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而设。国际奥委会从组委会那里得到的资金很少，不过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组委会分给国际奥委会的资金是提前支付的，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笔钱，而且当时美元的利息高达17％，这样我们的经济状况得以缓解。由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抵制，这次奥运会也会得到报复。大家都在猜测，认为苏联要对美国进行抵制，以牙还牙。报纸上不断地重复着“抵制”这个词，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局势因为里根在欧洲部署中、远程导弹而顿时紧张起来。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军备竞赛升级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与我的恢复奥运大团结的观念相抵触。更有甚者，一些人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给局势火上浇油。因此，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主席是惟一授权的发言人。看来这一措施暂时缓解了紧张气氛，1983年7月斯巴达运动会开幕式前，就连苏联部长格拉莫夫在莫斯科的乌克兰饭店接见我时也表示，抵制一词不存在于苏联，他们不想将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这番话听起来是个好兆头，不过我一点也不相信。奥运火炬到达纽约那天下着雨，气氛很忧伤。早上我接到国际奥委会新闻部何塞·索特罗的电话。我即将动身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一盆凉水浇到我们头上。那位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新闻官告诉我苏联奥委会正好在那天早上召开会议，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倾向于要抵制这次奥运会，对四年前西方国家的抵制予以报复。消息得到了证实：苏联及其卫星国决定不参加本届洛杉矶奥运会。当天下午我们会见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并向他解释了整个情况。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参加此次奥运会确实让人感到惋惜和痛心。“您觉得这怎么样，主席先生，我写一封信给契尔年科总书记，邀请他和我一起出席奥运开幕式？”他这样问道。从里根总统的话中，我隐约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时间我心里的希望点燃了。我不希望他怀疑我们的态度，于是立刻回答：“我祝贺您，总统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建议。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愿意亲自去克里姆林宫将信交给他。”此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说道：“总统先生，您刚才提的建议最好再仔细研究研究，因为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总之，他强烈地警告了里根总统。我们继续谈话，但是说实话我几乎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想着里根刚才高声提出的建议。由于我们没再谈论此话题，而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我觉得应坚持刚才那个新建议，说不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总统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一开始我们所说的由我去转交您给契尔年科总书记信的问题……”
于是，里根总统带着他那好莱坞式的微笑，什么也没说，更确切地说是他意识到他的外交顾问认为送信的主意并不太合适。就这样，一个可能解决抵制问题的方法失败了。抵制的理由是保护要来洛杉矶的运动员的安全，这样的说法是荒唐的？因为虽然运动员们最终没有出现在运动会上，可他们（苏联）还是派来了数目不少的领导、官员、记者，甚至游客。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死后，克里姆林宫选出的新领导人让所有专家都大为惊讶：契尔年科，一位年迈的领导人，身患一种严重而无药可救的疾病。至于他的能力，人们可想而知了。这样，苏联所有对外事务都交给了一直是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是他一手策划这次抵制活动。他一向对美国抱有敌意。由苏联领导的抵制活动肯定会自动被受其影响的其他国家追随，这样抵制的国家总共有17个。但我们还是争取到三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他们是南斯拉夫、中国和罗马尼亚。后者的参赛还得归功于国际奥委会说服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美国观众把最热烈、最真诚的掌声都给了这些代表团。如果我们把莫斯科发生的抵制和这次相比，会发现这次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除了17个抵制国，参赛代表团达到了140个。这是一个新的纪录并预示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不断壮大。奥运会期间，人们不再谈论政治和抵制，全世界都关注比赛，把那些没来参赛的国家忘在脑后。我认为洛杉矶的例子值得一提：它说明了政治家开始相信抵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影响本国运动员参赛，政治家应该为运动员负责。“铁幕”倒塌后，我们通过运动员的声明意识到，他们才是政治冲突最大的牺牲者，为政治家的独断专行付出代价的是体育事业和运动员。洛杉矶奥运会对我的主席职务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它表明举办奥运会也可以为举办城市和国家赢利。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以不牺牲主办国经济利益为起点的奥运会新模式。据此，在举办奥运会时应该建立两种全然不同的预算：一是纯属同举办有关的预算，包括建设和改造体育场馆，还有一切服务费用（膳食、注册、新闻、交通、庆典、礼宾等等）；二是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包括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机场改建，电信系统等，这些投资在有无比赛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国家应该通过提前投资以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同时，我们得到的经验是不能把主办权交给一个没有国家相应保证的城市。奥运会已经升级为一个对各级行政部门都有要求的运动会。我们不能重蹈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覆辙，连为奥运会服务的警察的工资都要由组织委员会提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实在是不可思议。这次受到苏联集团抵制的奥运会共有140个代表团参赛，6797名运动员（5230名男运动员、1567名女运动员）参加了21类运动的221个项目。夏奥会取得了巨大的体育成就。观众热情很高，竟有十万多名观众都聚集在玫瑰碗体育场观看法国以2∶0胜巴西的足球决赛。在那些伟大的运动员中，我想提及的有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他在田径比赛中获得了四枚金牌，平了同胞杰西·欧文斯的纪录；还有德国选手麦克尔·格罗斯，他因为宽阔的肩膀得到了“信天翁”的绰号；美国跳水运动员格雷·洛加尼斯；摩洛哥女运动员贝尼斯（400米跨栏冠军，1998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成员）；我也没忘记塞巴斯蒂安·科埃的胜利以及瑞士女子马拉松运动员斯谢斯，她到达终点的时候已经虚脱了，可以说是体育精神的代表。从洛杉矶回来后，在去布拉瓦海岸休假前，我在帕尔马的马里文特宫晋见了国王胡安·卡洛斯，我将任主席后主持的第一届奥运火炬送给了他。从此以后，我总是向他赠送每一届奥运会的火炬——友谊的真正象征。国王是一个真正的体育运动者，他懂得参与奥运的重要意义，因为早在1972年他就参加过奥运会了。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卡尔加里冬奥会是我任期内举办的第三个奥运盛事，这届赛事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与往届不同的重大变革。这就是延长了比赛的日程，改为像夏季奥运会一样，共有16个比赛日，并且增加了比赛的项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卡尔加里冬奥会一定会盛况空前，比赛也一定会更加激烈，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为什么要延长比赛天数并增加比赛的项目呢？这是因为对于电视转播来说，可以连续三个周末播放激烈的体育比赛节目，收视率会大大提高。在卡尔加里冬奥会之前，我仍然对前一届也就是1984年洛杉矶夏奥会那段艰难的经历记忆犹新。那届奥运会在经济方面无疑是收益丰厚。报界更是强调指出，洛杉矶夏奥会开启了私人企业赞助的先河，为今后举办奥运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而我所担心的却不是举办奥运会到底是赢利还是亏损，而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举办的那届夏奥会并没能使从蒙特利尔奥运会就出现裂痕的奥运大家庭重新团结起来。经历了洛杉矶夏奥会上共产主义阵营某些国家的抵制，遭受了奥运经营商业化的指责批评以及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后，奥林匹克运动尚未恢复元气。尽管有种种不好的预兆，但我还是坚信我们会乘风破浪，向成功的彼岸进发。而这将取决于作为奥林匹克运动掌舵人的我们能否驾驭国际奥委会这艘巨轮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时而困扰着我，也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卡尔加里冬奥会来到了我的面前。卡尔加里是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个城市，地处加拿大中西部，早在1964年该市就申办过冬奥会，我们终于聚首在这落基山的心脏地带。这是冬季奥运会第一次光临加拿大。之前，在这块土地上最近的一次奥运盛典是在蒙特利尔举办的，许多加拿大人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虽然我们不知道上一次的奥运经历给他们的印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奥林匹克精神已深深地扎根于加拿大人民的心中，他们有着很强的竞争意识并且深深地热爱着体育。从洛杉矶夏奥会结束以来这四年中，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很深入的工作，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并逐步确立了按照我的方法来管理奥林匹克运动的准则。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本届奥运会的局势将不再紧张，而且会发生许多改变，很多事情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1988年的两次体育盛事——冬奥会和夏奥会将分别在美洲和亚洲大陆举行。此次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我有幸接待了以国际奥委会特邀嘉宾身份前来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与王后。这是我在任期内国王夫妇第一次出席奥运会。从那以后，我所领导的每一届奥运会，他们两人都赏光参加。我要特别指出一件事，在我看来正是这件事使得本届冬奥会变得与往届不同。我是在二月三日从多伦多赶到卡尔加里的，那天的雪不大，但天气非常冷，温度计上显示气温为零下27℃，这样的温度一直持续到本届冬奥会的中期，而随后，从北方刮来的暖风使气温迅速上升到了零上15℃。前后竟相差四十多度！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特别是在那些地势不太高的地区更是如此。令人称奇的是，在大回旋比赛中只有滑道是一片雪白，而其他地方却是一片绿色，许多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已经脱掉了衬衫。这对于冬季奥运会来说，真是够奇特的了。开幕式那天非常冷，一股来自极地的冷空气向临时搭建的梯形看台袭来。那时真的是冷极了，观众们披着由大会组织者提供的羊毛毯还是无法抵御刺骨寒风的侵袭。除了一群印第安人和西部牛仔的出现为开幕式带来些欢乐外，卡尔加里冬奥会的开幕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人难以忘怀。我要强调指出一件体育方面的事，我认为这更是一件奇闻轶事。这就是女运动员克丽丝塔·卢丁—罗森伯格的故事，她是惟一一位在同一年举行的冬奥会和夏奥会中各获一枚奖牌的运动员。这位东德女选手先是取得了冬奥会1000米短道速滑的金牌，七个月后，她在汉城又勇夺一枚自行车比赛的银牌。我和卡尔加里市长克莱恩的关系很好，他以前曾经是名记者，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政治才能。事实说明我没错，他后来当上了艾伯塔省的执政长官。参加卡尔加里冬奥会的运动员人数与四年前的萨拉热窝冬奥会相比增加了10％。共有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1423名运动员（其中男运动员1110人，女运动员313人）参加了坐落在落基山的白色赛场内举行的六大类46个项目的比赛。冰壶是作为本届比赛中的表演项目。本届冬奥会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为：荷兰女选手范·根尼普，她连夺女子1500米、3000米和5000米短道速滑三枚金牌；芬兰人马迪·吕科奈，他在高台滑雪70米、90米和团体90米的比赛中也是三次夺冠；瑞士人瓦雷尼·舒林德尔，在回旋跳雪和大回旋跳雪的比赛中先后两次登上了最高领奖台；还有东德女运动员凯特琳娜·维特，她在继1984年夺得花样滑冰金牌后，在本届奥运会此项目上再次称雄。
1988年汉城夏奥会
可以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我首次经历的完整的奥运会，因为我主持了整个过程：城市的挑选，以及筹备和举办阶段，即从提名直到闭幕。汉城的当选是极不平静的，这一结果令很多人吃惊，不少人持保留态度。有人认为我们犯了错误，更稳妥、更简单的选择是日本的名古屋。但它却被汉城以52∶27击败了。事实上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想，国际奥委会给自己惹上了麻烦，对于我来说则可能要背上一副枷锁。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有问题的国家，不但缺乏民主，国际形象不佳，还因为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未建立外交关系而受到孤立。筹备过程十分复杂。他们甚至四易组委会主席，而且东方人的思想也难以为西方人所理解。好在我和卢泰愚的关系还比较好，后来他当上了总统，又过了些年被金所取代。如同往常，关于电视转播权的谈判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因为组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利益总是有矛盾。组织者总是只重视眼前利益；他们总是想自己是奥运会的主办者，应该尽可能地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有个限度。我们必须放眼未来，考虑以后的奥运会，注意不让电视台受损失，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合约谈判。我懂得如何赢得韩国人的友谊，多亏了我与汉城奥组委主席卢之间形成的信任，我们才得以签下双方都受益的合同。要是这种信任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果会更好些。我不能不承认抵制的幽灵仍然在游荡。国际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是如此大做文章，仿佛汉城奥运会非复杂化不可。有时候，把抵制的危险说得煞有介事，使许多职能部门面临运作瘫痪的威胁。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老实说，那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发表的声明显然帮了我们一个忙。这位共产主义领袖明确表示：东德决定参加汉城奥运会，不考虑苏联的决定。在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领导们举行的例会上，我们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我们还保证会接受并尊重朝鲜举办部分比赛的请求。这并未形成针对国际奥委会的障碍。朝鲜与韩国在洛桑举行的四次会议期间，我终于争取到了韩国方面的授权。他们表现出对我的极大信任，而且也清楚地知道在他们不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做出任何决定的。我与金大中的友谊与时俱进，我成为为数不多的应邀出席他就任韩国总统仪式的外国人之一。他是个传奇人物，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很快我就完全意识到朝鲜不具备合办任何体育赛事的条件。于是，我决定再赌一把：国际奥委会把朝鲜办重要体育比赛的条件放得越来越宽。这一举动似乎表明我们的慷慨是没有尽头的。最终，就像我预料的那样，北朝鲜因为国内经济条件和组织水平无法使赛事的举办得到最低的保障而拒绝举办任何比赛。在此前提下，我们成功地向苏联人说明，是朝鲜人自己放弃了我们提供的机会；对朝鲜来说，我们的方案甚至比它自己要求的更为有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际奥委会为两国联合举办做出了努力，虽然最终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在我接连几次汉城之行中（我被他们拼读我姓名的方式逗乐了，听上去像是“萨马兰奇先生”他的名字的读音不应有“奇”，我们中国从一开始也是这么译过来的。本书也只好沿用此译法。——译注），我总是提出一个条件，尽管有时候，他们不理解，后来结果证明还是明智的：我要求和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会面，他们日后都成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