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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1）
陈毅聪双唇紧闭，神情忧伤，站在2002年8月1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上，用红框圈起的“IN COURT”图章印正好印在他灰色衬衣上，衬衣下是明显单薄的身体。他住在北京东郊的一间简朴的房间里，家中惟一的电器是海尔沐浴电热器。“像我这样的人，又能有多大影响力呢？”陈毅聪向《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抱怨。此刻，他家中的电热水器的生产者、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公司海尔集团将他推向法庭，后者相信这个25岁的年轻人在网上写作、并被一些杂志转载的一篇文章，“诽谤”了自己的声誉，勒令在网络上删除这篇文章，收回转载这篇文章的杂志，并向他索赔30万元。
我记得那天的愤怒。那时我刚进入新闻业，满脑子是鲍勃·伍德沃德、卡尔·伯恩斯坦的水门事件，林肯·斯蒂芬斯的揭黑新闻式的光荣梦想，年轻的小伙子们敢于挑战最高政治权威、商业托拉斯，他们的报社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这一边。一个美妙的社会不正是这样运转的吗？没有人拥有绝对权力，政治权力、商业力量与新闻舆论彼此制衡，相互令对方不安；如果一切难以制裁，那么最高法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仲裁者。我喜欢埃德蒙·柏克那个著名的观点：自由是什么？它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彼此制衡时下面留出的那片空间。
陈毅聪看起来不像个浪漫主义的挑战者，他的文章本身也缺乏任何特殊之处，所有材料都选自公开的资料，只不过他将这些公开材料赋予了某种疑问色彩——海尔是否像它在外人面前呈现的那样光芒四射。这桩被广泛讨论的诉讼案最终不了了之。开庭前，海尔撤回了诉讼，陈毅聪成为了勉强而短暂的英雄——大卫无意中挑战了哥利亚，最终还得以全身而退。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陈毅聪与海尔的故事。4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我头脑中那些新闻业的浪漫色彩日渐消退。那些相信自己是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似乎都命运多舛，那些比陈毅聪更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在尝试了几次令人赞叹的调查性报道之后，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被调查者对他们的限制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蜂拥而来的有冤屈的公众将他们视作一个权力中心，纷纷向他们求援……
而且，法律似乎突然焕发了一种意外的生机，那些被新闻记者提及的政府官员、或是商人，突然言之凿凿地用一种新的语言来为自己辩解——你不要乱讲，我可以在法庭上告你。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肖像、他们一直并不在意的名誉，突然间变得神圣非凡，他们要拼死捍卫。而面对控告的新闻记者，却似乎找不到对应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对于很多记者而言，只要将他们的目光从这条充满压力的荆棘路上偏转开，就可以看到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地，数不清的公司在等待被报道、被赞扬。年轻的记者们可以被邀请去住五星级酒店、坐商务舱，只要听从公关公司的安排，你可以过上舒适的采访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滥用这种权力，公然地接受贿赂。
于是，新闻力量一方面高度受限，缺乏保护；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被腐蚀。缺乏真正独立精神的媒体总是处于某种不成熟状态，一些时候，它夸大自己的使命，新闻报道带有了过份强烈的道德仲裁者的痕迹；另一些时候，又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摇摆中，新闻的基础——对事实的追查、对真相的探求——却经常被遗忘。所以，尽管新闻记者经常自称为“社会公器”，我们却清楚，我们并未付出可相匹配的努力去赢得对应的尊重。
新闻业的受困，多少可以解释我们的公共生活中越来越强烈的权力的傲慢。昔日的傲慢，来自于官僚体制的特性，它入侵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而如今的傲慢，还要加上一层新的含义，权力与商业力量达成的一种新的联盟，地产商的轰隆隆的推土机横扫出的一片片废墟，象征了商业的能量，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它无视那些站在废墟旁的个人的无力身影。
傲慢与偏见（2）
像4年前的海尔集团与陈毅聪的官司一样，过去一段时间中，富士康科技集团与《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间的戏剧性的案件，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最初3000万元的赔偿金额，迅速使所有人的注意力从诉讼最初的核心——报道是否准确——转移到了别的方面。新闻媒体与公众表达出的潮水般的愤怒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富士康公司，不如说是一个受困的社会的不满情绪的集体释放。人们目睹着公共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加剧，看到了权力与金钱的傲慢，被迫接受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的时代。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强者变成了傲慢，而弱者则充满了偏见。
所以东北一起交通事故，演变成全国性的“宝马案”，因为它其中蕴含了财富与贫穷、权力与无力的悬殊感；任志强公开为高房价的辩护，则引发了全国性的对地产商的不满情绪……
从《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翁宝口中“这是媒体业的‘9·11’”到“这是新闻同业的胜利”，这一案件的转折充满了意料之中的戏剧性。富士康公司最终将起诉对象由两位个人转向《第一财经日报》，索赔金额降为1元钱，它收敛起最初的咄咄逼人的傲慢，表明自己正是出于对新闻公正性的要求，完全忘记了最初3000万的索赔中蕴含了多么强大的暴力逻辑。
按照现代社会的兴奋与遗忘的速度，可以预料，人们将很快对这一事件失去兴趣。但是，我们尚不清楚，我们该如何安抚社会中酝酿的那种不安、容易暴躁的情绪，该如何减少那种不加掩饰的强权逻辑的傲慢，看起来，它们仍都缺乏对应的制约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争吵中，最初的被报道者、被同情者，工厂中那些被过度辛劳的劳动者们，却可能再度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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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记（1）
黄广宇坐在我对面，穿着短袖格子衬衫，神情看起来过份平静。我们有整整6年没见了，在大学时代的204宿舍里，他以如雷的鼾声著称。坐在他旁边的是管沣，8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在北大28楼那个阴暗的拐角处，他对我说，他要成为斯蒂夫·乔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荡不羁。
一开始，我们在牛车水的大排档里吃咖哩牛肉和夫妻肺片，喝虎牌啤酒。不远处是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记录了19世纪以来，中国人移居新加坡的历史。牛车水的马来名字叫“Kreta Ayer”，意思是“水车”，最初的居住者马来人每天用牛车在安祥山附近有一口井载水。1828年，新加坡的奠基人莱佛士将牛车水划为华人居住区，像大多数南洋的华人定居地一样，广东人与福建人是其中主宰。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牛车水街边的木屐匠、薄饼皮制造者、神像雕刻师、写信佬，这些传统的职业都已消失。除去博物馆里陈列的旧黑白照片，码头上苦力与记账员的雕像，我们的确难以找到昔日新加坡的风貌，那个由英国人、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构成的渔村式的小地方，如今被玻璃幕墙、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所建构与包围，金融家们躲藏在屏幕后面操作资金的流向。在过去的30年中，它一直在和香港争夺“亚洲之都”的称号。
“中国企业为何难以成为世界级的品牌？”6年未见之后，我们最初讨论的谈话竟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黄广宇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的一名年轻程序员。而管沣则是一名看起来已经饱经风霜的创业者，他在2000年的dot…风潮没有彻底落幕前，进入了IT业，正在开发3D产品，3年前，他从北京搬到了这里，在一套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的住宅里，吃饭、睡觉、编程序，一心要打开东南亚市场。
没有想到，新加坡成为同班同学最多的聚集地，95级微电子专业的22名同学，5名在新加坡在学习与工作过，剩下的几位仍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则在上海。
我们谈话的地点从牛车水，转移到了新加坡河旁的露天酒吧，河对岸正是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落脚点，此地充满了莱佛士的遗迹，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酒店、学校……殖民的色彩消退，却从未消失。
1819年开港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曾是东方与西方交汇之地，都曾期待自己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它们各自的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像是你追我赶的赛跑游戏，结局充满了意外的戏剧性。
它们喜欢用“双城记”来形容彼此关系。上海与香港所构成的是沿海中国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前，是中国新观念、新风尚、商业利润的中心。而1950年代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则是另一个“双城记”，两个亚洲的殖民城市，身处强大邻居影响的焦虑之中，资源匮乏，却在短暂的30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的城市。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学的讲演中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10年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学习新加坡经验，而香港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资金与观念的来源。
一觉醒来的上海，却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了，她曾经夸耀自己是远东的巴黎与纽约，从东京到马尼拉到雅加达都在追寻她的风尚，但现在，却想知道香港流行什么。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0万人口的新加坡却是10亿人的中国的摹仿对象——创造经济增长，并保持封闭政治与社会稳定。
“中国没有世界级的品牌”的讨论似乎轻易地就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牵扯到了一起。中国游客在新加坡的声誉不佳，一年前的《海峡时报》创造了“丑陋的中国游客”一词，因为经济奇迹而涌来的中国游客的一些习惯令本地人难以忍受，他们随地吐痰、在公共场合嗓门大、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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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记（2）
于是，我们三个在新加坡河旁的话题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的年轻知识分子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上：中国人如何变得更富组织性，如何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作为单独的个人，中国人可以成为杰出人物，夸耀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但中国人却很少能够缔造具有扩张性和生命力的组织，商业公司不过是诸多组织形态中的一种。
新加坡是一个好的榜样吗？19世纪的那些为了躲避清帝国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动荡的福建与广东人逃到此地，他们的后代构成了今日新加坡人的主体，创造了今日的经济奇迹，李光耀正是客家人的后代。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干净、有秩序的城市之一，夜晚从机场到市区，在柔和的光线下，新加坡像是个漂亮的盆景。但谁都知道，新加坡人进行了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直到几年前，在这里买一包口香糖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权利与它的物质成就不相匹配，李光耀甚至说，如果这世上有保姆国家，我们很高兴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繁荣岁月里，香港也是如此，权力交给英国人，华人专心赚取利润。
前往新加坡之前，我正在上海。这座一心要寻回昔日的荣耀的城市最热门的话题是“好男儿”的评选和一桩牵扯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上海既缺乏新加坡的高效、清廉的行政力量，又没有香港商业环境中的自由竞争的能量。今天的中国人，在进行着那场浮士德式的交易，他们经常抱怨的是，即使他们已经接受这笔交易，却仍没有一个稳定环境来安心完成这笔交易，不断有人赤裸裸地窃取他们的成果。“没有权力和关系，生意实在太难做了”，管沣抱怨说。他在国内的创业故事没有成为纳斯达克的中国概念股，他越来越不相信斯蒂夫·乔布斯式的传奇会发生在中国。他喜欢新加坡，即使这里生活沉闷、充满规矩与禁忌，但是，他觉得这里安全，一切可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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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澳门！（1）
在香港的港澳码头买上一张171港元的船票，乘坐“喷射飞航”的快船，一个小时后，澳门到了。我的座位不临窗，看不到岸边的信德中心。那两幢双子塔式的方型大厦，被红色钢条在顶部、中间以及底部加以分隔。那醒目的红色，是前往澳门的游客们第一个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整个维多利亚港被笼罩在难得的诗意里，信德中心的红色镶边，像是超现实画家的一笔。
“喷射飞航”是澳门日益繁荣的表征之一，人群正源源不断地涌来。老香港人会回忆起，坐着小船、吹着南中国海的海风，花上6个小时，从香港摇摇晃晃到澳门的景象，而现在，只需要坐在封闭的船舱里看上一小时娱乐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门像是香港人的后花园，如果厌倦了中环那种令人过份紧张的竞争空气，铜锣湾那种令人窒息的拥挤，或不满于跑马场不够刺激的赌博形态，澳门都是个绝佳的选择。澳门的节奏缓慢，消费低廉，而且充满着赤裸裸的感官刺激，除去赌场，香港的《苹果日报》还刊登着澳门应召女郎的信息，她们的照片、昵称、三围、价目表一应俱全。
在一些危机时刻，澳门也是香港人的避风港。被视作赌王的何鸿燊，在日本人1941—1945年占据香港期间，躲避到了澳门，并在此开始了自己的冒险生涯。而在香港1967年陷入骚乱时，澳门又成为一大批香港富人的避风港。
澳门始终生活在香港的阴影之中，尽管澳门的殖民历史漫长得多，但在香港成为亚洲之都的70年代，澳门仍像是个现代世界的城镇。1999年澳门回归所激起的反应，远比两年前香港的盛大的典礼低调得多。它们似乎也是两种不同的殖民方式的产物，香港是盎格鲁·萨克森式的资本主义的延伸，除去掠夺之外，它还意味法治与秩序的建立，而澳门则是葡萄牙、西班牙所代表的模式，在一度占据了新世界辽阔的疆域之后，却没有延续的基础，宗教特性也更为浓厚。
从澳门码头上岸，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一种放纵的气味就扑面而来。排着长队的人群，有次序地登上免费的巴士，城市里到处是这种穿梭巴士，带你去指定的赌场与酒店。空地上还到处是发放小广告的人，新开办的脱衣舞秀，赤裸大腿的姑娘成群地站在印刷品上。
我们前往的葡京赌场是澳门昔日光荣岁月的象征，他的主人何鸿燊已经83岁，也是亚洲最富有、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信德中心，刚才乘坐的全天服务、一小时一班的“喷射飞航”，还有澳门的一些码头、银行、地产，都属于他的资产行业。在刚才乘坐的“喷射飞航”上，我还看到他的女儿何超琼签名的管理条理，在香港这座盛产豪门恩怨、金钱与流言的城市里，何超琼是各种争议的中心人物之一。何鸿燊也是澳门赌业的垄断者，作为他的赌业王国的旗帜性机构，葡京赌场被设计成一个鸟笼的模样，所有人都相信这种风水格局，象征金钱有入而无出。
从进入“鸟笼”的第一步，我就觉得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环境。大理石的地面、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