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 第55部分

而且为求自保，黑道事业转向商场，黑道伦理被破坏后，他们再也不用伦理规范了，所以勾结官员，围标勒索，使商场伦理也跟着破坏无遗。

为顾及公平，政府自然又插手禁绝，但黑道力量不但未消灭，反而直接加入政治，黑白两道便不再分家，社会也濒临崩溃的地步，直到另一股更强的力量兴起……。

黄色的色情也一样，禁绝了以后，反走入了地下，到处流窜，成了社会的大污染。

数千年以来，这两股力量都是禁绝不了的，所以更需要审慎的管理，约束其生存范围，建立道上伦理，使新人发展空间少，自然可以限制住其成长。

日本德川幕府的创办者德川家康，在建立江户（现东京）时，便非常清楚这两股力量的“可怕”及“必要”性，分别找到道中最值得信赖的力量，协助他们发展并建立伦理，也维持住了一百多年的安定。

曹参最关心的这个问题，便是这番道理了。

萧规曹随，千古美谈

虽然在晚年，曹参和萧何处得并不好，但临终前，萧何还是认为只有曹参最适合接任相国的位置。

更有趣的是，曹参接任后，万事无所变更，完全依照萧何时代的规划。

不但如此，曹参还非常小心地慎选共同执政的官员，野心或企图心较大的绝不任用。他特别从各郡国中，选出有治理地方实际行政经验，且木讷又拙于文辞、处事待人厚重。个性稳定有耐心的官吏，将其提拔为丞相府官员，以最务实安定的手法来推动政务。

对于那些追求自我声望、急于表现以突显自己、辩才无碍、富于煽动力的官员，他则常斥责之，并冷冻起来，不给予重用。

为了降低行政效率，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以拒绝处理太多的事情。

由于吕后专政，吕氏人马加速夺权，行政和制度变更的要求很多，曹参一律不理，压积的公文件数多得惊人。

很多公卿大夫、将领们见曹参什么事都不办，便到相国府要求晋见，并且商议公事。

曹参便招待他们喝酒，让大家都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要有人想说话，曹参便以“再喝，再来干杯”阻止之。直到喝醉了，什么建议也来不及讲，便又回去了。

这样的场合，几乎也成了常事。

渐渐地，这种什么事也不办的纯喝酒，成了大家的习惯，连官吏们也学习起这种风习。因此有人密告到相国府，要求整肃这种无效率状态。

曹参便过去看看是否真有此事。到了现场，曹参不但不干涉他们，反而参与喝酒唱歌，一起同乐。

他每天花在处理相国府的公事上时间非常少，并且大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细微的小过错，曹参都帮助大家掩饰过去，因此每天几乎都没有什么事情。

刘盈当然也听到曹参荒废政事的报告。

自从“人彘”事件后，刘盈自己整天喝酒作乐，耽于女色。但政事还有工作一向认真审慎的萧何在掌舵，总算不会有什么大事。

换上曹参就不同了，他也来个万事不管，整个政务立刻陷入停顿状态。

曹参的儿子曹窋当时为中大夫。

刘盈便召见曹窋，对他埋怨道：

“你的父亲大概欺侮我年少不懂事，所以才会如此的荒唐吧！你回去对他说：‘高皇帝弃群臣而归大，当今皇上年纪尚小，您为相国，整天喝酒唱歌，无所事事，如此作为怎能成为天下臣民的领导者呢？’但不要说是我讲的，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曹窋回去后，便等待机会，将以上的意思对曹参作劝谏。

想不到曹参当场大怒，表示：

“你只要好好侍奉皇上就可以了，怎么如此多嘴？天下事岂是你这种黄口小儿能懂的！”

并当场依家法，怒责曹窋二百下，以示惩戒。

这消息自然很快传到刘盈耳中，刘盈也大怒，立刻召见曹参。

刘盈当面怒责道：

“你为何处罚曹窋呢？是我要他劝谏你的啊！”

曹参当然知道是刘盈指示，他处罚曹窋，便是作给刘盈看的。

因此曹参也立刻脱下相国冠帽，辞谢道：

“我所以什么事都不做是有原因的！”

“这又有什么道理？”

“陛下自认在圣明英武方面，比先皇如何？”

“朕哪敢和先皇帝相比！”

“那么陛下认为我和萧相国，谁较贤能？”

“老实讲，你不若萧何！”

“是啊，陛下讲得非常对，我们是都不如他们啊！如今高皇帝和萧相国为天下所定的法令已经够清楚了，陛下只要垂拱而治，我也只要谨守职位，遵守既定的法令，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立刻醒悟，便说道：

“我知道了，相国就照您的意思去做吧！”

无为而治背后的苦衷

《史记·曹相国世家》最后记载：

“曹参为汉皇朝相国，先后三年，死于任内……百姓歌颂道：‘萧何制定法律规章，统合整体行政作业，曹参接续其职务，审慎保守制度精神，毫不修改，主政务在清静无为，让百姓有一段安静日子好过。’”

司马迁本人在最后的评语内更表示：

“百姓在经历秦朝繁苛严酷的政治后，曹参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故天下俱称其美焉！”

史记的年代离当时不远，民间对萧何及曹参的称赞，以之为当代难得的贤相，应属事实。

但后代读史者不免要直瞪眼了，萧何个性保守，一切简约，无何作为，曹参更是成天喝酒，消极无为，行政效率低落，这是那门子的贤相呢？

不过，民间反应的事实又摆在眼前，这要如何解释呢？

老子《道德经》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的确是萧何规划的最好写照。刘邦的汉皇朝介于周王朝封建制度及秦皇朝的郡县制度中，严格来讲，是无前例可循的。又值秦皇朝过分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帝国贫血症，行政一片混乱，甚至濒临崩溃。萧何因此一律简化，让各地方仍有相当自主权，以应付个别情况。

萧何小心谨慎的规划，让中央和地方间取得均衡，但实际上又由于大诸侯王骨牌效应式造反，使中央不得不直接掌控各郡县。所以当年所谓的“郡国制”，其实只是配合现状需要，更改中央集权缺点，所建立的一种特别的制度。由于简约，颇适合动乱不安的时代，适应力倒算颇强。

不过这套制度实施不久，刘邦及萧何便相继去世，幸好大的异姓诸侯也皆已解决，国家还算平定。

曹参接棒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让这套制度，发挥实际效能。既然萧何已有明确规划，并皆已付之执行，曹参只需全力维持这股气势，使制度能让大家习惯化即可。

但这时候却有另一股力量急速想夺权，以扩充自己势力，国政的最高领导者吕后便是这股力量的幕后老板。

如果不把守好制度，吕后一党必极力破坏之。曹参对此知之甚详。因此，他一律禁绝任何改变，一切依萧何规划，以确保汉皇朝制度不被吕氏一党所破坏。

曹参暗示刘盈的也在于此。

如果随便依需要而变更萧何的法制，以吕后为主的吕氏一党便有更多的借口更改法律。大家都不动，吕后也动不得，尚不稳定的汉皇朝新政权，才比较能够保持住。担任齐国实相期间的执政经验，使大老粗的曹参，养成极高洞察世事的智慧。他执政三年内，以“喝酒”阻止了吕氏一党的夺权阴谋，在表面和平、内部波涛汹涌的时代，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掌舵者。

忍辱为国，安抚匈奴

刘敬的和亲政策，只是暂时安抚住匈奴。

刘邦、萧何去世后，虽总算维持住安定，但汉皇朝的国力，却陷入了停滞状态。

此时，冒顿的态度转为顽强，居然写了一封国书给刚刚寡居不久的吕后道：

“我这个孤独寂寞的君王，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曾数度到边境去，颇思能到中国一游。陛下（指吕后）也刚寡居，想必正孤弱寂寞，心清也必快乐不起来，愿以我所有的，换取您所没有的（意谓和吕后交往）。”

国书中出现如此词句，对吕后而言算是相当轻挑的侮辱了。

和吕后较亲密的樊哙也大发脾气，立刻表示愿亲率十万兵马，攻击匈奴。

中郎将季布却大声疾呼：

“樊哙出此狂言，该斩。先前匈奴国困高皇帝于平城，汉兵有三十二万之众，樊哙当时也是军团将领之一，都无力解围。”

“当前我军创伤都尚未平抚，受伤的人也都尚未痊愈，樊哙却想以十万军讨平匈奴，此不实的狂言，将造成天下大乱啊！况且夷狄之人，本来便有如禽兽，他们的善言不足为喜，恶言也不值得生气啊！”

樊哙也知道自己毫无把握，便不再反驳。

众大臣和诸将领都深知目前绝非用兵之际，更纷纷提出劝谏。

吕后自己也很清楚，汉皇朝根本无力开战，只得忍辱负重，由大谒者张释代为回信，以颇谦逊的语气表示自己年岁已大，一切以国事为重，不会在乎孤独寂寞的，并以车二乘、马二驷答谢冒顿慰问的好意。

冒顿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派使节来道歉说：

“我不懂得中国文明国家的礼仪，有所冒犯，幸得陛下原谅，才能不发生冲突啊！”

也献马表示歉意，双方和亲政策得以获得贯彻，边疆也保持住了一时的和平。

惠帝五年八月，曹参病逝。

这三年的危险期，总算在曹参无为地掌舵中，平安度过。汉皇朝的运作已趋向安定，短期内吕氏一党也由于一切平静，无所作为。

吕后便依刘邦早年遗言，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出任军事最高长官的大尉。

惠帝六年，留侯张良和樊哙先后去世。

对吕后具有约制性的元老功臣一一去世，稳定的制度也开始松动，变动时代即将到来。

隔年，成天耽于酒色的荒诞生活、用自己慢性自杀来报复吕后残忍的惠帝刘盈，终因健康急速恶化，以二十一岁的英年去世。

刘盈曾立张敖的女儿为皇后，此女虽是张敖之女，但非鲁元公主所生，不过仍算刘盈的甥女。日后作此乱伦之婚事，心中所想为何，无人得知。

不过张皇后年纪太轻，无所出。

刘邦的嫡传血亲体系到此断线。吕氏一党的夺权，此时获得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63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急以德。国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给之，故终无难矣。”

体道的圣人，一切顺其自然，是以事事无为，更不制造事端，也不会有自己的意见，是以无不、无事、无味。

以小观大，以少见多，所以一切无所事，虽有仇怨也以德报之。

解决困难的事，要从最简单的着手，做大事，也要由细微的地方开始。

所以真正体道的圣人，不自以为了不起，谦虚容人，故反而能成大事。

审慎小心，不轻易承诺，故能坚守住其诚信。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经常会陷入失败，遭遇因难。像圣人这样把任何事都当作困难事，小心地去进行，反而不会发生真正的困难。

刘邦去世的这段期间，可以说是汉皇朝生死存亡的重大关键。

强大的异姓诸侯骨牌式的叛乱才刚刚敉平，重要的将领皆拥兵在外，继任的刘盈只有16岁，根本不可能发挥强势领导。

吕后则野心勃勃，她对功臣将领极端不信任，甚至嫉恨非己身所出的刘氏诸王，因此她宁可相信自己的亲人——吕氏一党。她希望由吕氏一党来掌大权，为此她甚至不惜准备出兵诛灭军团将领。

幸赖审食其、郦商、陈平、樊哙等劝阻和协调，才没有让功臣派和太后派进行火并。

但真正使一切灾难没有发生的，最主要仍在萧何审慎的掌握。

汉皇朝是个空前的大皇朝，版图甚至大于周王朝和秦皇朝。萧何的确真正懂得治大在于无为，他不卷入任何派别，也不在意这些派别，对明争暗斗视若无睹，完全信任大家的善意，不怀疑、不急躁，反而让所有事情自然顺利地解决了。

曹参的无为更为彻底，由于惠帝不务政事，吕后取得完全的主导权，功臣派已陷入不利情境。尤其曹参主政时代，刘氏政权的危机更形恶化，惟一的希望是刘盈赶快长大，赶快振作起来。

表面平静，内部却波涛汹涌，萧何所规划的一切制度犹未稳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尚未确立，这的确是吕氏一党最容易夺权的时刻。

危机中最难得的便是稳定，即所谓不动如山的气势。在齐国深得盖公教诲的曹参，在这方面的确有了不起的功力。因此他不仅是清静无为，还刻意让别人也不得有为，这便是曹参天天喝酒吟歌、不务正事的主要原因了。

最大的事情，是由最小的地方着手，最难的事也往往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谁能料到曹参便是用整天饮酒，天天醉酒，完全什么都不做，帮助刘氏政权度过了最危险的一段时刻。

虽然也有人让为曹参老了，头脑不清楚，才会有如此荒诞的行为，但他和刘盈对话的那一段，却充分显示他过人的智慧，也使萧规曹随成为千古政事的第一美谈。

刘邦大传……第二章　吕后专政

第二章　吕后专政

正式称制以后，吕太后认为吕氏一党已取得绝对优势，便欲晋封诸吕氏为王，以确定刘氏、吕氏共享政权的情势。

欲求安全，先让吕后安心

刘盈去世时，吕太后虽依礼制表示痛哭，但却显得心不在焉，掉不出眼泪来。

张良的幼子张辟强，为侍中，年15岁，却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他立刻告诉右丞相王陵。

王陵既非诸侯，也非刘邦的班底。在汉王朝初期的功臣中，他算是比较独立的。

不过王陵曾由项羽手中救出刘邦一家人，包括太公和吕后，所以深得刘邦和吕后的尊重。

王陵个性耿直，讲义气，话又多，谁也不怕得罪，是朝廷中有名的血性汉子。因此，刘邦遗言在曹参之后，由王陵接任丞相之位。

由于王陵处理政事可能较无经验，而且应变智慧较差，刘邦乃嘱咐由善于智谋的陈平协助之。曹参去世后，刘盈便以王陵为职位较高的右丞相，而以陈平为左丞相。

张辟强对王陵表示：

“太后独有孝惠皇帝（刘盈谥号）这位独生子，如今崩逝，虽哭之却没有悲意，君相知道为什么吗？”

王陵坦白表示不知道。

张辟强道：

“先帝没有年纪够大的儿子，因此太后担心继承人合法性不足，会遭到大臣们的刁难，心中不安，没有时间沉浸于丧子的哀痛中，这可能会危及您等大臣和国家安全的。君相不如主动讨好她，请拜封吕台、吕产、吕禄等为将，负责禁卫军团的南北军，让吕氏一党能入宫用事，如此吕太后才能心安，君相等也才能免于祸害。”

王陵觉得有道理，立刻和陈平等商量，陈平和太尉周勃也都表同意。王陵便立刻依张辟强计划，呈请吕太后重用吕氏一党。

如此果然解决了太后心中的忧虑，太后也才为地为孝惠帝哀悼而痛哭了。

惠帝生前，吕太后便令张皇后取他人之子让养之，并杀害其母亲，以此子为太子。

惠帝崩逝后，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少帝，由于年纪尚小，由吕太后临朝称制。

反对吕氏封王，王陵罢职

正式称制以后，吕太后让为吕氏一党已取得绝对优势，便欲晋封诸吕氏为王，以确定刘氏、吕氏共享政权的情势。

她将这个意见，询问右丞相王陵时，却碰了一个硬钉子。

王陵非常不赞成地表示：

“高皇帝在世时，曾刑白马和诸大臣、将领盟誓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