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解冻”开始。大反个人崇拜。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第十交响乐》，以音乐的形式总结了斯大林时代。
肖斯塔科维奇的“形式主义”的帽子被摘掉，他感到自己获得一定的自由，便开始为他人“恢复名誉”而奔走，还为叶夫图申科的反排犹的诗谱写了乐曲。
1954年他的爱妻尼娜·瓦尔莎逝世。他再婚，与第二位妻子玛格丽塔·凯诺娃的婚姻维持不久，很快离异。
过去遭到批判的《麦克白夫人》，于1963年改名《卡捷琳娜·伊兹麦洛娃》重新公演，过去不曾演出的《第四交响乐》等也开始演出。
1966年，肖斯塔科维奇六十寿辰。他写了一首声乐小品，充满痛苦的自嘲，题名为《我的作品全集的序言以及对这序言的简短的沉思》。歌词是自己写的。这首作品主要是对各种荣誉头衔的一种嘲笑。
1967年，他摔断了腿。每次到公共场合都必须由年轻的第三位妻子伊丽娜·苏宾斯卡娅陪同。他的右手不灵活，需要用左手托着。他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创作，1973年为俄罗斯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六首诗谱了曲。
肖斯塔科维奇进入晚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渗透着自我反省。
1975年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四首诗谱曲。
1975年8月9日，肖斯塔科维奇由于心力衰竭逝世。他死后，一位青年作曲家索罗门·伏尔科夫根据他平时的言论整理出一本《肖斯塔科维奇*》在国外出版。
肖斯塔科维奇说过：“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国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的人太多了（即使是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就是这种遭遇。到哪里去为梅耶荷德或者图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只有音乐能为他们作这件事。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戏剧导演梅耶荷德和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是他的好友。虽然他与这两位长者于30年代即告别，但他们一直活在他的心中。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弱点是喜欢艺术，而梅耶荷德的弱点是喜欢军装。
我终于弄明白了，肖斯塔科维奇墓碑上的音符是他引入作品中的自己姓名起首字母——DSCH（即德·肖）。
肖斯塔科维奇晚年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音乐是善，不是恶。诗是善，不是恶。这样说来未免粗浅，然而多么真实啊！”
1998—2008
。。
弹唱诗人
——布·奥库扎瓦（1924—1997）
1997年6月中旬，我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传来俄罗斯著名诗人布拉特·奥库扎瓦逝世的消息。俄罗斯文艺界著名人士不少，去世时能在我国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观众通报的人屈指可数。奥库扎瓦成了其中一位。
过了不久，我收到老友杰柳辛从莫斯科寄来的信，用悲戚的调子讲述他在法国不幸逝世的噩耗。
1998年春天，我又收到李萌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附有奥库扎瓦的墓地照片。她知道我对墓碑感兴趣，更何况死者是俄罗斯一代名作家。照片上还不是墓，那仅仅是个土坟。
照片是她1997年9月21日在瓦冈口公墓拍摄的，离奥库扎瓦去世仅过了三个月。新培的土坟上摆满了鲜花，松枝，白色挽联，中间是他的照片：他对着麦克风在吟唱。他不仅仅是以吟唱诗人闻名于世的，他还是小说家。
我回忆与他会晤的日子。那是1983年秋天，在莫斯科文学之家举行的国际诗歌晚会上。
晚会之前，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半晌。
他告诉我：“我喜欢民间文学，喜欢音乐，我想在音乐伴奏声中朗诵我的诗。于是我便一边弹吉他，一边吟唱。我只在朋友中间吟唱，作为消遣而已。”
奥库扎瓦青年时就为自己的诗谱过曲。他在前线打仗时写过《我们在冰冷的小屋里不能安眠……》。战友们跟他一起哼唱过。在大学一年级时，他满怀激情写成《燃烧吧，火，燃烧……》，同学们也唱过，但并不认为是成功之作。如今则不同了。他唱出了朋友们的思绪与感情，所以他吟唱的诗不胫而走，很快便流传开了。他说：
“我在朋友们中间吟唱的次数越来越多，传播也越来越广，结果闯了祸。”他狡黠地笑笑。“作曲家们火了，吉他手们火了，党委的同志们火了，团委的同志们也火了……都对我的吟唱表示不满。”
他没有向我解释不满的原因，不过根据那时苏联文艺界的状况，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当时写的诗，没有过去那种慷慨激昂的颂扬，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见闻和遐想。当我正在思索时，他接着说道：“可是……渐渐地，他们也习惯起来了。作曲家们习惯了，吉他手们习惯了，党委的同志们也习惯了，而且还主动请我到一些聚会上去演出”。
他的诗，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战争的；一类是描写爱情的；再一类是描写日常生活的。他说过：“卫国战争的烈士们还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战争对我来说还没有结束。”描写战争的诗，多半是表现刚出校门的天真无邪的学生在那场战争中的感受，有时给人一种过于客观之感（除了一些诗作之外，他的第一部小说《愿你健康，中学生！》电影《忠诚》与《叶尼娅、叶涅奇卡和‘卡秋莎’》都是描写卫国战争的，也都具有这种倾向）。当时，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带有和平主义色彩、主人公思想幼稚。
奥库扎瓦描写爱情的诗很多。他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苏联是不歌唱爱情的。为了反对清教徒式的虚伪，他便大写爱情诗歌。他说，当他写爱情、写女性时，他绝不使用嘲弄的字眼儿。如果嘲弄，那只是嘲弄自己的如何无能……
至于他那些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有的表现人们的某些愿望不能实现，有的揭露社会的弊端，更多的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莫斯科街头小景，提倡人对人要和善，从中不难体会到诗人抒发柔情的心。我总觉得他的诗中带有淡淡的忧愁和浅浅的嘲弄。
奥库扎瓦1953年正式发表自己的作品，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抒情之歌》，以后出版的诗集有《岛》（1959）、《快乐的鼓手》（1964）、《通往梯纳丁之路》（1964）、《慷慨的三月》（1967）、《阿尔巴特，我的阿尔巴特》（1976）。1983年他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会晤波拿巴》。
1988年、1990年、1993年，我和奥库扎瓦又见面，我向他介绍苏联诗歌在中国的传播，也谈到了他的诗歌译成汉文的情况。
奥库扎瓦于二十世纪50年代登上苏联文坛时，和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马杜林娜等几位青年诗人成为新潮诗歌的代表，在青年当中影响很大。由于他们的创作突破了苏联传统文艺的框框，对历史回顾表现了新的观点，不止一次遭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批判，特别是奥库扎瓦的中篇小说《再见了，同学们！》认为那是一部给卫国战争抹黑的坏作品，其实他真实地写出了入伍的新兵对战争的感受。
70—80年代，他弹着吉他吟唱自己的诗轰动了苏联，并在西方也受到欢迎。过去不断挨批的异端分子，这时代表自己的国家到世界各地去访问演出，为祖国文艺成就增了光。
2001年10月我在老友杰柳辛陪同下，会晤了他的遗孀，一位淡发、俊美、能干的夫人。她引导我参观了奥库扎瓦在莫斯科的工作室，写字台上堆满了书报和玩具，墙上挂满了画和照片。奥库扎瓦夫人邀我有空时到他的纪念馆去看一看。
他的纪念馆在莫斯科郊区作家村佩列杰尔金诺。我专程到纪念馆进行参观访问。一个庭院，两幢板房，正房是他的故居。厢房是纪念馆。墙上全是照片，甚至棚顶也是照片。故居里挂满各种铃铛，这是奥库扎瓦喜欢收藏的东西。
那天奥库扎瓦夫人也来到了佩列杰尔金诺，她带我们参观了庭院。庭院里摆着一排又一排木板，她告诉我，有时大家聚会在一起，便朗诵自己的诗歌。听众就坐在这些木板上。
奥库扎瓦逝世后，他的遗体被从法国运回莫斯科，在阿尔巴特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如今很多亲朋老友，甚至陌生的崇拜者，不断来到瓦冈口公墓，在他的墓前献上鲜花，寄托自己的哀思。可是却没有人记得当年批判他的那些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了。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在阿尔巴特街上为奥库扎瓦树立了一座纪念碑，这是诗人死后的殊荣，也是俄罗斯各族人民对这位诗人钟爱的标志。
他的墓不再是一个土坟，而是一块巨石，刻着他的名字。一年四季周围总摆放着一些鲜花。人们怀念这位替人民吐露真情的弹唱诗人。
2002
。。
闯 将
——伊·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
走进彼得堡艺术大师公墓，我来到伊·克拉姆斯科伊墓前。他是我衷心敬仰的一位俄罗斯画家。他的众多肖像画以及《陌生的女人》等作品，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克拉姆斯科伊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新一代画家的精英，美术领域里一名闯将，同辈中的精神支柱。
1837年克拉姆斯科伊出生在一个县城誊写员的家庭，十五岁当了圣像画师的学徒，一年以后为照相师当了修版工。1857年他来到彼得堡，考入彼得堡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勤于思考，博览群书，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天赋与组织才能。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很早就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为平民知识分子服务，艺术要解释人民的生活，他首先意识到美术学院教学上的腐朽与保守。
1863年11月9日，他率领一批即将毕业的同学，拒绝按校方规定创作以神话为主题的作品，轩然形成所谓“十四名学员暴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对他们进行监视。
几年以后，1870年，他和一批具有*主义思想的追求革新的青年画家们闯出一条新路，先组成自由画社，后发展成巡回展览协会，高举起艺术的民族化、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旗帜。克拉姆斯科伊成为这一协会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成员中有列宾、苏里科夫、希什金、库因吉，以及后来的列维坦等画家。
克拉姆斯科伊三十五岁时完成一件重要作品《荒野中的基督》（1872）。基督孤身坐在巴勒斯坦湖边的荒野的石头上，低头沉思，双手紧握在一起，表现出他的精神集中和苦苦思索人生的意义。湖上薄雾和他的思绪一样袅袅缭绕，自然荒凉的景色与他激烈的内心活动形成了对照。克拉姆斯科伊认为《荒野中的基督》画的“……不是基督。就是说我不知道是谁。这是我的个人思想的一种表现。”克拉姆斯科伊感受到必须向反动统治制度冲击，可是又觉得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基督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克拉姆斯科伊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这幅画公开展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克拉姆斯科伊是杰出的肖像画家。他为当时文学艺术界很多人士：诗人涅克拉索夫、作家冈察罗夫、画家希什金、佩罗夫等多人画了肖像，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人物复杂的心理内涵，为发展俄罗斯肖像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是第一位给列夫·托尔斯泰画像的人。为托尔斯泰画像是经过一番周折的。托尔斯泰一向拒绝画像。1873年夏天，克拉姆斯科伊和两位画家朋友住在离托尔斯泰居住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不远的一个地方。
有一天，克拉姆斯科伊拜访托尔斯泰，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想得到托尔斯泰的允许给他画像。托尔斯泰就是不同意。克拉姆斯科伊只好说：“我非常尊敬阁下拒绝画像的理由，我不便再坚持，显然，我应当永远放弃画像的希望。可是您的肖像应当而且一定会出现在画廊里……”他指的是特列季亚科夫的画廊。托尔斯泰反问：“为什么？”克拉姆斯科伊说：“很简单，我画不成，我的同辈人也画不成，可是再过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人会画成的，那时只能惋惜肖像没能及时画出来。”托尔斯泰沉默了半晌，还是没有同意，但语气已经有所缓和。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克拉姆斯科伊又提出一个方案：画的肖像如果得不到托尔斯泰的赞同，可以将它销毁。
托尔斯泰有些动心了，因为他想为子女保留一幅肖像。他同意画了。他建议给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另外临摹一幅画像。克拉姆斯科伊知道特列季亚科夫不会收藏临摹作品，表示这种办法不可取。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时画两幅，然后由托尔斯泰优先挑选他所喜爱的。托尔斯泰接受了克拉姆斯科伊的建议。
第二天， 1873年9月6日，即动手作画，10月3日完成。画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这期间有一个星期的间隙，托尔斯泰去打猎了。
克拉姆斯科伊同时画两幅肖像，相当吃力，但他还是做到了。托尔斯泰很满意。两幅有少许区别。托尔斯泰夫妇为自家挑选肖像时，感到为难。最后，托尔斯泰认为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应当珍藏更好的一幅。
我想；克拉姆斯科伊如果没有那股闯劲儿，也许世界肖像画史就不会留下这两幅杰作——托尔斯泰像。
《陌生女人》是克拉姆斯科伊1883年之作。画家是在怎样一个情况下作了此画？为什么画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人？他想表现的是什么？至今评论界和广大观众仍然进行种种猜想。这幅画蕴藏着说不尽的情节。画上表现的是一位衣着讲究、面貌娇美的年轻女性，坐在豪华的马车里，行驰在彼得堡涅瓦大街上。她的表情有些高傲还略带轻蔑，同时又使人觉得她在掩饰内心的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现了这幅画的草稿，草稿上的人物表情和姿势都与画中的人物相似，此外，画家的女儿也为他当过模特儿。实际上这幅画是集几个人的形象完成的。也许画家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去琢磨她那神秘的身世和心理状态。
克拉姆斯科伊用几十年的功夫在创作一幅大的作品《哈哈大笑》，从1877年画到1882年，每天几乎用十几个小时作画，最后还是没有完成。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在该画中他描绘的是基督怎样遭到世人愚蠢的嘲笑。
这位杰出的大画家没有活到五十岁便逝世了。他死在画架前，手中还握着画笔，正在为一位医生画像。克拉姆斯科伊虽然未曾创作过像列宾、苏里科夫那种人物众多、构图复杂的历史大画，但他的艺术思想和人品却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美术后人。
我伫立在他的墓前。他的墓碑在墓群当中显得极其简朴，是一座灰色大理石方尖碑，没有任何装饰，碑座上只刻着简简单单的四行字：
画家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克拉姆斯科伊
1837—1887
敬爱他的人不断前来瞻仰。每次我来到他的墓前时，都有鲜花摆放在墓碑前。他的墓碑附近还有巡回画派几位好友的墓：希什金、库因吉等人。
2003
永恒的魅力
——伊·列宾（1844 —1930）
伊·列宾的名字早在我少年时代就铭刻在心中了。我在哈尔滨读书时，流落到我国这座北方城市的俄罗斯美术家们，包括我的老师，经常提及列宾。我们的俄语课本中印有列宾的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像》、《穆索尔斯基像》等。那时，哈尔滨还有几位俄罗斯画家以临摹列宾的《扎波罗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