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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耶荷德出生在奔萨市是一个俄罗斯的德商家中，他父亲经营过酒厂。
1895年梅耶荷德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但没有毕业。翌年进入涅米罗维奇…丹钦柯领导的莫斯科戏剧音乐学校，1898年毕业后参加新成立的艺术剧院。
他对当时的演出方法有些想法，不愿意留在剧院里，便于1902年另成立了自己的话剧团。
以后他在不同的剧院里当过导演，并开始进行新的实验，1908年开办了训练班，只存在了一年。1923年又成立了以梅耶荷德为名的剧团，上演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小仲马的《茶花女》、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与《澡堂》等。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不合。其实并不然。梅耶荷德是他们的学生，早期确实认为老师保守，而他刻意创新。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直很器重他，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戏剧导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感到不悦的是他七十寿辰时，政府给予他“劳动红旗勋章”，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而把梅耶荷德的实验剧院说成是“形式主义的艺术”。
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走向确实不同。梅耶荷德提倡现代艺术，追求革新，深得国内外一部分舞台艺术家钦佩，但为苏联当局所不容。
1937年1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机关刊物《真理报》刊出评论文章《异己的戏剧》，抨击梅耶荷德的艺术探索。二十天以后，1938年1月7日，苏联政府艺术事业委员会通过决议：查封以梅耶荷德为名的国家剧院。那一天，赖赫在舞台上第七百二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扮演《茶花女》中的主角玛格丽塔。她在梅耶荷德剧院工作十三年，创造了十几个使人铭记在心的角色。
1938年6月20日梅耶荷德出差列宁格勒，突然被捕。后来根据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的批示于1940年2月2日被处决。同一天，梅耶荷德在莫斯科的寓所遭到搜查。赖赫在搜查证明上签了字，同时附了一句：搜查人员“蛮横无理”。这无疑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内务部工作的大胆斥责。有人称这是赖赫生平中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对人格的侮辱的抗议。二十四天以后，1939年7月14日凌晨一点钟，她在家中遭人杀害，身上留下十七处伤口，没有一刀是刺向心脏的。寓所中也没有遗失任何东西。民警赶到现场时她还能说话，记录了她的口供，在去医院的路上，由于流血过多而丧命。
只有很少几个人为她送葬。在那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人人自畏，深怕牵连到自己。当局通知赖赫的女儿塔季扬娜和儿子康斯坦丁：四十八小时之内腾出寓所。搬进去的是贝利亚的司机和贝利亚手下一名年轻女郎。
1999年6月，我去瓦冈口公墓凭吊诗人叶赛宁，偶然得知梅耶荷德和赖赫的墓也在这里。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多气力，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墓。
他们的墓围在铁栏杆内，挤在众坟中间。一块黑色的正面抛光的大理石平面上刻着梅耶荷德的头像和他们夫妇二人的姓名。其实，梅耶荷德的名字是象征性的。他被处决后，没人知道他葬身之地。过了五十年，苏联内务部的档案揭秘后，才查明他被埋在顿斯阔依公墓里。
我觉得无论是碑上的梅耶荷德的画像，还是他们的名字，刻得都不精致，其艺术程度也欠完美。但敬爱这两位大艺术家的人毕竟在这儿为他们找了一块长眠之所。
墓碑上还有第三个名字：“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叶赛宁”（1920—1986）。他是赖赫与叶赛宁的儿子，新闻记者，体育运动评论员。
我深信，梅耶荷德和赖赫的墓一定会重建，因为他们的艺术成就不仅使俄罗斯人民感到骄傲而且已为世人所称道。今天这块喊冤的碑与他们的艺术贡献并不相等。俄罗斯人民会以更好的墓碑纪念自己的儿女。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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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列宁
——鲍·史楚金（1894—1939）
演员鲍里斯·史楚金正直盛年溘然逝世，年仅四十五岁。
他的墓碑是由建筑师斯塔莫设计的。一块米黄色的大理石，中间镶嵌着铜制的侧面浮雕像。浮雕像的作者是雕塑家齐加尔。由铜制的橄榄枝托着。他紧锁眉头，目光投向右方。墓碑庄严肃穆，耸立在新圣母公墓二区。
如今和史楚金安葬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夫人塔季扬娜·舒赫敏娜（1901—1974），她原来和史楚金同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当演员，后来在史楚金戏剧学校任教授；舒赫敏娜的妹妹亚历山德拉（1897—1961），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史楚金的儿子乔治（1925—1983），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儿媳迈纳（1924—1993），建筑师。
史楚金的夫人舒赫敏娜一家是书香门第，对史楚金的成长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史楚金1913年就读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国内战争时，他参加了红军。
1920年，喜欢表演艺术的史楚金考进瓦赫坦戈夫艺术学校，后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当了演员。他曾参加过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圣安东尼的奇迹》等话剧的演出。
1935年从影，拍过《飞行员》、《胜利者的一代》等影片。
1937年，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苏联政府为迎接这一盛大节日，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作为献礼。当时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主持革命题材剧本竞赛。参加者中有一位三十三岁的作家亚·卡普列尔写的电影脚本，经过评审，被选中拍片。
卡普列尔是敖德萨人，1935年他和塔·兹拉塔戈罗娃写过剧本《三个同志》曾被搬上银幕，后又写成《矿工们》。这次参加竞赛的脚本原名《起义》，拍成影片后改名为《列宁在十月》，导演是罗姆，饰演列宁的是史楚金。
在银幕上重现伟大革命导师的形象的作品是空前艰巨而又不同凡响的，对演员、导演、对全体摄制人员都是严峻的考验。
饰演列宁的形象一直吸引着演艺界人士。导演罗姆在回忆如何拍摄《列宁在十月》中提道：“我去找史楚金，和他初次相识。他的智慧、他的魅力，还有他准备在戏剧和电影中扮演列宁这一形象的严肃态度，都给我留下不同寻常的印象。”“我把电影剧本《起义》交给他。史楚金很喜欢这个剧本。他提出了许多有关台词、对话和动作方面的极有价值的建议。”
拍片只有两个月零十八天（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每天要拍摄十至十二小时，才能赶上十月革命节前完成。
史楚金不负众望。他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查看列宁的纪录片，听取列宁录音，阅读有关文字资料，细读文学作品，访问在世的老一代革命家，获得一定的感性知识，终于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形象塑造成一位热情奔放的革命家、敢于实践理想的政治活动家、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智慧过人的哲学家，把他与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十分富有人情味的普通人形象糅合在一起。电影中列宁生气甚至责骂人时，都抱着尊重对方、爱护对方的心。史楚金的演艺魅力立刻赢得观众的赞赏。
193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大剧院正式公演。
这是史楚金演员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从此，苏联银幕上出现了这个特型演员，开创了歌颂列宁影片的新时代。
第一部关于列宁的脚本拍成电影后，它的成功鼓舞卡普列尔于第二年，1938年又写成《列宁在1918》。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上演华语对白的两部关于列宁的影片时，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片头上没有编剧卡普列尔的姓名，这两部影片并不是纪录片，又有演员名单，怎么竟会没有编剧的姓名呢？令人觉得蹊跷。
多少年以后，苏联文艺界解密，我们知道了一些详情。1942年末，编剧卡普列尔爱上了斯大林十六岁的女儿斯韦特兰娜。斯大林认为卡普列尔是个色鬼，又是犹太人，他接触斯韦特兰娜是别有用心，便禁止他们交往。据斯韦特兰娜回忆，父亲痛骂了她，还打了她两记耳光。卡普列尔被流放到沃尔库塔，又因“反苏言论”被判徒刑。
影片放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而编剧却是犯人，只好把他的名字删掉。所以我国放映华语对白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都不见编剧的名字。
史楚金把列宁形象演活了，他在工人中间，在士兵中间，在普通布尔什维克中间，是自己的人，是和人民血肉相关的人。列宁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里，甚至认为列宁就是那个样子。
死神太早地夺走了史楚金的生命，只有他的墓碑和他参与拍摄的影片使他永远留在人间。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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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纪录摄影大师
——罗·卡尔曼（1906—1978）
你知道罗曼·卡尔曼吗？ 1938年他到过延安，拍摄过毛泽东，而且还得到过毛泽东为他书写的诗词。
卡尔曼是苏联纪录片摄影大师，同时又是电影导演、教授和记者。1931年他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立志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和普通战士站在第一线上，拍摄他们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斗争。从那时起，近半个世纪里，他的手没有放下摄影机，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对世界电影、对历史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罗曼·卡尔曼的墓位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第九区。
他的墓碑是一块形状不规整的石头，与其他人用石头作墓碑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石头没有埋在土里而是摆在高出地面的一块长方形大理石座上。石头上嵌着突凸的铜字签名“罗·卡尔曼”和“1906—1978”，即他的生卒年代。在他的姓名左方刻有浅浅的影片画格，陌生人一眼便可知道这儿安葬的是一位电影人。我不知道谁是这座墓碑的设计人。
上世纪30年代是世界不寻常的时期，各国人民解放运动风起云涌。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卡尔曼带着他的“艾姆”手提摄影机奔赴西班牙，在枪林弹雨中工作了两年，拍成《西班牙事件》新闻片二十辑，使世界人民看到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真实情况。那时，他对那场战争的理解，远远超过一般政界人士。
回国后不久，他立即来到了抗日烽火燃烧的中国。他不熟悉这个国家，不通晓中国语言，全凭满腔国际主义热情奋不顾身地工作。那时他除了拍摄新闻纪录片之外，还担任苏联《消息报》的特派记者。他在中国工作了整整一年，从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他从兰州驾驶汽车，跑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又辗转到四川与陕北。他拍摄了日寇疯狂轰炸，中国士兵英勇抗击，纪录了武汉大撤退，长沙大火，新安孩子旅行团的演出，中国妇女的不平凡事迹，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他在重庆和美国摄影记者们一起拍摄了蒋介石。1939年5月他到达延安，几次见到毛泽东，听过他讲演，进行过采访，拍摄过他的活动，还得到过毛泽东用毛笔为他书写的《长征》。他记述这段历史时说：“我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这是人民领袖亲手书写的一首关于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词，——我感受到这将是我从中国带回国的最珍贵的礼物。”不知毛泽东赠给他的手迹是否保存下来了？
卡尔曼在我国跑了十一个省份，总行程约25000公里。卡尔曼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写道：“这次是我最近几年采访拍摄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战火烧遍我不熟悉的国家的广袤土地，拍摄同时我得研究这个国家，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斗争方法，并估计事件的发展变化，学习艰难拗口的语言。”艰苦的条件没有难倒卡尔曼。他精力旺盛，观察敏锐，日夜不停地拍摄与写作，回国后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扉页上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全书渗透着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赞美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那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很有史料价值。他在中国共拍摄了1万多米的影片资料。回国后，剪接成《战斗中的中国》一片（1939年）。可惜这部影片只放映了一次便收入库中，因为五天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人民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一切转入战争状态。卡尔曼立即奔赴保卫祖国的前线。
卡尔曼很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他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是啊，我们的确应当找到卡尔曼拍摄这部影片，它会重现历史的过去，并教育新人珍惜先人用生命争取来的自由生活。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曼都活跃在前线。根据他拍摄的资料制成《在莫斯科城下击溃德寇》（1942）、《列宁格勒在战斗》（1942）、《柏林》（1945）、纪录纽伦堡审判过程的《人民法庭》（1947）等。到了60年代，卡尔曼又编辑成二十集的电影史诗《伟大的卫国战争》（1965—1978）。
卡尔曼是苏联第一部全景宽银幕片《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1959）的导演。
他还拍摄了许多国家的自然风光，纪录了对名人与领导人的采访，越南的胡志明、古巴的卡斯特罗、美国的海明威、拉丁美洲……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半百的卡尔曼与荷兰纪录片摄影大师伊文思（1898—1989）又来到中国，他呼吸到了自由的中国空气，看到了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他一定会想起他三十二岁时在抗日战争战场上尽自己国际主义义务时的峥嵘岁月。
默默无声的卡尔曼墓碑啊，你像一口洪亮的钟在震动我的头脑。中国人民深深怀念这位摄影大师，这位对我国满怀深情厚意的友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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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电影人的经历（1）
——谢·邦达尔丘克（1920—1994）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墓是座雪白的方墩子，上边刻有墓主的侧面雕像。雕像表情严肃，眯缝着眼睛，紧皱着眉头，蓬松的头发，浓密的胡子，一支手托着下颚。他在沉思。这是很出色的一座雕像。雕像的作者是著名雕塑家凯尔别利。
墓碑下端是黑色基石，前右角处有一块雪白的石台，上边刻着圣十字架。
邦达尔丘克的电影在我国有过很大的影响。他本人也一度是苏联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文艺界的改革使这位电影人发生了巨变，新人对他进行抨击，使他失掉了权威的职位。
邦达尔丘克当过演员，进过戏校，参加过四年的卫国战争。1948年他毕业于全苏国立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作品是在《青年近卫军》一片中扮演的瓦尔柯。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从此开始了他电影演员的生涯。他一生共演了三十八个角色，如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了农奴的悲惨命运和嫉恶如仇、为自由与正义而呐喊的人民精神；又如莎士比亚戏中的奥赛罗——摩尔人、军事统帅，同时又是极有人情味的普通人；又如契诃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德莫夫医生——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为人民热心服务的人，所有这些人物都在努力跨越自己的社会地位，追求真理，用自己的心灵去接近民众的生活。邦达尔丘克塑造的一大批银幕形象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观众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时而尽情欢笑，时而锁眉沉思，时而潸然泪下。
当单纯的演员行业使他感到才能受到局限时，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