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因此，制度性的僵化，总是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系着。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颟顸、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对分利集团如何带来制度僵化的最好描述之一，是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格阿·阿尔巴托夫以见证者的身份撰写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本回忆录的俄文书名是《耽误了的痊愈（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当代人的见证》，英文名字叫《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三个书名都是恰当的，但我个人觉得英文书名最为妥帖。因为作者描述的正是制度的僵化如何导致苏联的瓦解。
比如作者谈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纪律问题。１９７３年发生的石油危机给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在苏联却呈现出非常乐观的局面，原因是，石油的高价格使苏联本来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通过石油出口而掩盖了起来。作者说，这次石油危机的真正牺牲者是〃我们〃，因为〃主要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并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使苏联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维持，使制度改革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了。作者写道：〃如果能够以交钥匙的方式在国外订购整个整个的工厂，还用得着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吗？如果能够轻易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购买到几千吨谷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小数量的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还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吗？〃。实际上，并不是石油阻碍了政治局发现经济问题，而是石油强化了他们对苏联经济一片大好的判断，而所谓的问题，只是财经纪律问题。把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推出政治局议程的，不是石油，而是制度的僵化。
阿尔巴托夫指出，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组人〃不再适合〃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７０年代中后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前苏联瓦解前的上世纪７０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阿尔巴托夫写道：〃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的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制度的生命周期
当然，前苏联因制度的僵化最终导致崩溃，在历史上不是孤例，它几乎就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作为经典的保留节目，一再上演。根据生命周期的假设，制度都要老化，崛起时进取的价值观，都要被守成的价值观取代。这正如一位荷兰人在总结荷兰失去海洋的时候说的那样：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取收益，并因此失去了海洋。生产的英雄被消费的英雄取代。这种道理为所有的统治者所了解，因此，谋求统治长期化的力量总是一再呼吁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几乎都在王朝的中间阶段经历一个所谓的中兴，一位果敢的领导人总是借助某些严重挑战提供的机会，对制度作出变革，他试图重新对制度作出安排。这样的改革，都会对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震动，也总是能够聚集起来强大的改革力量。而之后的领导者，虽然也总是一再被提醒进行改革，但是已经相互适应了的制度，很难再产生强大的自我改革的动力了。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凡是在第一次挑战面前胜利地进行了应战的，到了第二次挑战出现时，反而变得无能为力〃。比如，清朝虽然成功地应对了〃太平天国〃的挑战，但却无法应对规模上要比太平天国小得多的来自日本的挑战。其中的原因就是，王朝中间取得的胜利强化了本应改革的制度，使制度变得更加僵硬，也更加脆弱。
历史上，所有的霸权总是开始于一系列制度创新。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国家间的竞争是力的角逐，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而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失败者的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
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
第九章 地缘大锤
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
近２０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走向统一，是欧亚大陆出现的另一重大的地缘现实。中国的崛起和统一，类似欧洲的统一。但是其意义甚至要比欧洲统一更具革命性。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具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的地缘特征类似于放大了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相互竞争的欧洲体系。在其周围分布着若干全球大国，这些全球大国分别作为全球地缘板块组成了〃世界力〃，他们推挤着形成全球地缘格局，而中国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在中国的北部，是巨大的俄国板块，长期以来，俄国板块都是世界力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方向背靠寒冷的北极，向西、南、东三个方向作用。在中国西南部，则是印度板块，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大国，印度缺乏战略屏障，它必须向四个方向用力，它类似一个十字路口。 在中国东部，则是日本板块，这一板块有着一个几乎是天然的运动方向，即向西。
在中国南部，则分布着众多的国家，近代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二战后，这一地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目前，东南亚国家大多同美国板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中国的地缘特征处在世界力场的中心位置。〃中央之国〃的概念，从地缘上讲，是名副其实的。它构成了地缘枢轴。
早在２０世纪初，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说过，在数世纪里，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力量像大锤一样敲击着该大陆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麦金德和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描述过１５００年前欧洲人对这副大锤的恐惧和忧虑。甚至直到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还为所谓的〃黄祸〃伤脑筋，而由于前苏联的崛起，欧洲对心脏地带的恐惧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１年。对于那些相信地缘政冶学说的人士来说，这副大锤是永久的梦魇。
对欧亚大陆地缘特性的传统描述，越来越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当中国陷于内乱的时期，中国是列强争夺的焦点。〃蚕食〃，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景象。而当中国强大的时期，它又被视作〃大锤〃，敲打着周围，让周围惊惧不安。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黄祸论〃，就是对此一地缘特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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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
第十章 东亚的政治力学：冲突和秩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更可能成为列强开战之地。５００年里，欧洲一直是世界上战争（也包括财富和知识）的主要制造者，而这种情况行将结束。但是，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阿伦·弗里德伯格）
〃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
与欧洲一体化趋势相比，东亚的未来趋势很可能受着〃战国原则〃的支配，大国在这里竞逐强权。未来全球最为重要的六大板块，中国、美国、日本、俄国、印度和欧洲，胥聚于此。同二战前欧洲的均势体系一样，东亚椭圆呈现出多极结构。
在这个多极结构中，中国、美国比其余四个棋手更为重要。美国是这一地区基本现状的维持者，而中国则是该地区利益牵涉最广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东亚多极体系中是两个基本点或轴线，围绕这两个点，日本、俄国、印度和欧洲组成这样那样的联盟体系。
东亚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可以通过与中东比较得以理解。中东地区基本上没有全球大国，俄国退出同美国的竞争之后，美国基本上可以自己一家说了算。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但是东亚就不同，美国在该地区无法做到单独行事。例如朝鲜问题，美国宁愿降低调子，甘当一个一般的谈判者而〃决不当头〃，而且尽量避免把这个问题〃国际化〃，其中的原因就与东亚体系的复杂性有关。
围绕中美两个基本点建立起来的多极结构，充满了变数。一个可能是，在未来几十年里，东亚地带形成一个两极体系，类似冷战时期前苏联和美国那样的结构。但是无论最终出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令人担心的问题都是，东亚是否能承受得住大国竞逐带来的压力。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东亚椭圆内部，危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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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否依附中国？
第十一章 稳在亚洲
东亚是否依附中国？ 但是，在〃东亚共同体〃目标愈益明确、进程显著加速的背景下，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崛起的中国在东亚共同体中，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处于何种地位？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东亚国家是否会选择依附中国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根据未来该地区力量结构的演变情况而定。就目前来看，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正如新加坡一位学者指出的，衡量是否依附中国的一个合理指标〃应该是某个国家决定在军事上与中国结盟〃，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这样做。
东盟国家选择的战略是尽量使该地区力量结构多极化，比如把印度引入东亚，努力使美国力量不撤出该地区，其意图就是避免对某个强国的依附。其实，中国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刻意保持低调，强调共赢和相互依存，所选择的战略不是等级化的而是非等级化的。在发表于美国《国家安全》季刊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冬季号上的文章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雅对〃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亚洲出现的不是与中国的抗衡，而是对中国的依附〃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阿查里雅在评论中国在亚洲的政府间论坛和对话中的作用时正确地指出：〃这些论坛和对话，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３以及亚洲－太平洋安全合作委员会的目的都是在中国的力量不断壮大时把它约束在一个地区框架之内，不让它在这些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或片面影响它们的议事日程。如果说中国的缺席会使亚洲的区域组织失掉意义；那么，中国的过分自信则必将使这些组织解体。因此，东盟仍将坐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驾驶座'上，确定它的议事日程和行动方向。中国本身也愿意保持这种现状〃。
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领导权问题
做一个活跃的乘客：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领导权问题
客观地说，东盟国家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日两国是不是将竞争领导权？他们对此感到担心。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让中日两个大国发挥推动作用，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本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参与，东亚共同体，就是不完整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重要性，他们作用的发挥，有可能使东盟在这个共同体中被边缘化。因此，东亚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首先面临着这一矛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目前来看，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回避争论，优先在双边层次上加强合作。对此，东亚各国已经达成了共识，并分别采取行动。例如，中国１９９７年首次参加了〃东盟＋３〃会议。２００１年与东盟达成协议，在１０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２００３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比如日本，２００２年，日本和东盟就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开始正式协商。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处在领先位置。
由于东亚的地域、文化和经济发展差异，由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出面倡导地区合作，易为各方接受。与一般的地区合作都由大国推动并主导不同，近期成功的亚洲经济合作则是小国主导，大国参与。新加坡、东盟等小国或小国集团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中国不谋求起主导作用，不当〃驾驶员〃，而是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
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是中国在建设东亚共同体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色界定。
〃日本问题〃：未来之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一段长时间里，在东亚秩序的各种设想中，日本几乎都一成不变地被认为是地区秩序的核心。人们普遍地预想，东亚将以日元为核心形成一个与美元、欧元相抗衡的〃日元经济区〃。这一设想是有现实基础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甚至一度动摇着美国第一的地位。在东亚，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领的雁阵结构，日本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关键性支撑力量。整个地区对日本经济、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大概只有该地区对美国军事和政治的依赖，才能与之相比。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正变成记忆。转变的起点，当然可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日本经济陷于衰退算起。从那时开始，日本经济就被一系列金融危机、增长低迷等困扰着，这种局面持续了１０年，日本人把这１０年称做〃失去的１０年〃。在９０年代开始的时候，中国正处在１９８９年之后的〃治理整顿〃中，经济也很低迷。不过１９９２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出爆炸性增长，到９０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协，从经济角度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