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马奇序
领导力是这样一个主题：读者为其意义而吸引，作者为其暧昧而困惑。除了少数人持有异议，几乎每个人都同意领导力的重要性。然而，以此为主题的大多数著述看来都缺乏深入的理解。有时候，这些作品也能启迪灵感，通常也很严肃认真，而且都富有热情；但是对于其主张，它们一般没有提供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只是不停地做出一些同义反复的结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领导力的研究能够从刘澜撰述的这本书中获益。他在对这类研究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下，突出呈现了对这个艰深的主题的研究中的一些脱颖而出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示了在领导力写作者中，也许还因此包括了在领导者中，存在的重要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植根于领导力的迷思之中，以及被领导的组织的制度化实践中。它们也体现在历史如何被讲述，以及神明如何被膜拜的方式之中。它们是对任何试图找到一种“通用”的领导力理论的想法的挑战，那只不过是汇集一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罢了。
领导力研究如果还有一个未来的话，它必须摆脱掉华丽言辞和油滑概括的专制，必须寻求对那些既体现又超越了文化差异的可验证的主张的小心界定。这样的努力始于对已有研究的认真而挑剔的考察，既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既包括北半球也包括南半球，既要竖起耳朵，辨别各种声音的差异，也要发现差异中可能的共性。然而，其未来最终在于形成一个学者的国际群体，其研究的标准能够发展出高于我们现在表现出来的理解水准。这本书是为建立这样一个社群所迈出的一步。
2009年3月于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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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圣吉序：为世界的领导力（1）
很少有像“领导力”这样被用得太滥、起到的却是反作用的术语。
对领导力的深刻误解
首先，对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有着深深的误解。通常，领导者被作为“老板”的同义词，指“高高在上”的那个人，或者占据高位的那些人——就像人们在这里的用法：“我们公司的问题是领导者担心变革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尽管对于那些身处权威地位的人来说，这个评价也许非常准确，但是把那些有职位权威的人定义为“领导者”既显得多余，又传递一种无力感。糟糕的是，它把领导力跟CEO或者总裁这些职位中体现的正式权威混为一谈。更糟糕的是，它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只有在这些职位上的人才是“领导者”——而且根据其定义，其他任何人都不是。
有意思的是，“老板是领导者”的观点也背离了英语动词“领导”（lead）的本来的意义：它来自印欧语系词根leith，意思是“跨越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力是向前迈进的一种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方式能够鼓舞（inspire）他人——这是另一个与领导力相联系的词，意思也很恰当地指“带来生命”。因此，把领导力更深刻地理解为行动而非职位彰显了人们一直推崇的这些能力：勇气（来自法语cuer age，意思是“眼泪或者心上的口子”），承担风险，给一项挑战性的任务以生命从而创造出一块充满想象力、投入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社会领地。
把领导力和职务权威区分开来，是刘澜在这本书中谈到的领导力作者们几乎一致同意的一个要点。这带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如此杰出、知名的这些作者们都持一致意见，为什么这样的误解还持续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尽管这些作者拥有广大读者，我们也不该高估他们的影响，因为在这个主题上，人们有着强烈成见，历史有着强大影响，思维和行动的习惯由来已久。
正是由于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倾向于把职务权威混同为领导力。无论是由于人们有获取这些职位的野心，还是由于对拥有这些职位权力的人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担心，还是由于希望出现一个新的“英雄领导者”来拯救我们的浪漫愿望，对等级领导力的顶礼膜拜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我不是说来自高层的或者等级职位上的人们的卓有成效的领导力不重要——恰恰相反。但是，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不管把身子转向何方，我们都面临只靠等级领导力——不管它是多么卓有成效——不足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看重职位领导力所造成的恶果是我们的注意力被灾难性地转移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力挑战
例如，各地的企业都在追求创新。但是这要求组织中上上下下的领导者要意愿承担风险，把大胆新颖的主意付诸实践，从中学习。成功的创新来自在技术、市场、战略以及运营等多个层次上的学习的协同作用，最终才能培育出广泛传播和经久不息的新思考和新实践。这样的变革不可能仅仅来自于高层的驱动。
更进一步说，越来越急需的创新将是重新塑造超越个别组织的更大型的系统的创新：在价值链的层面，在产业的层面，在城市的层面，在经济区域的层面，最终是在社会的层面。我们需要学习打造在经济福祉之外还产生社会和生态福祉的价值链，而不是为了盲目追求利润和金融资本而掠夺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我们需要发展更绿色的城市。我们需要改变那些体现了惯性思维的实践，它们伤害了农业和渔业的整个产业。在这些产业，生态系统的破坏已经是一个危机：世界上一半的表层土已经在工业时代消失；三分之二的渔业已经崩溃或者正在崩溃。在这些产业，社会资本的丧失不仅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每年约有5000万人因为农业经济的崩溃而从农村移居城市，最终却屈身于贫民窟或者棚户区之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彼得·圣吉序：为世界的领导力（2）
的确，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全球化新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我们需要建立再生型经济，而不是继续现在的攫取型经济。再生型经济效仿并强化它们最终依赖的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体系，这是系统化变革的挑战。这不但无法通过个体组织来实现，而且如果没有跨部门的创新，没有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参与，没有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进行的合作，也将无法实现。培养并联合为系统化变革所需的不同形式的领导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力挑战。
这样的挑战使得重新探寻对领导力的更深刻的理解变得如此重要。刘澜根据他对“领导力大师”的研究，提炼出的八项修炼指向了这样的要求：更深入和更系统地思考，甘愿从失败中学习而不是假装知道所有答案，致力于自身作为人的发展和成熟而不是追求职位权力和相关的权谋。
工业时代的末日“时钟”
这种领导力转变的迫切性超出了许多人已有的意识，因为建立再生型的企业、产业和经济的必要性就在此时此刻。第一次，我们有了一个用以度量工业时代以及它所助长的攫取型经济的末日的“时钟”：史无前例的全球气候失衡的危险。
上升的气温、更加肆虐的风暴、四处蔓延的干旱所带来的损失，从财产损失、农作物歉收、疾病传播，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保守的计算也已经达到每年数千亿美元。如果海平面上升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类灾难，而现在看来似乎不可避免，如果现有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的现有水准比工业时代之前高出约50％；而如果照常发展下去，在本世纪中叶将高出100％。
科学界的共识是这些水准必须尽快稳定下来，以避免导致“气候变化失控”，也就是被人类无法控制的流程所主宰，例如冰川和极地冰层的融化减少了反射，使得地球吸收更多的太阳能，加速变暖。要及时达到使温室气体稳定的水准，要求大规模地迅速降低全球排放——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减少60…80％——以及降低像雨林这样的关键生态系统被毁坏的速度。
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是一个美好的礼物，是唤起更深刻、更广泛的变革的一声警钟，让人无法听而不闻，带给我们两个关键教训：（1）这与整个的全球工业流程有关，而不只是能源系统；（2）我们只能携手合作。
首先，气候变化只是一种症状，如果不发现其中深层次的病因，只是试图孤立地去解决问题，会把世界带入更加不宜居住的状态。今天，就当代工业社会的全部印迹而言，我们在使用一又四分之一个地球。想象一下，即使如果我们能够神奇地立即改用非石化燃料而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从而照常发展，很明显也只会让生态印迹进一步增加，最终会带来激烈的变化。
其次，这是个真正全球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同样也必须是全球性的。例如，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生产我们这些西方人购买的商品。既然在中国之外的我们也是其来源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二氧化碳排放量算谁的呢？同样，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和印度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做的不是互相指责，而是一起工作——分享技术和制度上的知识；设计为碳排放量定价的合作机制，使得市场可以发出可靠的信号以推动能源效率和在非碳可替代能源上的投资；要求而且开发出其环境印迹明显更低的产品。。 最好的txt下载网
彼得·圣吉序：为世界的领导力（3）
重新认识中国的智慧传统
这可以看做是重新思考领导力的一个信号，因为从攫取型转变为再生型经济体系在行为和预期上所要求的转变远远超出了政府政策和新技术之所及。新的政府协定很重要，但是政府常常许下自己无法兑现的诺言。新技术也必不可少，但是许多大有前途的技术因为缺乏需求和必要的制度创新而从来没有得到实施。真正的解决方案，最终将要求心的转变。解决方案将要求在内在的欲望和外在的行动之间取得一种新的和谐。核心挑战在于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面对这个挑战，我相信大多数关于领导力的惯性思维会一筹莫展。它们会失败，是因为它们过于专注在高层的领导力。它们会失败，是因为它们过于着迷于商业绩效，因而成为支撑惯常的经济政策的架子。它们会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利用创造力和真心关切的源泉，而那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简而言之，所需要的变革只能通过那些渴望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的人来实现，而那种生活方式是无法在工业时代的模式中找到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本书通过对西方专家的反思的总结，通过对领导者致力于自身修炼并努力看到更大的全局的强调，也许可以帮助中国读者重新认识他们自己的智慧传统。我个人的信念是，尽管中国和印度的传统知识中的大部分都已经在向现代化的疯狂冲刺的今天所丧失，但是未来将证明，这些传统知识要比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蓬勃增长的市场重要得多。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领导力传统，这种传统的意义超越所有的文化，这种传统将以消费主义和工业增长中从未有过的方式把我们存在的各个领域互相联结起来。
关于这种领导力的最著名的说法之一记载在《大学》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连同许多中国之外的人，都知道这一段。对这些来自儒家传统的话语进行深思，并把其铭刻在心，这种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迫。就我所知，没有其他的定义，能够超越它对于塑造一个再生型全球社会的领导力使命的定义：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患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在儒家的领导力传统中，修身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有领域互相联结。在这个意义上，与我们的社会和生态现实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来自于让我们变得更有人性，这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与正式职位无关。
我相信现在需要的解决方案中不仅有技术创新，还有文化创新。如果真的壮志满怀，那么前方的道路不仅要是应对危机之路，还要是奇迹之路。大多数生态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也忽略了这一点，但是在儒家大师张载（1020—1077）的名作《西铭》中却有生动的描述：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是我的父亲，地是我的母亲。我是个小小的生灵，在他们中间亲密相处。因此，充满宇宙之间的，我看做我的身体；指引宇宙运行的，我看做我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是我的同伴。）
我读到这一段时，思绪中浮现的是世界上的土著居民的智慧传统，几个世纪来他们一直在责备西方的现代文明，认为它必须回归正途，必须把我们看做是大千世界之中而非之外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原生态的传统也非常重要，但是它们不太可能敲响四处传播的警钟，因为它们已经随着工业扩张和土著居民被征服而很不幸地被边缘化了。但是，中国和印度已经在塑造21世纪，而且很可能在未来数十年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果在这么做的同时，它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智慧传统，而且将其与来自西方的智慧融合，那将会发生什么？
那将不只是“在世界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 in the world）而已，而将真正是“为世界的领导力”（leadership for the world）。
2009年4月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杨壮序：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1）
刘澜的《领导沉思录》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十位西方领导力大师通过对话形式，从不同的学科、背景、经历和视角对核心领导力概念、领导学理论和领导者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论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深刻的、多元的、丰盛的领导力精神大餐。作者在书中也对十位大师的观点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国人正确理解领导力的内涵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此书在西方金融危机持续深入、世界经济遭受到巨大损失的状况下出版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领导力在全方位的失灵，从政府监管到企业风险防范。危机同时充分暴露了人性的贪婪和制度的脆弱。《领导沉思录》的出版对反思我们个人和企业成长过程并提升自身的领导能力有着现实的、积极的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领导力的概念在国人心目中模糊不清。权力、领导、职位、提拔经常与领导力的概念混为一谈。在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对权力的敏感和追逐成为一种时尚。厚黑学成为领导学的同义词。某些企业行为全方位政治化已经成为令人十分担忧的社会疾病。面对庞大和强势的政府，某些民营企业家的战略重点和时间安排，用一个总裁形象的描述来表达，变成“从经营市场到经营市长”。在跨国公司，高层领导的工作效率被企业内部权力之争而大大削弱，争权夺利成为众多在京大型跨国公司的亚文化。
领导不等于领导力。权力更不意味着领导力。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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