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卫军团首先以突击方式，收缴了蒙恬的军权，又假传始皇命令，将北方军指挥权交付本土派军团领袖王离，再行逮捕蒙恬及扶苏，并出示伪造敕令及始皇佩剑，赐死扶苏和蒙恬。
始皇父子不和虽是公开的秘密，但刚愎暴躁的始皇从未有残害大臣的记录，更何况是自己的亲生子。始皇健康不佳，也早有传闻，然而在东巡途中，无任何事前迹象，便突然赐死长子和北征军统帅，岂不令人起疑？因此依常理判断，扶苏和蒙恬怎会只为一把佩剑及一张未经证实的君令便急于寻死？
策划此阴谋的李斯想必早顾及此，所以与其说是派使者去赐死扶苏，不如视为外籍政团派利用禁卫军，对北征军团作了一次策划周密的不流血突击战。北方军团虽号称30万众，但他们必须防卫数千里之边疆，势必分守各地要塞，留守大本营的军力其实不多。李斯派遣的禁卫军团同属友军，事前也没有任何不利风声，蒙恬自然不会预作防备，因此禁卫军很快便控制住大本营的军队，蒙恬即使想作反抗，也无能为力了。
虽然蒙恬极力反对扶苏自杀，主张应要求晋见始皇，但扶苏认为大势已去，苟延生命反而自取其辱，何况有始皇佩剑为证，遂自杀。蒙恬仍坚持亲见始皇，使者唯恐逼得太急，造成北征军团不满而生变，只好将蒙恬暂时监禁于阳周的军事监狱中，并依皇令解除蒙氏一族的所有军权。蒙恬自然是永远也见不得始皇，日后即在胡亥令下，吞药自杀于狱中。
蒙恬的先祖是齐国人，祖父蒙骛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求发展，由于秦王室先祖亦起自齐地，因而对他特别有亲切感，加上蒙骛颇富军事才能，在征韩、伐赵、攻魏战争中居功甚高，曾官至上卿。蒙骛子蒙武，曾参与王翦伐楚的征战，当时击杀楚军统帅项燕的便是蒙武的军队，使蒙氏在秦国军团中声望大幅提升，到蒙恬时已统领秦帝国最大的北征军团，并负责指挥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
蒙恬文武双全，曾著有狱典文学，因此深得始皇重用。但蒙恬虽统大军，却非本土派的军事领袖，李斯便是利用这种矛盾，首先将北征军指挥权交给真正本土派的王离，使本土派军事将领在沙丘事件中保持中立。至于扶苏自杀，自有始皇亲笔指令，也与他们无关。沙丘事件起始，李斯原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但他充分利用掌权的方便，配合赵高及胡亥的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败强大的政敌扶苏和蒙恬。
赵高擅权，动摇大秦帝国最后根基
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时，虽已21岁，但他到底是始皇幼子，虽有伪造之指令，也无法取得其他公子之心服口服。何况扶苏的死因可疑，而且本土派重臣根本不满李斯及赵高集团，使原本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秦帝国，更因而处于政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
胡亥原本无心政治，更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如果不是赵高半强迫的威胁利诱，他必也无心于夺权。因此即位后，他便派赵高为郎中令，把一切政事均委托给赵高，甚至连宰相李斯都很少接见。
赵高虽然聪明干练，但长期居于内宫为宦官，对外面的情势了解太少，对秦帝国的内忧外患，除了在处理始皇之公文时略有所知外，也很难真正掌握。因此他关心的不是解决国家的各种危机，而是如何与众公子和重臣们夺权，如何拥有像他最熟悉的秦始皇般的权势和威风。
因此，在二世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赵高便主张举办如始皇般的天下巡幸活动，规模几乎和始皇最后一次巡幸一样庞大，同时也举办各种刻石及歌功颂德的祭典。但由于胡亥即位不久，内部便因争权的暗流太多而呈现皇权不稳现象，也频频动用大军及国库费用在扩建宫殿和埋葬始皇的骊山陵工程上，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很惊人。
宰相李斯大为担忧，乃联名右相冯去疾上书，劝导胡亥努力稳定内部，以集结国家力量。
但胡亥以为李斯故意批评他，便和赵高为谋道：
“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也深为大臣之不服而苦恼，因此建议胡亥以强硬态度对付不服的大臣，以建立皇帝威权。
“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
赵高并主张摒弃目前的当权阶层，大量起用新人，以巩固新的权力体系。
“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统一政策的推行已经困难重重，赵高的夺权策略，又把始皇和李斯辛苦建立的官僚系统完全摧毁，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他接着“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连近侍的小孩都不放过，六公子戮死于杜，并逼使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自杀；所有秦皇室宗族及本土派军团领袖大为恐慌，纷纷逃离咸阳。不少军团因而解散，相关部属士兵因领导者涉嫌叛乱，全部连坐为罪犯，并被派往骊山陵做苦工。商鞅变法以来努力建立的国有化武装部队，也在这次夺权行动中完全崩溃，据说被流放到骊山陵的便有70余万人。
赵高认为夺权行动已成功，为节省公帑，乃大幅度缩减秦始皇的禁卫军团，其主要工作只成了陪伴胡亥和赵高，令教射狗马禽射之游戏而已，战斗意志和士气均大为消沉。其他的部队除防守各地方安全者外，全部调为监督全国各地驰道、宫殿工程，以及运送粮食的后勤部队。至此，维系摇摇欲坠秦帝国的最后栋梁——官僚体系和武装部队也完全解体。
渔阳战鼓，各地方动乱又起
二世皇帝元年7月，终于发生了渔阳县守备队长陈胜和吴广在楚地所发动的军事叛变。
陈胜及吴广均为颖川郡（今河南省）人，陈胜企图心强，并颇富胆识及组织力，只是身处乱世，家道贫穷，以致难以为生，年轻时有一度还沦落到为他人雇作临时的耕种工人。
据说有一天，陈胜心血来潮，在田埂上发呆甚久，慨然对周围的雇工同伴表示：
“他日如果能得志，切勿相忘。”
旁边的雇工不禁取笑道：
“我们这种替人打工的，吃饭都有问题，哪还敢奢想富贵呢？”
陈胜却摇头表示：
“哼！像燕雀这种小鸟，哪里能体会鸿鹄飞翔万里的雄心壮志呢？”
不久，陈胜找到了从军的机会，当时局势已不稳定，或许军中较有发展机会。可是二世执政以来，军队大多配属去作监督流放罪犯的工作，陈胜也被编入这样的戍卫小组。由于陈胜组织力强，工作分派敏捷有序，成效颇佳，很快被提拔为守备部队的小队长。
这段期间，他结识一位非常重要的伙伴，即同为颖川郡人的吴广。吴广为人豪爽，善待部属，在部队中声望颇高，陈胜极欣赏吴广的个性，吴广也很钦佩陈胜的能力，两人乃结为莫逆之交。
这次他们同时奉命押解一群工役，将粮食送到安徽蕲县附近的工地。但当他们到达江苏大泽乡时，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全为洪水淹没，车人皆动弹不得，被困住了好几天。如果他们无法依限期到达目的地，以秦国刑法可能被判处死刑。
陈胜眼看已不可能如期赶到，便和吴广密谋商量：
“去也是死，逃亡也是死，与其等死，不如揭竿而起，干个痛快吧！”
两人虽决定就地起义，问题是该如何说服跟随着的这批兵士和罪犯呢？
陈胜向吴广表示：
“天下由于秦王朝的苛政已受了不少苦楚，我听说二世皇帝原为始皇幼子，根本不应当上皇帝，应当继承的人是长公子扶苏。扶苏由于进谏，和始皇意见不和，被派到边疆为监军。据传扶苏本无罪，是二世为了夺权阴谋杀害他的，很多百姓都风闻扶苏贤明，希望由他继大统，但民间也有很多传说他并没有死，潜藏起来等待机会而已。另外，楚将项燕曾数败秦军，十分爱护部属，因此军团溃败后楚人都怜惜之，也有人认为他没有死，而且转入地下活动，随时准备抗秦。如果我们假借他们的名分起义，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
吴广同意陈胜的看法，但他们只是小队长，还有一个总领队的秦国官吏在，如果杀害他，由陈胜来领导，又如何让部属和流犯能相信他们呢？
吴广建议先在鱼腹中塞入用丹书帛写的“陈胜王”三个字，再教士卒们去买鱼烹食。果然在剥开鱼腹时发现此丹书帛，士卒们都以为是天意，私下传开，认为陈胜一定是不平凡的人物。
吴广又派人晚上跑到土地公庙，藏在草丛中，看到有人来便假装狐狸的叫声，并喊道：“大楚兴，陈胜王。”士卒皆感惊讶，对陈胜不得不另眼看待。
但这时候的陈胜反而假装一无所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让人更觉得有神秘感。
在台面上演出的大多是吴广，建立士卒对陈胜的信心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除掉总领队的秦国将尉了。
吴广故意用酒灌醉将尉，并在他面前挑衅，表示将带部属逃亡，还故意口出恶言侮辱。将尉一气之下，在众人面前表示要鞭打吴广；吴广反夺其鞭，将尉拔剑而起，吴广夺其剑，并当场刺杀之。将尉的两位助手大惊，欲逮捕吴广，陈胜随即奋起，格杀了两位助手。
由于一切都在大庭广众前发生，看不出有何阴谋，加上吴广人缘好，大家都同情他，因此都以为这是将尉不对所造成的临时性悲剧。
揭竿起义，天下风起云涌
大祸既已酿成，陈胜当众宣布：
“诸位，我们因为碰到大雨，已不能如期赶到工地，依秦法将被斩杀。即使不被斩杀，据说做苦工而死者，十有六七，如今又发生这件意外惨剧，看情形必连坐而非死不可。白白赔上一命，实在不值得，壮士不死则已，要死也要轰轰烈烈的，王侯将相本无种，大家跟着我起义举大事如何！？”
吴广早在部属中安排几位自己人，立刻大声附和，由于刚刚才发生命案，群众情绪激奋，也因而跟着起哄，集体叛变之协议很快便达成了。
这时，陈胜才提出他已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不久，便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自立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俨然已恢复统一前的情势。其中影响日后局势最大的，是在沛县起义的刘邦集团，以及在会稽郡起义的楚国贵族后代——项梁和项羽集团。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这些叛乱中，声势最大的便是楚地。楚国原属分权国家，各地的武装力量相当独立，因此当年项燕的联合部队被王翦击溃时，靠近东方江南地区的楚国部落几乎仍完全保持住他们的兵力，只是那时候的秦军实在太强了，使楚国各部落不敢随便反抗。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楚国东方一直便是最不稳定的地区，甚至在秦皇室最强大的时候，该地区的民间已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表示即使剩下最后东方的三族部落，最能够攻灭秦国的仍然是楚国。
陈胜便是利用这种气氛起义的，他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占了大泽乡，再攻蕲县，继而北上攻略陈城。这时候已汇聚有兵车六百乘，千余骑兵及步卒数万人，声势浩大。陈城的父老向陈胜建议道：
“将军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最好是能有一个积极政治目标。我们既在楚地起义，何不以恢复楚国社稷为号召，并且立为王。”
陈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以自己不是楚人，不宜直接称为楚王，乃号作张楚王，意即欲张大楚国也。
但陈胜集团和楚国关系不深，很难得到各地楚部落之支持。因此便将大军向北移动并进入齐地（今山东省），并杀害了不少地区郡丞，统合了齐地的各组叛军和粮草后，便打算西向攻击咸阳。
当陈胜将力量往北移动时，楚国有两股力量，在短短期间内便也颇具实力了。
一股比陈胜更具破坏力及威胁性的力量，是有位自称为楚国东方部落领袖，也是当年楚国联合部队总司令项燕的儿子——名字叫作项梁的人。他带着他的侄儿项羽，起兵于江苏的吴郡，并且击杀了会稽太守，楚地东方一带的部落领袖几乎全部响应，声势之大为全国之冠。
另一股力量虽不甚起眼，但日后却是深具影响力的，那便是在江苏沛县举兵的泗水亭长刘邦。刘邦原本是沛县负责募集骊山陵劳工的管理员，但在押解劳工赴骊山途中，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刘邦干脆全员解散，并领导数十名亲信亡命于江泽中。陈胜起义不久，刘邦便在友人萧何、曹参等协助下，占领沛县为根据地，正式加入叛军行列。
一年不到，整个中国又恢复秦始皇统一前的局面了。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统理愈庞大、愈复杂的国家，更需要顺乎自然，不可有太多的企图心及表现欲，否则会不自然，不自然便会造成不可知的祸害。天地是最庞大而复杂的，但一切能顺其自然运行，是以能长久而不变，若加以人为干涉，便很可能会发生天灭地变了。
当年诸葛亮便以“为政清淡，不扰民”称赞蒋琬，并选之为继承人，以统理危机四伏的蜀汉政局。
天地生长万物，便是为生长而生长，没有自己的意见，更没有任何企图心，对生活在天地间的万物，无偏心，无爱恶。大自然奉养万物，也是纯服务性的，不求任何补偿。
圣人能领悟大自然中的“道”，所以处处谦虚而退让，不求表现，反而容易得到众人的爱戴，是以后其身者，反而容易身先。处处求表现、显功劳的，即使确实有其功，也会使人反感。
《易经·损卦》，爻辞良上兑下，意即碰到危机时，更不宜计较利益得失，若能舍己而为人，反而才是领导者的风范，能得到别人的拥护及支持，也因而身受其益。是以不自私的，反而更能成全自己的“私利”。
一个手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一个作用，都会产生反作用，表现得愈积极的，反对的力量必也愈大。
法家的理论虽衍生于道家，但运用不当时，也常会因而破坏了自然的原理原则。商鞅早年的成功，便带给了自己杀身之祸，不过秦国却因他的牺牲而得利。
李斯虽精通法术，却疏忽了“法之术”的根源在“道之理”，一味积极扩充，没有作自然的调适，更容易使自已陷入危机中。
焚书、坑儒的极端行为，便是对自己丧失信心，急于掌握、急于压服对方所造成的灭难。
赵高、李斯、胡亥三人的夺权，虽然成功地击杀了己方最大的政敌，但这种不自然的成功，也是接下来一连串灾难的开端。
每个人的最大敌人便是自已，克服自己来顺应情势，绝对比坚持自己意见去改变局势要容易成功些。行销学中的顾客导向，不正也在提醒经营者，不要急着表现自己的意见，而应该努力去揣摩消费者的意见。
《行销大战》一书作者赖兹也表示：业界的领导品牌，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者，而是自已，不断克服自己弱点的厂商，才能够成为永远的赢家。竞争导向中的了解对手，主要目的不在于处心积虑击败敌人，而在于由敌人的长短处中，反映出自己的长短处，用以找出自己的困难点和机会点。
这也便是老子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的道理了。
刘邦大传……篇后·实用观点 成功为失败之母
篇后·实用观点 成功为失败之母
失败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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