引荐给老宋，说他叫黄歧，湖南人，有重要情况要向老宋报告。
待王铁铮走后，老宋热情地招待黄歧落座，并给他泡了杯浓茶。黄歧喝了口茶，将双手贴在杯沿，怯怯地对老宋说：
“我可以帮助你们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老宋听罢，大吃一惊，不觉失口叫出了声。他自然知道罗迈是李维汉同志的化名。旋即，他镇静地说，“是罗迈呀！他可是鼎鼎大名的###头目。据说他现在是###江苏省委书记。我们出了五万元的悬赏缉拿他，就是一直抓不到他本人！”
黄歧点了点头：“正是此人！我跟他同乡，湖南长沙人。”又急忙追问：“你晓不晓得，这五万元有无回扣？”
“十足照付，不折不扣！”老宋眉毛一扬，淡淡一笑，接着加重语气说道，“不过，你举报的事要实在、稳当。若有半点不实的话……” “您放心，我愿以性命作担保！”黄歧生怕老宋不相信，赶紧拍胸口赌咒。
“那好！”老宋略沉吟片刻，建议地说道，“眼下就要过年了。这事再急也急不过度春节吧，再说明天我就要回诸暨老家陪父母过年。我看这样吧，过完春节，嗯，就定在正月初五吧，我们在长乐茶社碰头。你的意见呢？”
“好倒是好，不过……”黄歧嘴中嗫嚅，右手从杯沿松开，叉开手指从杯里蘸了一滴水，故意做了个数钱的动作。
老宋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遂笑了笑，径直问道：〖JP〗
“手头紧了，是吧？好，你开个价！”
黄歧脸刷地涨得通红。他略带羞赧地说：
“反正我做人做到这步田地，也就无所谓了！不瞒您说，这年关将至，我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钱。您看，您要是方便，我就问您讨个三十块钱吧！”
老宋当即取出一沓钞票，点给黄歧，并说：“这是三十块！你收好。这钱算是我送你的，不用从五万元里面扣回了！不过呢……”
黄歧接过钱，立即眉开眼笑，他未待老宋说完，就点头哈腰地发誓：
“请您一百个放心！正月初五，长乐茶社，我一定给您准信！”
说完，黄歧乐颠颠地走了。
老宋当晚就将这一事况悉数告诉了陈赓。陈赓当即找来陈养山同志，三人凑在一起商量应对之策。陈养山建议由他连夜通知罗迈（即李维汉）同志，要他尽快搬家。老宋问：
“那，怎么对付这个姓黄的？”
陈赓想了想，答道：
“长乐茶社人多嘴杂，到时我们不好下手。这样吧，不如到时……”
陈赓遂向老宋、陈养山说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转眼到了正月初五。这天上午，黄歧果真到长乐茶社来找老宋的人了。
这时，正是茶客盈门的时候，虽然说春节尚未过完，可茶楼里已弥漫着一种生意场的“铜钿”臭味了。在几个角落里，一一相对咬着耳朵、窃窃私语的，一猜准没错，十有###是谈生意的。而那些打着哈哈、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的人要么是刚刚谈妥一宗好买卖，要么是昨夜到“咸肉庄”斩了宗“热气肉”（即初次下海的妓女）。而那些低头哈腰、胁肩谄笑给老板模样的人赔笑的大半是“白蚂蚁”经纪人，他们在打听上海各区的房屋租售、地皮佃买的行情。
老宋这天一大早就候在茶楼里了。但他点的茶却是最普通的普陀绿茶。他这时已是在喝第二道茶了。老宋见黄歧探头探脑地进来，即示意他到面前落座，抱拳作个揖，说道：
“新年好！瞧你满面红光的，你今年肯定要时来运转，行大运了。”
黄歧慌忙回敬一揖：
“祝老宋您官运亨通，连升三级！”
“不敢，不敢！”老宋即凑在黄歧耳畔，嘀咕道，“此地人多嘴杂，我怕走漏了风声，我看还是换个地方的好。”
黄歧两边瞅瞅，一想也是，遂点头同意，随老宋走出了茶馆。
出了茶馆，老宋叫了两辆黄包车，说声“大东旅社”，两人遂一前一后相随着走了。
车到了大东旅社，老宋也不发言，径自带着黄歧走到一楼尽头的一间客房。
那是一间装饰华丽的套房，一名身穿黄贡呢上校服的军官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广播匣子。那广播正在播评弹调。那军官边听，边附和地哼唱着。一见老宋带黄歧进来，那军官身手利索地扭掉了广播匣子的开关。
老宋遂郑重地给那军官介绍：
“这位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黄歧先生。”
那军官马上伸出双手，同黄歧握手，笑脸盈盈地说：
“看你年纪还不大，就肯效忠党国，真不愧是热血青年！”
黄歧嘴里忙应酬：
“过奖，过奖！”
老宋又给黄歧介绍道：
“他是我们司令部的王参谋长。”
黄歧未等老宋介绍完，即连声不迭地说：
“王参谋长，久仰！久仰！”
老宋吩咐似地交待黄歧：
“是这样，王参谋长听我提到你的事情以后，已报告了熊司令。熊司令说很有兴趣见见你，你就快随王参谋长去见熊司令吧。”
黄歧一听是熊司令要亲自召见他，顿如抽足了鸦片的瘾君子，一时不知云里雾里了。
其实，那名军官是陈赓假扮的。陈赓遂带上这名钱迷心窍的人，离开大东旅社，坐上一部出租轿车，开往英租界威海卫802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前。
令黄歧始料不及的是，他去的地方早有顾顺章及三名假扮成佣人的“红队”队员在恭迎他去往“黄泉”路。
在石库门房前，陈赓和黄歧刚下车，顾顺章的声音就从乌漆的大门里传出来了：
“王参谋长好！这位小兄弟想必就是黄先生了吧！”
说着，顾顺章从大门疾步迎出，将他们热情地请进客堂，在一张八仙桌旁落座。
“来来来，我们先在这里喝喝酒，合计合计，再去见熊司令也不迟。”顾顺章大大咧咧地说。
那些“红队”队员立即从灶披间捧出上等酒菜，摆放在八仙桌上。然后，给三人的酒盅一一斟上白酒。那名斟酒的队员说：
“这是有名的‘千里香’酒，请二位客人尽管放心地喝，这酒喝下肚千杯不醉人！”
顾顺章遂举杯相邀：
“二位不必客气，咱们先干这一杯，预祝今年鸿运长久、财源滚滚！”
陈赓随即附和，一口饮尽了酒盅里的酒。
黄歧先是犹豫，见陈赓一饮而尽，便也爽快地饮干酒蛊。喝完，他扭转头看着顾顺章，问：
“这酒怎么这么苦？”
顾顺章脸色一跌，“嘿嘿”干笑两声，说：
“这是送你去往黄泉路见阎王爷的迷魂汤！”
果不其然，顾顺章的话音未落，黄歧怪叫一声，即一把倒掀在地，捂住胸口，呼天抢地地打起滚来……
原来，顾顺章这名上海滩上较有名气的魔术师早已在酒壶里耍了名堂。这个酒壶本是变魔术用的道具，中间设有隔断装置，可以同时装灌两种不同的酒。倒给他和陈赓的酒的确是“千里香”，而倒给黄歧的却是预先掺了迷魂汤的“千里香”酒。
七、杜月笙的客卿杨度加入中央特…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陈赓不但要经常变更住址，而且要时常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形象。
这年刚过完元宵节，王根英生了个大胖小子。初为人父的陈赓自然欣喜异常，他给孩子取名知非。不久又把家搬到辣斐德路吉祥里。由于家里人口增加，陈赓仅靠组织上每月二十块大洋的津贴养家口显然已是捉襟见肘了。陈赓便应聘到上海恒泰汽车出租公司上班，同时兼代班司机。由于这家公司工作性质与他业不同，流动性、灵活性较大，故陈赓的上班时间所受约束不大。
1929年“五·一”节前夕的一天，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因布置“五·一”示威游行事宜，遂与沪中区委书记黄某，相约在丽都剧院碰头。事前，杨殷指定陈赓作掩护。
那天，陈赓身着短装、头戴鸭舌帽，坐在剧院靠近出口的后排望风。当天上演的是卓别林的一部滑稽片，观众们不时为卓别林幽默诙谐的表演报以哄堂大笑。
就在这时，租界的几名巡捕突然包围了现场。一名巡捕高声叫道：
“大家不要惊谎！我们奉上峰命令，在这里搜查开会的###头目，请大家协助！”
观众立时一片混乱，纷纷退场。巡捕们急了，分头堵在出口。
情急之下，陈赓灵机一动，主动站出来充当“鳖脚”，帮巡捕独自看守一个出口。杨殷、黄某趁机从陈赓看守的出口溜走了。
这年（1929年）初夏的一天，陈赓在公共租界西藏路与同乡王老九邂逅。王老九是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久别多年的朋友相聚，自然惊喜万分。陈赓遂邀王老九上一品香茶楼，把盏叙谈往昔的情谊和各自在上海的情况。陈赓只说自己现在恒泰汽车出租公司谋了份差使。王老九告诉陈赓目前暂住大哥家，无固定职业。
王老九叙谈中，无意中向陈赓提到一个人，他说：
“这一向，我因无所事事，有时就随大哥出去拜会一些老乡。其中有个叫杨度的，也是我们湘乡人，挺有名气的，你认识吗？”
“杨度？”陈赓约略知道一些这个人的情况，但绝没想到此人与他竟是同乡，“是不是那个组织筹安会，推举袁世凯废民国立洪宪、弃总统做皇帝的人？”
“正是！正是！”王老九脸上像沾了圣人光似地说，“我随大哥王正奇到过杨度家四五趟，故而对这位大人物有所了解，并知道他的许多轶事。”
“我倒没想到我们穷乡僻壤的湘乡出了这么个大人物。你快说说他的情况。”陈赓感兴趣地请求王老九。
王老九遂把自己知道的情况悉数告诉了陈赓。
杨度，原名承瓒，字NF168子。他早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先生，但志非道异，口出狂言：“我主君宪，若君宪成功，你支持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支持你。”归国后，他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起草报告，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清帝逊位，他受袁世凯指使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任参政院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1915年8月，他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刘燮和等人组织筹安会，筹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被时人讽称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他被通缉，避居津门租界。待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发布大赦令，他才复出。
“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
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回北京，与李大钊过从甚密。1 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曾多方营救。李大钊殉难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虎禅师论佛杂文》。
七、杜月笙的客卿杨度加入中央特…
这时，上海闻人杜月笙听说杨度为当代通硕大儒，不由萌生了投门生帖的念头。
杨度之所以接受杜月笙的拜帖，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当初，李大钊被捕后，为筹款营救李大钊，杨度除拿出全部积蓄的几万块大洋外，还将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悦庐”，一座四合院格局的房屋，仅作价四千五百块大洋卖掉，几乎全部用在营救李大钊及抚恤烈士遗属上。他到上海时，孑然一身，只好在白利南路租了一座简陋的寓所将就住下。迫于生计，最后竟以卖字为生。但他碍于身份和面子，字幅所开润格高得吓人，几乎无人敢登杨度堂入室买字。结果，一代通硕大儒竟落到了清贫如洗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他还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
二者是挚友章士钊的诚邀。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长。因他创办过《老虎报》，故时人戏称他为“老虎总长”。后到上海执律师业，名重上海滩。正因此，杜月笙特邀章士钊为其私人律师。章士钊与杨度是多年的朋友，眼见杨度的日子过得困窘贫寒，岂有不拉他一把的？章士钊遂在杜月笙面前极力吹捧杨度。杜月笙虽是青帮头子，但自知年少失学、胸无点墨，故也知道一点附庸风雅，并特意在自己华格臬路的住宅大门前，贴出一副对联，道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何况章士钊给他推荐的又是鼎鼎大名的杨度、杨子先生！
那天，章士钊登进杨府，向杨度说明杜月笙准备有所借重的盛意。杨度听罢，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辣苦甜涩。一想到自己堂堂通硕大儒的名分，竟落到在一个流氓头子手下讨生活的份儿，不禁唏嘘慨叹，徒叫奈何！最后，他思虑再三，还是跟在章士钊身后，来到了华格臬路的杜公馆。
杜月笙一听门人报称杨子先生到，连忙下到石阶，将他们迎进了西式客厅。落座，上茶，略事寒暄。杜月笙一脸谦恭的笑容，对杨度说：
“行严兄几次和我谈起子兄，我也早有耳闻。子兄是名满天下的宪政专家，敝人能得到您的指教，真不愧三生有幸啊！”
杨度听到杜月笙这信口恭维的话，顿觉胸襟间涌出一股辛酸。是呵，过去是帝制余孽，今天又沦为流氓的客卿！他竟一时语塞，无以应对。
章士钊眼见杨度为难，急忙圆场道：
“好汉不提当年勇。子兄也是久仰杜先生仗义行侠、古道热肠的。刚才，在来路上，我还琢磨，汉时的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因为侠义慷慨，被后人赞诵。其实，他们哪里比得上杜先生！”
杜月笙被章士钊这么戴上一顶“高帽子”，顿时欣喜无比。他不无得意地说：
“听说子兄很重友情，在下也很爱交朋友。不瞒子兄，在下为人处世有一本‘三字经’，就是做人要吃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这是三碗难吃的面，可是为了朋友，再难都要吃。”
章士钊知道杨度还在想他的心思，为了不致冷场，他急忙附和：
“那是！那是！子兄就是因为急公好义，才令自己落到在上海滩寄居公寓、卖字为生的境地。”
杜月笙故作不知，惊讶地：
“是吗？不过，子兄的困难也就是大家的困难。我在薛华立路有一栋房子，虽然不大，倒还整洁，愿奉送子兄，请万勿推辞！”
杨度眼见与杜月笙初见会面，即赠送居所，可见此人果与常人有异，心里遂不由生出几分敬佩，当即拱手谢道：
“初次相见，就蒙厚赠，真是愧不敢当！”
杜月笙见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