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孟菲斯雇来一个有丰富出庭经验的律师，名字叫本杰明·凯斯。他们的第一招是借拖延这么多年又重新审判他未免有失公允为由要求撤消起诉。这一论据很有说服力，因而还是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作出决定才算了结此事。该院以六比三的多数投票裁定原告方可以进行起诉。
于是便起诉了。对萨姆·凯霍尔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在该州东北角的山城湖源县的一个寒冷的小法庭开庭。关于这次审判有不少东西值得一说。有一位年轻的地区检察官大卫·麦卡利斯特在法庭上表现精彩，不过他一得闲就和记者们混在一起却令人反感。他相貌英俊，口才好又富有同情心。然而事情越来越明显，这场审判另有所图。大卫·麦卡利斯特先生在政治上是有更大野心的。
陪审团中有八个白人和四个黑人。玻璃取样、引信、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及所有其他照片与展示物都得自于前面的两次审判。
此外就是杰里迈亚·道根的证词，此君穿着一件粗斜纹布衬衫登上证人席，脸上带着一副谦卑相，口气沉重地向陪审团讲述他如何与萨姆·凯霍尔坐在那儿共谋爆炸克雷默先生的办公室。萨姆目不转睛地瞪着他，注意他说的每个字，但道根却把目光避开。萨姆的律师对道根责问了半天时间，迫使他承认了与政府达成的交易。然而损失已不可挽回。
提出罗利·韦奇的问题对于为萨姆辩护并无益处，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承认萨姆确实携带炸弹去了格林维尔。萨姆将不得不承认他是同谋，而根据法律这与安放炸药者的罪名是同等的。为了向陪审团说明事情的始末萨姆就必须出面作证，而无论他还是他的辩护律师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萨姆经不起那种咄咄逼人的反复盘问，因为他会被迫不断说谎以求自圆其说。
何况，事已至此，也没人会相信突然冒出来的这段关于另外一个以前从未提及并且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暴徒的故事。萨姆知道扯上罗利·韦奇也是无济于事，所以他始终未向自己的律师透露此人的姓名。
审判结束之时，在挤满听众的法庭里，大卫·麦卡利斯特面对陪审团做了结辩。他谈到自己幼年在格林维尔有些犹太人朋友。他并不知道他们与旁人不同。他认识克雷默家族的一些人，都是工作勤奋并对这座城市知恩图报的好百姓。他也曾和黑人小孩一起玩耍，知道他们是可交的朋友。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上一所学校而自己得去上另一所。他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那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早晨，他感到大地的颤动，便朝着烟雾腾起的闹市区方向跑去。他站在警察封锁线后面等了足足三小时。他看到消防队员找到马文·克雷默时的忙乱，看到他们发现两个孩子时在碎石堆里挤作一团。当蒙着白被单的小尸体被缓缓抬到救护车上时他不禁泪流满面。
这是一场出色的表演，当大卫·麦卡利斯特结束讲话时法庭里一片静默。有几个陪审员拭着眼角。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萨姆·凯霍尔被判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企图谋杀罪。两天后，陪审团又回到法庭，宣布对他的死刑判决。
他被移送到帕契曼州立监狱，开始等待进毒气室行刑。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九日，他首次踏进死监之门。
……
四
在芝加哥，库瑞维茨与贝恩法律事务所①的将近三百名律师相安无事地一起生存于同一个屋顶下。准确地说是两百八十六名，尽管保持这个记录很难，因为任何时间都有成打的人因为数不清的原因离开，同时还有近两打腼腆的、初来乍到刚接受过就职训练的新人急不可耐地加入进来。尽管规模庞大，库贝法律事务所却比不上其他事务所的扩张速度，也未能兼并其他城市较小的事务所，而从对手那里挖客户就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芝加哥只落得个排名第三。它在六个城市设有办事处，但拍纸簿的笺头因没有伦敦的地址而使年轻的合伙律师们甚觉脸上无光。
① 以下简称库贝法律事务所。
虽然锋芒已有所收敛，库贝事务所仍以代理恶性诉讼案件著称。它下面也有些负责房地产、税务及反垄断等性质较温和的法律业务的部门，不过它的收入主要来自诉讼。每当事务所吸收新人，它找的都是那些在模拟审判和辩论中得分最高、脑瓜最灵的法学院毕业生。它要的是那些可以立刻养成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早已使之完善的那种猛烈攻击作风的男性青年（女性只作为点缀）。
还有一个虽小但挺不错的单位负责处理原告的人身伤害案件，官司打得好他们会从赔偿费中拿到百分之五十，其余留给客户。有个相当大的部门是为白领罪犯作辩护的，不过白领被合为了得到库贝事务所的支持也得有相当高的纯利收入才行。还有两个最大的部门，一个代理商业诉讼，一个代理保险赔偿。除了那些当事人是原告的工作以外——而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微不足道——事务所赚的钱是按钟点收费得来的。有关保险的业务为两百块一小时，如果情况允许还要多。刑事犯罪辩护为三百块，大银行四百块，有钱的大公司客户给那些懒散而又心不在焉的内聘律师的费用甚至是五百美元一小时。
库贝事务所靠小时赚钱如印钞票，在芝加哥建立了它的王朝。它的办公室尽管时髦但并不豪华。他们在市区第三高的大楼顶层整整占了一层。
同多数大公司一样，库贝法律事务所在有了太多的钱之后就觉得有义务建立一个小的公益部门来完成它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值得骄傲的是它有一位专司公益事务的合伙律师，加纳·古德曼。他是个古怪的社会改良家。他在六十一层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和两个秘书，此外还跟一位诉讼律师共有一个助手。事务所烫金的小册子中列了不少事实来说明事务所鼓励律师们致力于公益事业。小册子上公布着上一年度，即一九八九年，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为那些付不起钱的顾客捐献了几乎六万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这里有贫民区小孩、死刑犯、非法移民、吸毒犯，当然，事务所也深切地关心着处于困境的无家可归者。小册子上甚至登了一张照片，两个年轻的律师，脱去茄克衫，挽起袖子，松开领带，汗流浃背，眼里满是同情，他们正在一处看来像是垃圾掩埋场的地方与一群少数民族儿童一起干着低贱的零活儿。律师们在拯救社会。
亚当·霍尔从容地沿着六十一层的走廊朝古德曼的办公室走去，在他的薄薄的卷宗中就有这样一本小册子。他与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律师点头打招呼。事务所举行圣诞晚会时，门口就发放名片卡。一些合伙律师几乎互不相识。一些助手一年也可能只见一两面。他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停止了打字，似有似无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要找古德曼先生，她礼貌地向一排椅子点点头，让他坐下等。他比约会的上午十点钟提前了五分钟到达，似乎这很重要。其实这里是公益部门，不必考虑时间，不必考虑计价钟点，不必考虑业绩奖金。这里与其他部门不同，古德曼不许在他墙上挂钟。
亚当浏览着他的卷宗，看着小册子忍不住发笑。他又看了一遍自己的履历——大学就读于佩珀代因，在密执安上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编辑，以及他做的有关残酷的及非正常刑罚案例的笔记，对近来死刑案例的评论。一份很短的履历，他毕竟才只有二十六岁。他受雇于库贝事务所才满九个月。
他一边读两篇冗长的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恢复死刑的决定，一边作笔记。他看了看表，又接着读。秘书终于问他要不要咖啡，他谢绝了。
E．加纳·古德曼的办公室是个凌乱不堪的书房。它虽然宽大却很拥挤，四壁都是被书压弯的书架，布满灰尘的卷宗堆了一地，办公室中间的桌子上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成堆的文件。废弃物、垃圾，及信件等覆盖了桌子下面的地毯。如果不是紧闭着的木制百叶窗，从宽敞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密执安湖。显然古德曼先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他的窗前。
他是一位留着整齐的灰白胡须，有着满头浓密的灰发的老人。他的白衬衫浆得笔挺。一个绿色佩斯利花呢蝴蝶领结端端正正地打在颌下，这是他的标志。古德曼没站起来但用手势表达了冷冷的问候。
亚当把卷宗呈给古德曼，然后坐到房中唯一的空椅子上，紧张地等着。古德曼边看边捋着胡须，摆弄着领结。
“你为什么想做公益工作？”长时间的沉默后，古德曼喃喃地问。他没有从卷宗上抬起眼睛。隐藏在天花板内的扬声器中轻柔地飘出古典吉它乐曲。
亚当很不舒服地挪动着身子。“啊，各种原因。”
“让我来猜猜。你想为人类服务，给你的社区一些回报，或者，没准你在这个按钟点收费的黑店呆的时间太长了而觉得内疚，你想清洁你的灵魂，弄脏你的手，做些高尚的工作去帮助他人。”古德曼小而亮的蓝眼睛从他架在鼻梁上的黑框老花眼镜的上边向亚当飞快地一瞥。“说对了一条吗？”
“不太对。”
古德曼继续审视着卷宗。“你曾在埃米特·威科夫手下干过？”他正在读一封威科夫的信，他是亚当的上司。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不错的律师，我对他没有特殊的兴趣，不过他在刑法方面颇有见地，你知道。他是咱们这里处理白领犯罪业务的三个尖子之一，尽管他相当粗暴，你说呢？”
“他还行。”
“你在他手下干了多久？”
“从九个月前，我一来就在他手下。”
“所以你来了九个月了。”
“是的，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古德曼合上卷宗并盯着亚当。他慢慢地摘下眼镜然后捻着嘴里的烟斗。
“我喜欢这工作，极富挑战性。”
“当然。你为什么选中了库贝事务所？我是说，凭你的文凭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为什么来这儿？”
“我想做的是刑事诉讼，这个事务所有声望。”
“有多少家事务所邀你去工作？没什么，我只是好奇。”
“有几家。”
“都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在华盛顿特区，还有一家在丹佛。纽约的事务所我没去面谈。”
“我们付你多少钱？”
亚当又一次挪动着身体，古德曼毕竟是个合伙律师，他当然知道事务所付多少给新来的。“六万左右。你拿多少？”
这句话让老人开心，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们付我四十万美元一年让我把他们的时间捐掉，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并且去大讲所谓律师的社会责任心。四十万，你能相信吗？”
亚当曾听到过些传闻。“你不是在抱怨吧？”
“不，我是城里最走运的律师，霍尔先生。人家付我大把的钞票让我干我喜欢干的事，并且不用打卡上班，也不用担心收钱的事。这是律师的梦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仍逼着自己每星期干六十个小时。你知道，我马上就七十岁了。”
事务所中有些关于古德曼的传闻，据说他在还算年轻的时候，在各种压力下，沉溺于酒和药片，差点丢了性命。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戒酒，在此期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后来他说服其他合伙律师相信留用他是值得的。他需要的只是一间不须按常规办事的办公室。
“你在为埃米特·威科夫做哪一类的工作？”古德曼问。
“一大堆研究工作。现在他正为一批国防部的承包商辩护，这占了我大部分时间。上周我还出庭为当事人的申诉作辩护。”说这话时亚当带着明显的得意，通常新手在第一年里只有坐办公桌的份儿。
“是真正的申诉？”古德曼问，口气里多了些敬意。
“是的，先生。”
“在一间真正的法庭里？”
“是的，先生。”
“在一位真正的法官面前？”
“你说得对。”
“谁赢了？”
“法官的裁决对控方有利，但他们是险胜。我确实也让法官挺紧张。”古德曼微笑了，但转瞬即逝。他再次打开卷宗。
“威科夫附了一封推荐信力举你，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他承认才能，”亚当微笑着说。
“我想这更可能是个重要的请求，霍尔先生。你想要办哪件案子？”
亚当收起了笑容并清了清嗓子。他忽然紧张起来，决定架起二郎腿。“那是，嗯，怎么说呢，是个死刑案。”
“死刑案？”古德曼重复着。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反对死刑。”
“我们就不反对吗，霍尔先生？我写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处理过二十来件这种该死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卷入这样的事？”
“我读过你的书。我只想尽点力。”
古德曼又一次合上了卷宗，倚着桌子。两张纸滑落到地板上。“你太年轻，也太嫩了。”
“或许我会使你吃惊。”
“听着，霍尔，这可不是在救济所里开导酒鬼。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压力会极大，孩子，这可不是好玩的。”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看着古德曼，眼睛一眨也不眨。附近有个电话在响，他们都没理会。
“是个什么案子？你为库贝事务所找到了一个新客户？”古德曼问。
“凯霍尔案，”亚当艰难地说道。
古德曼摇摇头，用力地拉了拉他的领结。“萨姆·凯霍尔刚解雇了我们。第五巡回法院上星期作出裁决，他确实有权结束我们的代理。”
“我读过那个裁决意见，知道第五巡回法院说了些什么。那人需要个律师。”
“不，他不需要。在三个月内有没有律师他都得死。坦率地说，这辈子不用再跟他打交道让我松了口气。”
“他需要个律师，”亚当重复着。
“他自己代表自己，凭良心说，他还真他妈的不错。打印他自己的申诉和答辩状，自己进行研究。我听说他还在给死回牢的伙伴儿出主意，当然只限于白人了。”
“我研究过他的全部档案。”
E．加纳·古德曼慢慢转动着他的眼镜，考虑着。“那可是半吨纸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案子吸引着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我读了所有关于这个人的文字材料。刚才你曾问我为什么选择库贝事务所，怎么说呢，实情是我想承办凯霍尔的案子。我相信事务所是为了公益才受理它，对么，有八年了吧？”
“七年，可像二十年似的。与凯霍尔先生打交道并不令人愉快。”
“可以理解，是吗？我是说他几乎被单独监禁了十年。”
“别跟我讲监狱的生活，霍尔先生。你见过监狱内部是什么样吗？”
“没有。”
“我见过，我去过六个州的死囚牢。我还被萨姆·凯霍尔臭骂过，当时他被镣铐拴在椅子上。他可不是个可爱的人。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他恨所有的人。你要是碰上他他也恨你。”
“不见得吧。”
“你是个律师，霍尔先生。他恨律师比恨黑人和犹太人更甚。将近十年来他面对死亡，他自认为是律师阴谋的牺牲品。见鬼，两年来他一直试图解雇我们。这个事务所花了超过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时间就是争取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