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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公共讨论，我钟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那种深刻地卷入公共生活的人物，这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征，知识用来指导行动，启蒙则是一个必需的步骤。我总想像着伯特兰·罗素在通过BBC向全球5亿听众讲述他对世界的思考的场景，以赛亚·伯林语以他特有的流畅与吞音向公众讲述黑格尔，或是泰勒在电视屏幕上与人讨论当下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公共讨论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它还必须拥有某种共识，遵循某种游戏规则。讨论目的不是为了给出一个既定答案，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对于问题的深入探究能力。公共讨论是培养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们既有的成见（尽管结果经常如此）。我也从来不相信公共讨论中存在平等，不平等的来源不是权力、名声，而是洞见。如果你缺乏这种洞见，你最好保持沉默，洗耳恭听。任何辩论参与者，惟一可以代表的立场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独特的经验是具有价值的，况且，每当一个人试图代表一群人说话时，他的声音就会显得多么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诚，如果你的声音引发了普遍的共鸣，不是因为你刻意想代表他们，而是你的独特经验恰好具有普遍性。
我刻意地富有逻辑地写了这么长的一段，是因为我越来越难以容忍那种质量低劣的公共讨论四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开始沉湎于那种语言的泡沫所带来的快感，而这种泡沫麻痹神经、窒息思想。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显著，人们看似说了很多，却好像什么也没说。中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信息过剩的社会，前者因为信息过少而无法建立思考的基础，而后者则因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础的价值观在形成之前，就被信息冲垮；仅仅20年前，我们还在谈话中过度谨慎，而现在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线性的逻辑是多么幼稚。一度我们以为，只要自由表达了，就必然会涌现出新的思想，只要信息流通了，我们就可能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但是，真实的情况比想像的复杂，社会是一个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零件都必须有其功能，它才可能精确运转。按照经济功能，中国已是一个由不同分工构成的多元社会，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它却仍是高度单一化的。
被孙中山一代哀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经现代意识形态、广播与大众阅读的洗礼，到了“文革”时代变成了“情感热烈、偏狭的群氓”，如今，我们正目睹了他们以新的形态出现，因为借助了新的技术手段，人们以为自己变得无所不知，充满了新的自负。很多时刻，参与公众话题辩论人的口气，令我想起了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对“现代文盲”的定义：“他们会读，会写，甚至还在大学、中学、小学里教书——在他们的脑海里，历史虽然是隐约存在的，可是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了和拿破仑同代，伏尔泰则变成和列宁同时代”。
中国在分享全球的经济增长、宜家家居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同时，也在分享全球正面临的价值体系的混乱。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与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他们提供清晰的目标，而世界其他国家则通过模仿，而提供改善自己的动力。如果运气好，意志坚定，一个国家可以将模仿转化成一种新的创新，比如日本。但是如今，清晰的目标不在了，西方世界甚至开始否定自身。我记得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明确的历史进程感如今消失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压缩的世界里。
“大国崛起”厌倦症（2）
或许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现出这种压缩感。这种压缩感带来了极为新奇的体验。我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上读到一则新闻：重庆奉节县朱衣镇的谣传说，为了建造一段高速公路，工地方将在当地寻找18名12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将他们填埋于桥墩之下，以确保众多高架桥的稳固。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孔飞力笔下的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这则新闻所映射出的心理，也同样真实地属于那个被热烈谈论的已经震撼世界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这种情感与思维上的压缩感，使得事物不仅不是非黑即白，而且灰色地带越来越多，这使得公共讨论必须具有更细微的观察力和更为精确的表达。这与我们已经长久习惯的“口号式”讨论，截然不同。这对理应对公共讨论提供深度与角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迫切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他们仍遭遇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则面临各种诱惑以及这些诱惑代表的新的专制力量，为公众的选择唱赞歌，为商品赋予它们缺乏的意义……当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一切时，它们释放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们一方面摧毁你，另一方面又消耗你、诱惑你。就像诗人北岛在形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局面时所说的：“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
很显然，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这种新挑战时，被打得一败涂地。公共讨论，总是不自觉地演变成宣传口号和语言上的狂欢，最终化成泡沫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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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村庄的故事（1）
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
——吴仁宝
一
山顶上的天安门城楼上有点清冷，它的两旁是蜿蜒的长城城墙，紧邻城楼的是山海关。山下遥遥望去则是巴黎的凯旋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悉尼的歌剧院，更远的地方，是成排的英国式、美国式别墅，还有那一片塔林，其中最著名那座叫做华西金塔，这一切笼罩在有点灰蒙蒙的空气中，远远地你看到炼钢厂的高炉与巨大的传输带……
那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正站在这座天安门城楼前，身后金水桥，两座金色的老寿星雕像矗立在一旁。“天有些冷，人不太多”，这个年轻人说，“夏天和秋天人特别多”。他还猜测说那座寿婆雕像的原形可能是佘太君——忠烈的杨家将中的老夫人。
那一瞬间，我不知身在何处。我是昨天晚上从上海来到江阴的，180公里，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夜幕下，京沪高速公路两旁的若隐若现的景物，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我想起一年多前，我半夜时乘车从浙江省的温州到温岭，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我会突然想起《西游记》和《聊斋》里的情景。在大城市的明亮的灯光下生活太久了，心中对于那种黑暗之处的神秘感都被压抑了。
夜幕中我看到了悬挂着霓虹灯的几排形状怪异的高楼。“那是华西村的金塔”，为我们开车的小伙子说，他还谈到了这个村年轻的党委书记吴协恩的那辆奔驰600，“他不喜欢坐飞机，他管的公司到处都有，他开车去视察。”
江阴有很多值得谈论的东西。在新市区内我看到了徐霞客的雕像，为了争办魅力城市，被遗忘多年的历史人物焕发了生机。在餐桌上，一位满脸学生气、27岁的市长助理还讲述了江阴的另一段佳话，在明朝末年抵抗满洲人的入侵时，是江阴这个地方进行了最悲壮的抵抗，他们坚守了81天后，清兵屠城10日，比扬州三日更悲惨，据说最后只有53人幸存。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黑暗与猥琐，但在一些时刻，人们的气节又令人赞叹。
在一个黄昏，我还在一处旧民居游荡，据说它是囚禁晚年张春桥的地方。人们喜欢谈论江阴的商业精神，在不过100多万人口的江阴市，有18家上市公司，它是苏南模式的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江阴的实业家们质朴、谨慎却个性鲜明，他们中命运最戏剧性的一位叫仰融，他先是帮助一家东北的国有企业在美国上市，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英雄，然后在另一场纠结着权力、金钱、傲慢与阴谋的斗争中，逃往美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注脚。
但是所有谈话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到华西村与吴仁宝，在江阴人们不用吴仁宝这个名字，而只是用老书记。矗立在公路旁的广告牌上，当地的报纸上，人们的谈话里……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华西村比这座城市更有诱惑力，吴仁宝则是一个必定被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
像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华西村耳熟能详，却知之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一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楷模。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充斥了类似的楷模，它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地点或是一个组织。我们总在寻找一种对世界的简单模式，期待只要复制这种模式，就可能解决所有的难题，我们也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中，丝毫不理会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有过“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张秉贵的服务精神”，也有过“农业学大寨”、“红旗渠”……榜样的力量令人鼓舞，却经常迅速烟消云散，时代总是变化得令人猝不及防，昨日的楷模到了今日就变成了尴尬，谁能真正理解陈永贵在1986年去世时的内心感受？我也记得1993年禹作敏锒铛入狱时给人的震惊，仅仅一年前他还是的“全国优秀企业家”，这是国务院主管部门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但是，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却成功避免了进入这个不断延伸的序列。
二
在民族宫大会堂的门口，人们在排队、抽烟、拍照，他们来自河南、陕西，戴着旅行帽，穿着不太合体的西装，用各自的方言谈笑。我站在人群中，身后不远处是那辆赭色的老式卡迪拉克，那是20年前，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礼物。那个时刻，大邱庄是中国最受瞩目的村庄，它的富有程度让当时接受这辆车的吴仁宝深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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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村庄的故事（2）
我们都在等待十点半开始的吴仁宝的讲话。华西村里到处都是大型轿车，一张门票100元，还有那些十座塔林里的餐馆、酒店、纪念品商店可供消费，昔日这个以贫瘠著称的乡村，还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人们参观石狮子林，龙西湖公园，微缩的悉尼歌剧院，美国乡村别墅，二十四孝的壁画，雕刻着桃园三结义的长廊，它们不相干地混杂在一起，撞击刚刚铸造出的全世界最重的撞钟，是典型的“后现代景观”，就像是我接下来听到的演出中的锡剧《看稀奇》中那句歌词：“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它令我想起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建立的Greenfield Village，这个T型车的发明人希望能够建造一座公园，容纳所有的美国特色，木匠、铁匠、马场、小学、集市和爱迪生的实验室都在那座公园里出现，一代代美国人在此体验浓缩的美国生活。那么华西村呢，它像极了那个突然从民间演义被拽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内心深处我们仍遵循前者的影响，但我们又希望体验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景观，都比不上吴仁宝富有吸引力，他已经78岁了，仍是中国8亿农民中最闪亮的明星。他的个人成长像是一部浓缩的20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史。他1928年出生时，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卷入现代世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在农村中寻求中国变革的力量，通过许诺让每个人获取土地而赢得他们的支持。当他1961年成为华西村的党委书记时，农村进入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人民公社取代家庭成为基本的单元，传统农村社会中由士绅和农民达成的稳定结构消退了，政治力量前所未有的深入，新的意识形态否定了一代代农民所遵从的驱动力——他们为生存所迫，为基本利益计算；他在1980年结束了5年的江阴县委书记生涯回到华西村时，农村在打破旧轨道上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创造力，鼓舞了整个社会；但是，仅仅10年后，中国农村又陷入了尴尬：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消费主义驱动的新的经济增长中，农民未分享到足够的成功，同时，他们依赖了多年的、给予自己内心稳定的价值观正在崩溃……
吴仁宝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风尚中，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年代，他是学大寨的表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年代，华西村创造了最高400亿元的销售额；在一个人人感慨人心涣散、自私自利的年代，华西村又成了社会主义的实验乐园，它平等、和谐、积极向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在媒体上过份简化描述的吴仁宝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他被一边倒描绘成一位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或者按照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一位伟人”；而在另一些时刻，他则被充满怀疑地认定为在一个乡村树立了家天下，在位40年之后又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成为了下一任领导者。
10点30分，吴仁宝准时地出现了，修建得像是缩小版的民族宫大会堂立刻安静下来。他不紧不慢地从后台走到舞台中央的小小的方桌子前坐下，深灰色的毛线衫和他满脸的谦和，就像人们期待中的乡村的老教书先生的形象。当他开始讲话时，我才知道为什么一位一脸严肃的女孩子也要坐在一旁。他的江阴话对于台下的观众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必须经由那个女孩子的普通话翻译，我们才能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一老一少配合的形式本身，甚至冲淡了讲话了内容，总是在年老的方言的最后一个字尚未落下时，年轻的普通话就一板一眼、从不改变节奏地响起。这种配合已经持续了4年，面对不断涌到华西村的参观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节目。
吴仁宝的谈话都是以打油诗的形态出现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它和说书人口中的三国、水浒故事一样，是中国农民最易接受的文化形态。昨晚，在阅读那本由江阴宣传部所编写的《吴仁宝的故事》中，我已熟悉了这种形式。我阅读了吴仁宝所编写的《十穷戒词》、《十富赞歌》，那其中是“智能富——学文练艺成才富”，“勤劳富——爱岗敬业辛劳富”，“逐渐穷——多因放荡不经营”，“三害穷——嫖赌吸毒彻底穷”……它给我的感觉是奇特的，它让我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它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了规范与价值观。这本红色的小书的叙述语气，则像是我童年时期阅读的民间故事的翻版，吴仁宝被塑造成一名面对各种逆境都能寻找到机智对策的神奇小子，他的灵活性与深刻的实用主义总是能够挽救他。于是，在农村合作社刚兴起的年代，他可以像捉鬼一样捉到那些拒不合作的落后分子；而在意识形态高涨的时刻，他在学大寨的背后又偷偷在村内开办小五金厂，只要检查者一离开，小工厂就照旧开工；为了促进村民的和谐，他用金钱的奖励来促使儿女孝顺父母……他深谙中国社会的运行之道——在纸面与讲话上所传达的一套规则，而在实际操作上，你必须依靠另一套规则。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使第一套规则代表的形式为第二套规则所代表的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