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每日极多不过二三刻工夫，不可懒也” ； “眼界不必太高”，意谓不要出手便欲跻身于古今作者之林，捐除文学青年动辄以文学大师为自我期许的毛病。“自谦不必太甚”，意谓天下督抚都是血肉之躯，中人以上之资，稍加以学，尽可造其堂奥，毋庸自卑。这是此教程的基本纲领。取法乎上（左、李、郭），能得乎中（官文诸人），则是此教程的教学目标。“每摺看二次”，历时月馀，乃能尽快熟悉流行体裁。“然后参看古人奏稿”，则能斟酌今古，推陈出新，全面提升作文水准。这是具体教法。每日“二三刻工夫”，则是课时标准。当时军务繁忙，曾国藩还来不及给他编写教材。克复南京后，曾国荃回乡修养，曾国藩便选取汉唐以来十七篇名臣奏议，编成二卷《鸣原堂论文》，供其专门研讨。此是后话不赘。 日课规定之后，还要具体指示机宜：“弟文笔不患不详明，但患不简洁” ；“简洁”为什么比“详明”重要呢？中央固然要了解详情，但是每天看那么多本奏折，倘本本“详明”，不但有伤目力，兼且劳渎精神。政事繁剧，军情变幻，能于纷乱中出以“简洁”之笔，条分缕析，令读者甫观即得其要；较之“详明”罗列，徒使读者茫无头绪，自然要好得多。所以，中央希望看到的奏折，乃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简报，而不是细大不捐、泥沙俱下的详禀。咸丰四年春，曾国藩兵败靖港，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汇报军情，叙事“详明”，但不“简洁”，未能扼要说明事件的时间次序和因果关系，奉到朱批：“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愦耶？” ；亦是此后他极为重视“简洁”的原因之一。同样的错误，自不希望乃弟重犯一次，故于奏折写法，首标“简洁”之旨。 奏折写作，除了上述大原则，细节上的注意事项也不少。例如，克复南京，曾国荃作为当事者，理应第一时间驰奏报捷，这份奏折怎么写呢？距克复南京尚有大半年，曾国藩就为他预先设计了一个包括署名次序、行文格式的范本，曾国荃所要做的仅仅是填空而已： “金陵如果克复，当会同彭（玉麟）、杨（岳斌）三人前衔，将大略情形飞速入告。摺首云‘为官军克复金陵，谨将大概情形先行驰奏，以慰宸廑，仰祈圣鉴事’；摺末云：‘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再、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金陵如果克复，嘱臣等三人先将大概情形会奏，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其详细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等语。除将详细战状另咨楚、皖续奏外，合并声明，谨奏’；其摺愈短愈妙。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 ； 彭、杨二人是水师统帅。攻克南京，陆军功劳最大，但是水师协围水面、运送粮饷军备，功不可没，故需三人会衔。摺首、摺末云云，是公文标准字样。摺末的“再、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云云，则有如下深意：曾国荃是前敌指挥，但不是全军统帅，那么，大型战役的战状，不应由曾国荃汇报，而应由钦命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汇报，否则即是僭越。可是，战报从南京传到安庆，再传到北京，必然不如直接从南京传到北京来得迅速。捷报“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发乎非常之情，止乎非常之礼，所以曾国荃要以此解释“越级上报”的程序错误。“详细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可见领衔受此殊荣者，是官文，而不是曾国藩。官文远在湖北，虽有派兵克复九江、筹饷支持前敌之功（实际操作则当归功于胡林翼），但并未实际参与攻打南京，为什么由他领衔呢？很简单，出身论而已。官文是满人，他来领衔，较由曾国藩这个汉人领衔，更易消弭朝廷对汉臣居功握权的隐忧，更能体现满人治满的优越性。所以，曾国藩决定由官文领衔，续奏详细情形。“再”云云这段补充，以退为进，非常巧妙的平衡各方利益，为湘军系人物在将来政局中继续发生影响作了铺垫。湘军建立奇功，天下尽知，固非区区排位可以掩盖，则并不会因此减损眼前的名望和事后的封赏；谦让之际，不仅消除了中枢的戒心，还自然而然赢得了此后长期的政治信任。如果让衔是学道有得之证，那么，“其摺愈短愈妙”，则是阅历有得之言。“贼酋”是死是活，一定要有交待，死要见尸，拿获要录口供，逃走要知去向和人数。“贼赃”若多，政府会以此作为赏金，而吝于拨款；若被将士私掠私分，能否惩治追缴，需要临时判断；若为数甚寡，似乎不合常情，容易引起物议，则应列举事实加以澄清。首先入城人员，其封赏大大优于其他将士，那么，开列请奖名单，是照实汇报，还是在功劳、苦劳之间斟酌取舍？那种方案最能平衡军内各部利益？种种具体问题，决不能在仓促之间作出定论，所以，没考虑清楚就不说或少说，“其摺愈短愈妙”。 没有深刻的政治远见，没有丰富的办事经验，没有周到的人情揣摩，设计不出这份看似简单的范本。在为曾国荃度身订作的奏摺学教材《鸣原堂论文》的序言中，曾国藩说点评奏摺的用意在于“兄弟相戒以免祸”，这个实用摺稿格式无疑就是“相戒以免祸”的最佳典范，而此前曾国荃因摺稿惹“祸”，则是这个范本得以出现的现实因素。两个多月前，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称总署）咨商英国兵船助攻南京一事，曾国荃就惹了个不大不小的祸，弄得自己灰头灰脸，十分狼狈。
李泰国舰队事件
这个祸是怎么闯的呢？那就先得说说议政王奕訢办的一件尴尬事。咸丰十一年五月间，奕訢奏请购买英国军舰用于“剿贼”，奉旨俞允，令湖广、两江、两广督抚妥筹 。那时候湘军正在进攻安庆；而江、浙一片狼藉，亟需水师进驻，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但是，他所谓的“要务”，却不是说只要购买了外洋船炮，就能在军事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另外一层意思：“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对这些洋人“夸其所独有”的“奇技淫巧”，他的态度是聊备一格，作个摆设而已。日久天长，积少成多，君臣国人“见惯而不惊”，洋人也就“渐失其所恃”。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颇为后来全盘西化者诟病，曾国藩此时的态度则顽固到“用”一下也不情愿，买来看看就够了。 这种原则同意、骨子里不以为然的态度，总署诸公自然看得出来，加之湘军旋即克服安庆，军情稍缓，于是，对购买船炮之事“悉心讲求”，“迟之又久，未敢率行骤办”。直到传来太平军欲购买美国军舰的谍报，迫于军备竞争的压力，总署才重开外贸谈判，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定稿主要内容为：筹拨沪粤各地关税，作为购船款，合同签订即预付一半，交验后付清馀款。英舰驶至中国，由中国总兵官“总统”，兵弁从湖南、山东、满洲招聘，酌情聘用一些外国（不限于英国）人作为舵手、炮手。合同从同治元年正月开始生效。二年四月，自称“大清国唯一海军大臣”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抵达北京，为交接军舰作准备。由于对建设清国海军抱有过分的热情，他的最新建议已经全盘否定了原订合同除付款方式外的所有条款。他任命英国人阿思本（Sherrard Osborne）为舰队“总统”，随船带来六百多名外国官兵，清一色的海龟，根本没有放土鳖上船的意思。总署“不胜诧异”，迅即“严词驳斥”，“相持几至一月”。大清国外交部门的谈判原则历来讲究“必也正名乎”，名正则言顺、事顺，六六大顺。于是，几经“折冲”、“晓喻”，“唯一海军大臣”李泰国俯首听命，同意设立一个“汉总统”，将阿思本降格为“帮总统”，二人“均听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共赴国难，协剿金陵。原订条款与此相悖者，尽行废除。然则，一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转瞬间变成了英国带薪自愿军“抗贼援华”的军事合作。但是，从制度创新层面进行考察，我们发现，由国人出任董事长（“汉总统”），外国职业经理人出任CEO（“帮总统”），国有资产不致流失，国家主权未受侵犯，实在是外交、军事上的双赢佳例。 不过，在谈判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具体操作尚需曾氏兄弟、李鸿章诸人负责，故总署将外交通报咨发各处，妥议妥筹。曾国荃就在奉命咨商时栽了跟头。 二年五月，水师攻克九洑洲，长江肃清。鲍超随即渡江，围住南京北面。八月，陆军攻克南京东南面几处坚垒。同时，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江苏、浙江两地连连胜仗，李秀成等部俱受牵制，无力回援南京。因此，自去年五月进扎雨花台，合围还是雕剿、“呆兵”抑或“活兵”的两难局面，似乎渐至解决之时，而攻克南京也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像任何一个名心未褪的正常人一样，曾国荃不得不严肃思考独占大功的可能性，对任何外力协攻的建议，首先生发的就是抵抗心理。恰在其时，总署咨商函稿来了。 此次咨商，没有采用谕旨垂询的形式，而由总署分别发出密函。曾国藩接到密函后，迅即回复，并通知曾国荃：“西人助攻金陵、苏、常，似非总理衙门之力所能阻。余下次有信，必痛陈之。昨复一信，言李泰国七船之事，兹抄寄弟览” ；第一句话，说的是驻沪英、法军队请求协同李鸿章攻打苏州、常州乃至金陵，尚在草议，后亦未果，从略；第二、三句话，则将个人对李泰国舰队助攻南京的意见透露给曾国荃，希望他作为回复总署密函的参考。我们先看看曾国藩的回复。他先重申咸丰十一年的意见： “购买洋船之议，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摆看而已，无所用之。“不重在剿办发逆”，意思就是毋庸助攻南京，这是此信的主题。但是，这句话、这个意思，也就出现一次，其他洋洋洒洒千馀言，都在谴责李泰国背弃前言、别出心裁的毁约之举。选一段最为“警策”的看看： “购船云者，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带中国师船，则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轮船之于长龙、舢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处，譬之###高耸，众山罗列，有似儿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及至约期开行，彼则如箭如飞，千里一瞬；此则阻风阻水，寸步难移。求其拖带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听我号令、以为进止哉？寄谕所示，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不到，其势使之然也”； 蔡国祥是预先挑选接管洋船的水师将领。李泰国与总署谈判，虽设立并尊崇“汉总统”，但根据董事长只管战略不问经营的商业常规，规定“汉总统”不得登舰，“仍须另带中国师船，与轮船同泊一处”；而军舰所用兵勇“已在外国雇定，毋庸添募”，则是遵循CEO（“帮总统”）掌管人事权的国际惯例，要求总署与之“接轨”。因此，“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接下来譬喻纷陈，都是预想汉、帮二总统“同泊一处”，参差难办的尴尬情形。但是，总署诸公决非在智商、情商方面有所欠缺，预计不到这些不便之处，而是“与李泰国集议之时，必已百端辩诘，舌敝唇焦”，“彼则挟制恫喝，持之愈坚”，于是，“万不得已，隐忍而俯从其所请”。米已成炊，再想改作糍粑是不可能了，能作的也就是炒个蛋炒饭而已。曾国藩“忝为疆吏，敢不体朝廷深意，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就是炒蛋炒饭的别称；曾国藩不愧“巧妇”，一下就打了两个蛋：第一个叫“虚与委蛇”，第二个叫“疏而远之”。 “虚与委蛇”，就是在对方“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的情况下，分船同泊，“徐讲统辖之方”。“疏而远之”，则是在对方“意气凌厉”，“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的情况下，“既不与之同泊，亦不复言统辖”，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 毫无疑问，第二个蛋是恐龙蛋。周情孔思，房谋杜断，一切赞美大智慧、真聪明的语词，都可用来赞美这个绝妙构想。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么？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么？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或者将以曾国藩此番言论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视为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我要提醒读者，这一切的前提，是默许李泰国公然背叛合同初稿，而非作蛊作祟规避合同义务。列强借机启衅，固为常态，但是通过将商贸合同强行转为军事合作这种方式来启衅，是不是稍嫌曲折？人家因鸦片开战，业已表明其底线在于经济利益，船款既经认账，则实无再起波澜的必要。因此，曾国藩之所以发表此一怪诞创意，在于看透了此事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李泰国身为总税务司，在军事上过多介入，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总署倘真能据理力争，李泰国势必不能“持之愈坚”，曾国藩也毋庸出此惊人之论。而回信中无一语涉及于此，乃是真能体会总署诸公的苦衷：昏昧畏葸一至于此，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战乱以来，奕訢、文祥最远就去过天津，地方情形全通过文牍章奏了解，外国情形所知更少，所以要咨商，要交流，要探听下情，要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一流的政治智慧，实在值得再三回味。 这封信就是曾国藩“抄寄弟览”、提供给曾国荃作为回复参考的范本。可惜，曾国荃作为一介武夫，体会不到其中的深意。当然，他不至于傻到追究总署前此昏昧畏葸、“俯从其所请”的难言之隐，但是，他被名心蒙蔽，自作聪明，犯了另外一种错误。当日曾国荃回复咨商的信文，已不可考，但从廷寄及曾、李二人致函可以了解他的主要意见。 十月六日上谕摘录了曾国荃的意见：“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并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 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致函曾国荃：“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 九月八日李鸿章致函曾国荃：“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