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们不理解，后来结果证明还是明智的：我要求和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会面，他们日后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韩国将变得民主开放，它的政治体制在将来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正是由于与反对派领袖的会面与谈判，韩国各界，包括反对派，对这届奥运会积极支持。甚至在1988年9月奥运会举办期间，反对党的领袖专门为我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这不正表明我与韩国社会各界有着良好的关系吗？一切都好极了，毫无疑问是到目前为止我主持的最成功的一届。在那16天里，我始终和卢保持联系，甚至还在各自夫人陪同下一起去奥运村运动员餐厅吃午饭。一个让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是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田径运动员举着奥运圣火进入会场的一刻。这是韩国人民的真正象征。那位绕场一周的田径运动员是Sohn Kee Chung；柏林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在52年后，他得到了祖国给予的荣誉。1936年，韩国（南朝鲜，译注）被日本占领时，被迫代表日本参加比赛。在那一刻，全世界都向这位真正的运动员致敬。值得一提的还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的网球运动此次重归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这项运动早在1924年前就已是奥运项目。我和国际网联主席、法国人菲力蒲·夏特里埃的所有接触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世界上的网球顶尖高手们也能参加奥运会了。捷克选手麦齐尔·米洛斯拉夫在和非常年轻的斯蒂芬·格拉芙在男女单打比赛中分别获得冠军。在双打比赛中，西班牙男子选手也非常耀眼，埃米里奥·桑切斯·毕卡里奥和塞尔西奥·卡萨尔获得了亚军。有两位选手已企及历史上赢得金牌最多运动员之项背。其中美国游泳运动员马修·比昂迪已接近他的同胞马克·斯皮特兹在慕尼黑创下的七枚金牌的纪录，他获得五金一银一铜；而另一位东德女选手克里斯汀·奥托则获得六枚金牌。在奥运田径场上，美国女田径运动员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娜格外突出，她在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赛中赢得三枚金牌。毫无疑问，她被称为是最快的“女飞人”。我想说一下庆祝国际奥委会创立75周年纪念仪式上发生的一件有意思的事：在巴黎和索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到场，当时法国国奥会主席内尔森·佩隆发表了一篇我在此之前并不知晓其内容的讲话。佩隆说，1988年的奥运会最好应该由巴塞罗那举办，而由巴黎承办1992年的奥运会，这样正好庆祝法国人皮埃尔·顾拜旦宣布创立国际奥委会100周年。庆幸的是，根据庆祝会日程我的发言在后，而我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我改变了原来的讲稿，明确指出巴登巴登大会早已决定第24届奥运会将在汉城举行。我又补充说，要么在韩国首都举行，要么就取消奥运会。这番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在和南北朝鲜对话中的立场。我记起在同德国情报部门的一次会面中，他们的负责人（我在莫斯科任大使期间就认识）告诉我说，在这段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十分危险，但是当苏联和中国都宣布将参加奥运会之后，危险就减少了；一旦苏联队和中国队都到达汉城，汉城将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奥运会期间并未发生媒体所预测的任何负面事件。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都很正常。不过，当局派出了大批保安人员，对奥运会比赛的各个场馆进行有效监视。在比赛的第二周开始了拥有众多观众和媒体报道的田径比赛的角逐。但是，由于主办国田径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没有夺牌实力，看台上显得冷冷清清。大片空空的水泥看台，一看明显缺少观众。一天上午我让卢泰愚总统也看了这一情景，我请求他鼓励观众们去体育场观看比赛。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办到的，从那天以后只要是有田径比赛，体育场的看台上就座无虚席。
透过我下榻的饭店办公室的窗户，我目睹了一件十分震惊的事。外面正在进行西方电视台新闻中出现的学生游行活动，游行者的过激行动和警察采取的措施吸引了许多观众。游行是饭店旁边的大学的学生发起的，之后媒体报道说是一次反奥运会的游行。上百名学生带着一筐筐石块，与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后来真的就打起来了，甚至扭打在一块，像是两队步兵在械斗。还有摄像机在两拨人之间，任意拍摄。然而30分钟后，也许有人下了指令，一些人朝北边跑了，另一些人向南跑了。没过几分钟，就出现了一个清洁小队。他们旋即将所有的垃圾污秽清理干净，没有人能记起刚刚在这里还发生过斗殴。这是我从办公室的窗口亲眼见证的事实，我也领教了媒体是如何编造新闻的，他们夸大说有几千名学生举行反奥运会的示威游行。
此次奥运会的一件大事是加拿大田径运动员本·约翰逊被禁赛，他是100米短跑的冠军，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一决定是由医务委员会做出的。违禁药品在全世界都是个一触即发的敏感话题。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意识到国际奥委会缺少真正的针对公共交流和关系的政策。国际奥委会对那名运动员处以禁赛的惩罚，这就证明我们自墨西哥奥运会以来，对反兴奋剂斗争的态度一直是坚定的。上述反兴奋剂斗争的成果本该受到赞扬，不料却遭到严厉批评和指责，说什么所有运动员实际上都服用兴奋剂。但是，历史证明梅罗德亲王主持下的医务委员会的工作是公正而规范的。
奥运会同时也有巨大的经济成果，所得收益将用于建立一笔基金，目前它的资金总额已达五亿美元。它的最大收益来源于新建的奥运村，出自新闻记者和游客。出售这些曾经接待过奥运选手的楼层是一笔大生意。汉城的城市发展非常快，越来越多的人受经济起飞的吸引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因而存在对住宅迫切的需求。这方面的收益甚至超出了出售电视转播权所占的份额。像往常一样，在比赛之前要举行一次会议来决定由哪个城市举办1994年的冬奥会。那是首次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不在同一年举行，而是隔两年。显而易见，分开办是明智之举。在同一年办谁也不能从中受益，包括各国奥委会，必需一年组成两套班子，两次派团参加，疲于应付。同时，你也不可能向赞助商要两倍的赞助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两次赛事在同一年举行，那就会有主次之分。因此错开举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奥会和冬奥会，才能达到奥林匹克盛会要求的水准和规模。
在1994年奥运会举办地的争夺中，除了挪威的利勒哈默尔，还有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美国的安克雷奇和瑞典的厄斯特松德。利勒哈默尔在第三轮投票中胜出，以45∶39超出了人们普遍看好的瑞典城市厄斯特松德。照例由我负责宣布主办城市的名字，在爆满的新罗饭店的东边花园里宣布。我注意到来宾席的第一排坐着专程到汉城来支持厄斯特松德申办的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我打开姆巴依法官交给我的信封，他刚刚主持了计票程序。要我念出利勒哈默尔的名字可不是件易事。我想到卡尔·古斯塔夫国王就要难堪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建议那些申办国国家元首和总理们不要参加主办城市的宣布仪式。我不想看到他们在角逐中失利被迫吞下苦果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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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1992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这年命运垂青了两个属于同一地区相距不过1000公里的两个城市：阿尔贝维尔和巴塞罗那，由他们分别来举办冬季和夏季奥运会。同样，这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两个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了，从1994年开始将分开举办。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邻国在这一年都面临同样的目标：超过前几届奥运会已经取得的成绩，举办更出色的奥运会，展示自己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的、有组织能力的国家。这个法国城市的提名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巴黎参加了同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并且向世界展现了其强劲的实力。而阿尔贝维尔必须同美国的安克雷奇、德国的贝希特斯加登、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挪威的利勒哈默尔、瑞士的法伦和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等城市竞争。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像预计的那样办得很出色，尤其在体育方面可以称得上是典范。一切都进展顺利，其中1968年在格勒诺布尔（法）奥运会中获得三枚金牌的让…克劳德·基利的经验是不可缺少的。组织工作中的惟一不足就是交通问题，场馆之间的很远距离带来许多不便。再加上恶劣的天气给运动员、官员、记者往返居住地和比赛场馆造成诸多麻烦。我倒可以很方便的出行，因为我有直升机，而且驾驶员是个西班牙人，但有时候还是得使用陆地交通。道路的堵塞以及结冰的路面使我难以忍受。开幕式的艺术性很强，同以往的都不一样。很有冒险和创新的精神。舞蹈设计师是个年轻的巴黎人，被认为是表演界的“怪才”，他擅长运用高水平表演和大胆的服装设计来冲击观众，达到展示他所要表达的内涵的目的。的确，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演员们用过的部分服装，并且陈列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里。奥运会组委会有两个主席：一个是年轻的政治家、萨博雅地区区长、现欧盟委员米歇尔·巴尔尼尔；另一个是著名滑雪运动员让…克劳德·基利，一名真正的法国英雄。当初由于出现一些问题基利甚至要辞职。这时，我出面干预。巴尔尼尔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认为两个人都应该继续当主席，具体事务交给让…克劳德·基利负责。最后结果很好，奥运会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更重要的是多亏了这届奥运会，萨博雅地区的基础设施大为改观。很多人还记得，以前一到滑雪的季节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汽车排在路上。现在他们有了高速公路，以及技术最先进的通信系统，从巴黎来的高速火车一直开到滑雪场附近。阿尔贝维尔是柏林墙倒了之后的第一次盛会。对于未来更多的是未知数，没有人去冒险预测以后的世界秩序是个什么样子。第一块基石是这届白色奥运铺的。从1936年柏林运动会之后，这是第一次统一的德国以体育大国的姿态出现在场上。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已经由数个获得独立和主权的小国代替，他们在体育上都有很好的传统。对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来说是第一次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比赛。前苏联则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组成的独联体代表队参加比赛。自1936年以来，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第一次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比赛。我必须承认的是，经过我与叶利钦总统长时间的会谈后，独联体协议才告达成。这种新的世界格局使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运动员人数比卡尔加里多25％。在阿尔贝维尔有1801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男子1313名，女子488名，共参加七个项目的角逐。成绩最出色的是以下几位：独联体的莉波芙·叶戈洛娃，她在北欧滑雪项目中获得三金两银；德国运动员贡达·妮曼克莱曼，她在速滑项目中获得两枚金牌；芬兰运动员托尼·涅米嫩，跳台项目中获得两金一铜；澳大利亚女选手贝特拉·克尤贝赫在高山滑雪中夺得两枚金牌。但是最令我满意的要数布兰卡·菲尔南德斯·奥乔阿亚获得的那枚奖牌，虽然只是枚铜牌。 。。
1992年巴塞罗那夏奥会
在我当选为主席之前，已经跟纳西斯·塞拉市长见过面。纳西斯市长是1979年第一届民主选举产生的，当时我正在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在这些会见中，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当选为奥委会主席的话，巴塞罗那可以希望获得奥运会的申办权。我们说好只在私下谈论这个问题，并且不动声色地开始做准备工作。因为媒体的压力和影响往往会导致我们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可以说那次会见的惟一见证，就是我送给市长夫人孔查的俄罗斯漆器盒。在莫斯科我当选主席后几小时，便接到市长的电话，他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的谈话。就在当天，纳西斯·塞拉接受《加泰罗尼亚日报》记者阿莱克斯·博蒂内斯的采访时说：“对巴塞罗那来说，它的一个市民能够当选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是件非常高兴的事，但我们真心希望将来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能够主持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奥运会。”可以说那一天是巴塞罗那为1992年奥运会努力开始的标志，为我们城市所经历的最光荣的时刻奋斗开始的标志。1981年1月，我应巴塞罗那知名报业集团老板哈维尔·戈多伯爵的邀请，出席《体育世界》评选年度西班牙最佳运动员的晚宴。我的好朋友、资深记者胡安·何塞·卡斯蒂略下午给我打电话确认我出席的细节。在晚宴上，可以见到许多忠诚的朋友，因此非常期待。我对他抢先说道：“胡安，我们将会有头条新闻。”之后我再也没说什么，故意卖了个关子。晚宴的最后，是发言的时间。我讲话的时候，把纳西斯·塞拉市长喊到旁边，摘下我上衣兜盖上闪闪发光的奥运五环的徽章给他戴上：“市长先生，你应知道这举动的含义吧。”这样，我们达成共识：开始行动，力争使1992年的奥运会在巴塞罗那举行，以期完成几代人的梦想。塞拉市长也真的回应了我。仅仅三个月之后，西班牙国王公开支持参加竞选申办权的计划；与此同时，巴塞罗那市各政治团体纷纷表态对申办议案支持；王室公开支持；所有加泰罗尼亚党派一致支持；制定严谨的计划，到位的宣传工作。当时我想，基础扎实，前景也很乐观。说服中央政府有点困难。卡尔沃·索特罗首相对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的想法似乎并不很热心。一次墨西哥总统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招待会中，我与首相进行了短暂的会见，他要求我一回到西班牙就给他打电话，然后再深谈这个问题。他的怀疑、不相信使我非常担忧，因此，我一直未决定是否给首相打电话。后来，形势有了转变。在1982年8月的选举后，卡尔沃·索特罗下台，由年轻的费利佩·冈萨雷斯领导的工社党执政。任命纳西斯·塞拉为国防大臣，这是冈萨雷斯内阁最重要的职务，他成为政府对在巴塞罗那举行奥运会这一想法的有力支持者。在稍后的市政选举中，帕斯夸尔·马拉加利取代塞拉，担任市长职务。马拉加利大力推进此前由罗马·库亚斯起草的一份专门文件，之后体育国务秘书马斯·坎蒂非常有效地推进申办奥运会的计划。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一切都在有效而谨慎地进行。每天，媒体都会报道又有一个新的国家申办奥运会。这些大肆宣传举办1992年奥运会的城市有尼斯、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阪、新德里、斯德哥尔摩、布达佩斯、阿姆斯特丹……这个名单仍然在增加：贝尔格莱德、布里斯班、伯明翰。尽管最后有几个放弃申办，但大多数城市不遗余力地竞争，他们相信奥运会不仅能给举办城市带来荣誉，还能产生经济效益，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巴塞罗那，一切工作都在不事张扬、富有成效地进行着，到处呈现出一派团结、和谐的景象：一个全新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使加泰罗尼亚全社会为了这项计划行动起来。首先成立了“92—巴塞罗那企业家协会”，由于西班牙各知名企业的资助，协会迅速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向国际社会宣传我们的申办活动。位于最前列的是位名叫费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