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的１８０％。就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说，中国参加了总共３７个组织中的３０个，美国参加了其中的３３个，中国的参与度是美国的９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中国加入的政府间组织的数量近于零，到９０年代中期，该数量上升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数字。他通过评估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得出结论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国家，〃中国已经近乎是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也从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情况来回答中国是不是修正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他的评估相对而言不如江忆恩那样明确，他首先承认，〃中国在加入国际机构以及遵守现有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应当说是非常惊人的〃。１９７７年，也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年，中国参加了２１个国际政府组织和７１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到了１９９４年，中国参加了５０个国际政府组织（比俄罗斯多２个）和９５５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期间，中国签署了１２５个多边条约，而在此之前的２７年中，它只签署了２３个条约。１９９２年，中国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１９９６年，中国同意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中国参与制定规则以及国际社会能按中国的过渡要求提供有形经济援助的组织中，中国遵守规则的情况最好。但是，他同时指出，在中国不是其成员，或者没有参与制定或解释其规则，国际社会没有向它提供经济援助，以及遵守其规则将会有损于中国国内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组织机构中，〃北京表现出来的'成员品德'就不那么令人称颂了〃。他描述说，指导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原则是：从国际机构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让资源流向中国；承担最少的义务；利用中国的地位来阻止遵守对华盛顿具有重要价值的协议，以确保美国遵守对北京具有重要价值的协议；积极谋求维护国家主权基本上不受约束的观念。在他看来，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倾向，它的问题是：虽然加入了国际组织，却并不准备承担与其增长的实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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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现状，不是修改现状
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对于中国崛起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是利还是弊呢？我认为，应当积极评价美国目前的这种地位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中国对美政策，应当采取〃老九不能走〃的劝留手段。
上述两个方面，对中国崛起而言，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只要中国不愚蠢到主动发起整顿不确定的世界秩序的运动，只要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破裂，只要中国与和平竞争中的其他大国不相互为敌，那么，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国际环境，就将持续下去。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利。
修改现状的政策，并不适合于中国。首先，中国不可能组织起来一个大国联盟，在与俄国、印度、日本、欧洲的关系上，中国不可能〃当头〃，他们中其他的国家也同样不可能当头。其次，改变中国美国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所谓〃中国修正主义〃，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将试图向美国发动挑战，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我们已经指出过，单方面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太多的收益，也改变不了世界秩序的基本现状。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中国单方面地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只会使其他竞争中的大国得利。
在修正了的中美关系下，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更容易形成。避免这种噩梦般的联盟形成的惟一办法，就是维持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并不断强化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维持时间越长，程度越深，针对中国的联盟越难以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战略，不是〃修正主义〃，而是维持现状。〃新左派〃提出的反美构想和修改现状的主张，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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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焦虑：〃被围堵〃和〃说不〃
第五章 身份焦虑
在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本〃历史问题〃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一座永处在搅拌中的发酵池。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毫不例外地要到这座发酵池％％％为中国焦虑：〃被围堵〃和〃说不〃 海外自１９８９年开始形成的〃中国形象〃，以及他们据此采取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塑造外部世界形象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句俗话说得好：当你需要一个敌人时，就会有一个敌人。当你看到自己在别人那里是一个邪恶的形象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把别人也描述为是邪恶的。曾经流行一时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就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尽管该书标榜是实证地描述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报道，但是，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写的这部书，实际上是非常不客观的。应当说，美国新闻制度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对这一制度的批判，即使在美国国内，有时也十分严厉。
但是，真正的批判应当显示出批判者要摆脱批判对象的那些弊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所谓的批判充其量不过是对骂而已。这部书虽然引起了广泛的阅读，但是，作者传播的观点以及引起的轰动，只不过映射了或者说强化了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罢了。作者没有增进读者对世界的了解，没有拓展人们的境界，没有指出中国这一焦虑情绪的出口。
应当说，在中国已经做出走市场经济道路抉择的背景下，在围绕身份问题的争论十分尖锐的背景下，中国〃被围堵〃，确实会引起十分强烈的焦虑情绪。甚至可以说，被围堵主要是一项心理事实。在谈论这一时期十分流行的〃仇美〃舆论时，考虑到９０年代初期到１９９７年亚洲经济危机这一段时间的国内形势是很必要的。中国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但是转型还刚刚开始，究竟如何转，大家都心中没底，各个阶层都还没有获得不久就将拥有的那种自信：干部还不知道如何摆自己的位置，私人企业家总在担惊受怕，国有企业工人对自己的身份究竟如何处置，以及处置之后的后果，不是很清楚，学者们对于如何判定改革的性质，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因此，一种普遍的焦虑情绪弥漫在全社会。
在这样的氛围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就成为十分敏感的问题。
一些人把这一时期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定市场的〃仇美情绪〃，看做是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作者们把一切不接受中国主张的行为，都看成是〃欺负中国，破坏中国〃。作者表现出来的〃中国中心〃意识，或许是对这一时期中国人脆弱的情感世界的写照。
由此而激起来的反美情绪，不过反映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心态：中国受挫的根源主要是由于外部世界的阻挠所致。这种情绪有以下三个特点：１、反美主要是因为不被承认，因此，这种反美情绪，实则是反映了要求承认的焦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现的一边拼着命考托福，一边扯着嗓子骂美国就是这种承认的焦虑的典型写照；２、这种情绪并不只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他们还没有拥有反求诸己的自我反思能力，仅仅把责任都推给外部；３、〃说不〃为我们刻画出来的是一个本钱不大因此不大能输得起的形象，迫切希望得到承认的焦急心情。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身份所包含的与国际接轨、西方化等价值取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刚刚选择了这一价值的一些中国人，急切地希望得到承认。
〃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
〃网络民族主义〃的崛起是２００３年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的议论外，还走出聊天室，投入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中。这些活动都是针对日本的：２００３年６月，一些倡导民族主义的网站组织了登钓鱼岛的保钓活动；７月２９日，几个网站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的活动，征集了１０万网络签名；８月当发生日本侵华期间遗留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后，这些网站发起了征集百万签名要求日本赔偿受害者的活动；８月份，一家网站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焚烧日本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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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民主还是民族主义？
如果用这些原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作为标准，那么中国目前所谓的民族主义，都是不够格的。即使被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些言论、行为，大多也是不够格的。网络民族主义尽管有〃排外〃的外表，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更类似于一种草根民主，而不是民族主义。〃愤青〃不只是指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年龄上是青年或者其参与者的主体是青年，而且，还指他们在情绪上处在国家成长时期个体身份不确定所带来的焦虑，一种属于青年期才有的那种焦虑情感。
批评网络民族主义的学者，往往对于他们的草根性注意不够。对于他们的行为所蕴含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注意不够。实际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包含着公民权认同的成分。而批评他们的人，反而带有国家主义的内在视角。其次，作为网络写作者和网络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身份认同具有拒斥性认同的性质。他们标新立异，他们活跃于大众沉睡后的深夜，象〃地下群体〃一样挥起语言利刃，对他们不满的一切〃乱刀砍去〃，他们不讲大道理，不使用温文尔雅的词汇，他们用这些鲜明的色彩，把自己与其他人区隔开来。在网络社区里，〃我们〃获得了新的含义。
当然，他们被视做〃民族主义者〃，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反日〃、〃反美〃，在他们排外的背后，所诉求的，乃是〃中国人〃这族群身份。对〃我们中国〃的张扬，使他们看起来确实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这样标榜中国属性的同时，对于身边发生的、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对于同世界潮流相违的种种不好的东西，则不闻不问。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种倒退性的身份认同，包含着与民族主义原生形态的巨大背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概念。当他们坚执于〃我们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们便面临着一种内在的困境，他们与中国一般学者们面临的困境一样，对很多不满的抗议，最后却仍然诉诸于国家力量来解决。网络民族主义者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却只能呆在〃地下〃、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帮助政府〃的活动。
可以说，网络民族主义面临着严重的身份问题。他们经常性的躁进、激烈，与这种身份的无法明确界定相关。他们的焦虑是一种身份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就是认同的焦虑。当无法认同或者说认同受挫的时候，焦虑就生成了。这种焦虑最后总是向着〃中国人〃趋归，而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缓解焦虑，反而使焦虑变得更加强烈。当然需要指出，焦虑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情绪，其中还包含着积极的生产性的趋向。但是，这种焦虑由于从认同受挫或自我矛盾而起，由于没有合适的出口，导致他们经常面临荒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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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
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抗日英雄〃的心理螺旋
２００３年，对于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者来说，一个让他们陷于荒谬境地的事件，是日本人〃珠海买春〃。这件事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６日的珠海。日本一家公司的职员在下榻的珠海国际大酒店集体召妓，为数达５００名。这一丑行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公司的这些人的行为是荒唐的、丑陋的，道德上是需要谴责的，其行为也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但是，这一事件所引起的反响，显然是放大了。有些人的反应是把这一事件视作〃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新侵略〃。在对这一事件样的评论中，存在着几种螺旋运动。
其一是简化的螺旋：首先，日本某株式会社的职员，被简化成了〃日本人〃；其次，中国珠海的妓女被简化成了〃中国人〃。
其二是错位想象的螺旋：首先，日本某公司的职员被想象为日本侵略者；其次，嫖妓行为被想象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攻击和侵犯，是一种文化强暴、心理强暴；第三，珠海的妓女被想象为中国〃姑娘〃，一位主持人就此事采访时干脆就把买春事件说成是〃为了玩中国姑娘〃。
其三是时空倒错螺旋：首先，９月１６日与９月１８日〃国耻日〃等同了，不少新闻都把〃国耻日〃放到了标题中；其次，把发生在当下的事件与发生在７０多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买春行为变成了〃对其侵略历史的公然炫耀〃。
经由这样的螺旋运动，一件嫖娼事件就与身份认同连接起来了：这次珠海买春事件，就获得了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等的意义；抨击买春的行为就与当年的〃抗日〃建立起了联系。抨击日本某公司职员珠海买春就因此成为捍卫〃中国人〃身份、捍卫〃中华民族〃身份的〃英雄〃壮举，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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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是日本？
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假如说９月１６日在珠海买春的人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人、欧洲人或俄罗斯人，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反应大概不会如此激烈。而恰恰是日本人的买春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情绪波动，成为情绪发泄的对象，自然不是偶然的。
日本在２００３年中，一直处于中国舆论纷争旋涡的中心。其间的原因，自然与日本国内不断出现的右翼言行相关，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一再引来中国舆论做出反击。但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日本问题上中国的舆论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和理性？为什么越来越急躁和经不起风浪？近年来，两国舆论呈现出明显的互动性。日本民间或官方批评中国的言论或行为，都会在中国引起反应，中国国内任何针对日本的言论或行为，也同样引起日本方面的反弹。舆论螺旋呈现出上升趋势，其势头的回落似乎只是靠时间的自然磨损，然后是下一个高潮的来临。给人的印象是：两国舆论越来越经不住事儿。而如果分析一下导致批评螺旋上升的事件，便发现，这些事情基本上都与〃历史问题〃相关。
解答这些问题，应当考虑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因崛起在中日两国国民中引起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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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无法反映结构锁定
第六章 力量难题
前苏联样本：综合国力无法反映结构锁定
受时间和非线性等因素的制约，综合国力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各种力量的加总或函数，也就是说，并不是国力的综合。与加总或函数比起来，结构同样重要。力量的不同排列、布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前苏联和美国，从力量综合来看，并不相上下，前苏联甚至还要强于美国，但是，竞争中却败于美国，原因何在呢？我想是出在结构差别上了。前苏联的力量布局是严重不平衡的，其结构特征是党－国体制。力量的不同配置，造成了系统的巨大差异，而综合的办法所反映的只是系统的平均状态，却不能反映这种结构差异。前苏联的力量完全是依据党－国体制所指定的方向进行综合的。一般认为，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