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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模式，构成了海外###的内在根据。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战略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样的想法。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唐纳利，在２００３年５月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义面临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认为，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事实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是，它们确实是事实，〃主观的事实〃。
实际上，中国自从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就开始了〃新的长征〃，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进程。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因此，中国在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体系，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
尤其是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我们可以期望，中国崛起将成为推动全球主义转型的积极力量。
其次，中国崛起将引起欧亚大陆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将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枢轴。
在欧亚大陆东部，存在着一个〃中国斜坡〃（类似于戴维·兰德斯的〃欧洲斜坡〃），即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和南部的倾斜，越向东，经济越发展，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来自于东部和南部。中国近代的朝贡体系中主要的朝贡国，分布在斜坡的下端，在朝贡体系解体中，也首当其冲。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应该注意到，这里存在对中华观的共有以及对它的夺取（小中华的形成），在这些国家里不单单有对它的受容，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过程。而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它对中国产生影响，与之进行互市交易（对等性交易）。这表明西北部边缘地区的朝贡关系与中国与之东方诸国的关系不同〃１３。虽然近代俄国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比如１９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最初１０年间，外交政策更是〃一边倒〃。直到目前，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地区，仍然是这个斜坡的下端，如台湾问题。中国仍然要借俄国的力量来解决斜坡下端的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斜坡下端的问题也势将更为突出。比如舆论十分关注的〃大中华经济圈〃，长期看将构成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问题，不只是再局限于斜坡的下端，而是趋向于更加平衡。该斜坡上端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原因正在于：中国崛起对于中亚、俄国的影响将会增加。
这样，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轴。这种地理位置，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是很少见的。而这一地缘形势，意味着中国被卷入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东部被认为是发达的〃后历史的世界〃，西部是落后的、动荡的〃历史世界〃，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两个世界，这使中国的转型面临着特殊的难题。这种地理难题，类似于１９世纪的德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就维持了世界的稳定。
第三，中国崛起将具有文明史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这一文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这构成了她的软力量。然而随着中国的衰微，中华文明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在近代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华文化曾节节败退，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
为中国崛起定位（2）
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面临着复兴的机遇。
在以往的年代中，文明都是有地域局限的。它们是在回应来自内部的挑战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全球化转型则需要回应全球化问题的挑战，这为各种文明都提供了机遇。一种文明有没有未来，依赖于这种文明能否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就类似于工程招投标，谁能中标，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在方案的竞争中决出的。中华文明在这轮角逐中，是不是能够胜出呢？
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个判断可以做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而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和欧洲革命时代的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要成为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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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吗？
第一章 大转型：通过〃历史三峡〃
台风正在狂吹，谁能用勉强的方法阻止？谁能借怀古之幽情来挽回？
——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
中国的一些学者刻意渲染这样一个观点：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个论点在西方学术界也很有市场，他们把１５００年作为欧洲超过亚洲的起点。比如，拜罗克和弗兰克就认为，１８００年时，中国遥遥领先于欧洲２。中国以及亚洲、拉美等国家的落后，是西方殖民剥削的结果。
实际上，被学者们一再援引为权威作家的麦迪逊对于上述说法，是持批评立场的。他把上述说法称之为〃有时被当做事实的离谱的想象〃，而他则认为，真正的事实是：１１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他援引戴维·兰德斯的话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就已经富裕了，即与那个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富裕的。它们的财富是数世纪以来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依次依赖于投资、对欧洲之外的资源和劳动的利用以及重大的技术进步。它不仅发生在物质产品的生产方面，也发生在它们的交换和分配的组织及融资方面。似乎显然的是，从１０００年到１８世纪的近千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很可能是三倍的增长。〃而拜罗克则为了证明自己坚持的观点……〃富裕国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化〃……而〃捏造了数据〃。
麦迪逊指出，中国从１４世纪开始，就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到１９世纪，超过１／４的ＧＤＰ仍然来自传统的手工业、运输、贸易、建筑和房地产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发生的，这些产业在１５００年时的相对重要性与在１８２０年时完全一样。中国在土地生产率上的巨大进步和生活标准方面较温和的改进发生在宋朝，在此之后的６个世纪内，中国人均ＧＤＰ一直停滞不前。其中的原因，是技术进步的缓慢和经济体制的缺乏改进，农村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对此的一个佐证是，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从唐朝到１９世纪之间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
中国学者在使用麦迪逊提供的数据，即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时，〃忘记〃了麦迪逊指出的另一个事实，即中国自１１世纪已经陷于停滞。这种故意的忘记，原因之一是为了来论证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因为挨打的结果，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剥削给中国带来了贫困化。这是西方的左派历史学家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最爱使用的论述方式。为了使这一论证看起来符合历史，就要把历史的起点定在西方扩张到东方的时期，也就是１９世纪。
历史现场：李鸿章对俾斯麦
在一些人看来，复兴是中国现代国家〃世界观〃的核心。由此而形成的主流的历史叙事，是单一中心论，不是欧洲中心，便是中国中心。根据这种世界观，中国经济近２５年的快速发展，除了重回世界经济的中心，还意味着中国超越西方文明，〃成为未来全球文明的主导力量〃。更有甚者，将意味着中国以参透了的西方达尔文主义态度回敬西方。这就是西方一些观察家感到担心的〃中国的仇恨心结〃。
但是，〃制夷〃世界观是狭隘的。这种世界观总是无法全面检讨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在政策上，总是无法超越既得利益者的眼界，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再顿挫，在希望之中总是失望，其中的症结，就是顺利时沉醉于成就，困顿时沉陷于愤怒。对于失败，总是无法得到深入的检讨。
晚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曾经向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询问中国复兴之道。事情发生在１８９６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与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出使欧美，６月抵达德国。媒体记述他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答问情形：
李：我专程前来拜访殿下，有一事想〃乞垂清诲〃。
俾：什么问题？
李：〃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辱承阁下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
李：〃请问何以胜政府？〃
俾：〃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李：〃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
俾：〃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
李：〃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席亦无兵法之为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一年前的惨败，并无反省。他向俾斯麦讨教中国复兴之道，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胜政府〃，二是〃政府何以图治〃。第一个问题中，包含着他对甲午之战失败的解释：甲午败于日本，只是他这个臣子没有办法〃放手办理〃，最后导致〃兵不练〃的结果。因甲午清朝海军惨败，《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遭到国人痛诋，在失意中，李鸿章回顾其一生事业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犹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这短暂的赋闲期间，他抨击〃言官〃：〃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游历欧美之后，得出欧美〃上下一心〃，而中国却〃政杂言庞〃。他把失败归之于政府受〃言官〃左右的结果，如果更为专权，就不至于这样了。因此，在向俾斯麦寻求复兴之计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俾斯麦，有人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就毫不奇怪了。作为当局者，李鸿章确实执迷冥顽得很。中国的复兴竟然归结为〃放手让我干事〃，可见他的复兴概念，不过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中兴〃的同义语。只要中国出现一个威廉二世那样的能让俾斯麦干事的领导人，就可以了。至于第二个问题，表明他仍然深信自己一生练兵事业乃中国复兴之关键，表示回国后，要学习德国军制，〃惟贵国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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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
马士和宓亨利在他们的巨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总结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时说道：
甲午一战，中国不但战败，而且蒙垢受辱。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形胜之地一一委弃，临阵不战而逃，中国殷殷寄以厚望的舰队被可耻地驱逐到设防的港口内匿不出战。中国的将领们个个显出无能，而且很多是懦夫，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惟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的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愤图强。在战争期间，中国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后果。挽救中国免于侵略与瓜分，是列强的义务，而中国却不负任何责任……随着和约的缔结，中国的大臣们已普遍不为人所信任，就连中国的惟一政治家李鸿章也不例外，李氏已遭谪而暂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国是屈辱备至了。在一切有经验（是西方所谓的有经验而不是东方所谓的那种有经验）的观察家们看来，帝国的瓦解似乎已显然迫在眉睫而无可避免了。
甲午之战是中国学生都熟悉的。但是，他们熟悉的是清政府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和将领的英勇。在马士和宓亨利的眼中，战斗意志不过是〃盲目的愤怒〃。有怀疑精神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或许会感到奇怪，以４亿人口的大国，何以落败于小日本？再往前推一下，从１８４０年开始，战则必败，总是远离本土、为数不过数千或万余的西方军队，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军队打败，把首都占领，难道仅仅是军队的问题吗？仅仅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吗？马士和宓亨利的描述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在这个答案中，没有谈到武器装备上的差异。如果总是临阵而逃，拥有什么武器才能打胜仗呢？更何况，虽曰有４亿人民，但是，这是一些有很少〃国家意识〃的人。
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
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崛起舆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前漫长的近代史上，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拿破仑那句名言，即不要惊醒〃中国睡狮〃，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固然起着慰藉的作用，但是，雄狮毕竟是沉睡的，对于一代一代精英而言，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他们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追求〃站起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中国的崛起，并不被国际舆论认真对待。当中国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中国崛起，反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