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座谈会和大会上，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已对服用兴奋剂宣战，而那些独立于国际奥委会的职业体育联合会却显得漠不关心？谁又能突发奇想去控制那些艺术家、文人、企业家、政客或者卡车司机不服用兴奋剂呢？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有一些违反医学道德的药品帮助某些人完成卓越的业绩、获得显赫的名声呢？尽人皆知，服用这种或那种药物就会提高他的竞技水平。在某些人类活动中，服用兴奋剂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一如既往赞赏优异成绩，却不管他是用何种代价取得的！我们怎么才能使体育摆脱这样的舆论潮流呢？奥林匹克的理想建立在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人文主义理念的基础之上，他是一位以人为本的教育家。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及其生存环境应该成为所有忠于奥林匹克理想的领导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我们不仅要宣扬反兴奋剂斗争，而且还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迎接新的挑战：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和1968年墨西哥第19届奥运会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为第一个宣告进行反兴奋剂斗争的组织。不幸的是，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必须承认：尽管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各国国家奥委会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服用兴奋剂的现象仍未得以根治。面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兴奋剂这一毒瘤给运动员及广大青年的健康和幸福造成的危害，国际奥委会决定1999年年初在洛桑召开第一届体育界反兴奋剂的世界大会。
大会的与会者就四个主要问题分别在四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主持下进行分组讨论。这四个主题是：对运动员的保护（由阿尼塔·德弗兰茨主持）、司法及政治层面（由凯巴·姆巴依主持）、道德和预防教育（由保尔·施米特主持）和财政层面（由里查德·庞德主持）。
考虑到结论的重要性，在此我想谈及小组报告的主要内容。他们把服用兴奋剂定义为“使用能够提高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却又危害其身体健康的物质或措施的一种人为行为”。
显而易见，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违背体育道德、医学道德，有悖于公平竞争的精神，并且与尊重运动员身体健康、构成奥林匹克运动基石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也践踏了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各国国家奥委会所颁布的竞技体育的法规。禁止推荐、建议、准许、容忍使用在服用兴奋剂定义中所提及的任一相关药物或措施的行为，禁止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和从事违禁药物的贩卖活动。
服用兴奋剂已成为社会问题。为此，各国政府应开展预防教育运动，首先承担起宣传教育的职责，来维护公民健康，保护青年们过上舒适的生活。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UNDC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连同各洲、各地区间的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在它们各自领域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体育领导者必须捍卫道德准则，必须保证奥林匹克运动及其运动员不受到违反上述准则的侵害。奥林匹克运动的医学准则适用于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指导员以及那些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直接或授权组织的体育比赛中服务于运动员的医疗护理人员。奥林匹克誓言也将适用于教练员和体育官员，并将增加遵守体育道德与公平竞争原则的内容。不言而喻，所有已注册的、准备或已参加体育比赛的人员都必须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医学准则。
1999年2月4、5日在洛桑举行的大会中，一致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创建世界反兴奋剂机（英文缩写WADA，法文缩写AMA）。该机构独立于任一组织，于1999年9月成立，并且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正式开展工作，它的宗旨是强化《奥林匹克宪章》中构成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基石的道德准则。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开展的计划中，加强了比赛之外的检查力度，增强了调查时的协调性，推行预防、教育的举措，并且对检验及材料的标准和科技程序进行了统一协调。奥林匹克运动承诺投资2500万美元作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经费，其余的由各国政府负担。蒙特利尔在击败洛桑、维也纳、波恩和斯德哥尔摩之后，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一独立组织的永久办公地。我个人认为，反兴奋剂机构办公地本应设在洛桑，因为国际奥委会以及12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均选址在这个城市。时间似乎验证了我的观点，必须在这个瑞士城市里开设办事处。人们更多地遵循地域因素，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国家为夏季奥运会提供了超过50％的运动员，为冬季奥运会提供了80％的运动员。有一个疑团笼罩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各国政府的态度。直至1999年他们才意识到服用兴奋剂问题的严重性。处理服用违禁物质或采用违禁措施这类事件时，最轻的制裁是取消运动员在两年时间里参加所有比赛的资格，某些情况下禁赛期可缩短。必须统一和完善兴奋剂检验过程中的取样及化验方法，做到让运动员放心，药检过程中实行公平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奥委会必须为因服用兴奋剂事件受到制裁的运动员拟订治疗及康复的计划。即便为了在众多强手中技压群雄，运动员也不应去冒有损身体健康的危险。各国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对从事非治疗目的的违禁药物的贩卖者予以刑事处罚，保障对此类非体育性质的犯规行为进行的调查、追究直至判罚。
各国政府应和奥林匹克运动紧密合作，在联合国系统及各政府间、大陆间组织的框架内，就兴奋剂问题承担起协调本国法律与相关国际法的职责。我坚持认为，政府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现今与我们的期望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各国的立法迥然不同。我们必须协调好在进行反兴奋剂斗争中所依托的全部法规。一份违禁药物的清单不应因国家而异（有时，就是在同一个国家还存在因地区而异的现象）。此外，必须协调好判罚尺度，不能因为国家不同，判罚的尺度就不一样。
反兴奋剂斗争是漫长的、艰难的、复杂的，其结果不仅取决于处理违规事件时所采取的处罚措施，还取决于在不同层次上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将告之运动员、告之民众，服用兴奋剂是一个可恨的陷阱，它严重危害运动员的健康。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没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存在（该组织在我提议下成立，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创举），如果没有我们给予该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将意味着一切都不存在。
种族隔离的结束
最近几十年里，奥林匹克运动度过的那些最艰难岁月中，有一段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即是1976年的蒙特利尔，那届奥运会见证了22个非洲国家宣布拒绝参加奥运的抵制活动。为纪念因奥林匹克而联结在一起的五大洲，我们的旗帜上设计了五个交织在一起的环，但那时它们却减少成了四个，因为那个代表伟大非洲的黑色的环不参加奥运了。那是表示对当今社会中一种恶习的唾弃，是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抗议。蒙特利尔的抵制行动是荒谬的，没有正当的理由。原因是新西兰同意与南非进行一场橄榄球比赛。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橄榄球并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橄榄球协会也未被国际奥委会承认。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次抵制运动是可以避免的。非洲集团的领导人是奥德里亚和冈加，他们分别是当时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的主席和秘书长。这两位领导人坚持要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勋爵对话，但在他们中间被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个高级官员阻碍了这次会面。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次会面得以进行的话，那场令人痛苦的抵制肯定能够避免。在没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之前，我就知道我也会遇到这个未了结的案子：种族隔离问题立即就会摆到我的桌面上来，而且，随之而来的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必须重新考虑奥林匹克运动应对的立场。十年前，1970年在开罗19个非洲奥委会正式要求并最终使带有种族主义态度的南非被驱逐出国际奥委会。因为南非拒绝所有黑皮肤的成员加入他们的体育组织。从那时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及除奥林匹克世界之外的体育组织提出要求，希望国际奥委会重新接纳南非。不应该忘记南非人对体育运动是何等重视，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信仰，因此重新接纳南非也是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路线的。
毋庸置疑的是，我的立场一向是明确的。虽然这是一个棘手而复杂的问题，可我从来就没有放弃坚持自己的个人观点，也就是我一再重申国际奥委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人道主义立场，这样也就维护了我们组织的团结。最终，我们的立场获胜了。如今，种族隔离不过是一场被人类遗忘的噩梦罢了。
《奥林匹克宪章》的第55条对这个问题阐明了奥林匹克运动原则立场：“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基本自由，不论是什么种族……”显而易见，一个拥有政权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就对他们实行剥削、排斥甚至监禁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被奥林匹克大家庭所接纳的。奥林匹克运动必须遵循的《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了权利和义务。当我们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宣誓时，我们所有人都许诺要尊重及遵守《奥林匹克宪章》。
南非问题一度是个热点。在由我主持的1981年的巴登巴登大会上，国际奥委会南非代表、九十多岁的雷金纳德·霍内在发言时，请求国际奥委会立即向南非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他保证说在那里的体育界种族隔离早已不存在。我完全知道那不是真的。但考虑到他的请求，国际奥委会肯尼亚委员亚历山大坚持认为我应该派团去。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人在给我设陷阱。所以我立即表态，将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派遣代表团。事实是，在每届奥运会之前，总会发生一些事件激怒并煽动一些非洲国家，从而使抵制的风潮再度兴起。
国际奥委会一直对南非的国内政策保持关注，为了了解他们是否真的在抛弃种族隔离制度上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改变，或者我们是否发现到一些微小但积极的变化……我处在一种很敏感的境地中，因为在这领域里我有可能犯下的任何一个错误，都会波及奥林匹克运动的稳定。显然种族隔离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我很清醒地知道，受到影响的却是非洲大陆的一个人种的全体。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国际奥委会想干涉这事，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不能这么做，我们只能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以恰当的形式帮助他们。总之，种族隔离的最终解决办法还得靠非洲人自己。这也是我的态度与立场，有人称之为“萨马兰奇主义”，它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令我感到厌烦的是，一到奥运会快举行的时候，必然就会出现使奥运会陷入危险的问题，非洲国家就会发出抵制的威胁，因此，我竭尽所能彻底摘除种族隔离这个毒瘤。1988年的6月21日，针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问题”，我们在瑞士洛桑举行了一个小型峰会。可以说那是我们第一个历史性的重要阶段。为了讨论我们日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会议邀请所有非洲体育组织（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以及各协会的代表等）以及国际体联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上，我再次请求他们，同意国际奥委会一贯坚持的立场。不论非洲体育界领导还是国际体联的领导都给予我完全支持。为了保障所有非洲运动员都能够参加汉城奥运会，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
我记得，那位杰出的法学家——来自塞内加尔的法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我尊敬的朋友凯巴·姆巴依把这次峰会重新命名为“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的洛桑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不仅重申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制定了一条工作路线。国际奥委会的一个新委员会诞生了，它就是“种族隔离与奥林匹克主义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斗争，密切关注南非事态的进展。委员会由凯巴·姆巴依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马克·霍德勒（瑞士）、K。高斯珀（澳大利亚）、何振梁（中国）、K。阿德富佩（尼日利亚）、克劳德·冈加（刚果）、伊万·斯拉夫科夫（保加利亚）、K。基达内（埃塞俄比亚）、拉米内·巴（塞内加尔）以及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弗·卡拉德（瑞士）。在此之后，又增加了P。内比奥里（意大利）、穆·拉法维（阿尔及利亚）、巴斯克斯·拉涅亚（墨西哥）、美国大使安德鲁·扬格以及M。伦凯（波兰）。两个重大事件为反对种族隔离最终完全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一方面，历史性的领导人、真正的民族英雄曼德拉的释放；另一方面，1990年2月2日德克莱克总统表示支持建立多种族民主政权，并愿意同非洲领导人对话。同年2月19日在科威特举行的会议上，一系列商讨之后，委员会向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与南非体育领导人对话，商讨南非形势。南非重新被奥林匹克大家庭接受的进程开始启动。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上述建议，派遣一个调查团去调查核实真实情况的可靠性，我们称为“凯巴·姆巴依调查团”，因为凯巴·姆巴依法官为团长。成员包括K·高斯珀（澳大利亚）、K·阿德富佩（尼日利亚）、克劳德·冈加（刚果）、弗·卡拉德（国际奥委会总干事）以及E·摩西（美国）。陪伴他们同行的有拉米内·巴（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秘书长）和K·基达内（埃塞俄比亚）。调查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到那个国家。我授权凯巴·姆巴依代表我全权处理在那里遇到的一切事情。在日内瓦飞机场，我对我那位忠实的朋友说：“你们不必请示国际奥委会，你们有权做出任何决定，你们的决定都将被我及国际奥委会批准。”我表达了对调查组的完全信任（大多数成员是黑人），以便谈判时他们可以相机行事让对方感到意外的惊喜。我认为姆巴依领导的调查团在现场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那里许多事情已经很明朗了。结果在1991年3月的第一次访问中，调查团同南非所有的政治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南非民族领袖曼德拉，特别是同德克莱克总统，以及众多体育组织。他们接受调查团的委托，共同建立了一个具有临时性质、非种族主义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它建立四个月后，便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为使南非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所走过的路程不是那么平坦的。由于那些造成人类悲剧的观念使南非缺席奥林匹克运动长达28年之久，现在，一切又将重新开始。我们需要抛开怨恨伸出双手，为在这场对抗中真正受到损害的运动员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以便使他们能够重新集结在奥林匹克的五环旗帜下。在国际奥委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取得的成果变成现实，而且在今后反对这种可耻的政治的战斗中，一刻也不放松。虽然有这些措施，但南非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困扰着我，其中之一是曼德拉对洛桑的访问。不能匆忙行事，形势要求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来，因为面对一个新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能贸然行事，以免打乱我们的部署。我认为这次调查团最大的成绩在于，除了我们在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