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入“鸟笼”的第一步，我就觉得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环境。大理石的地面、粗大的柱子、玻璃展柜里的玉器与金银，除去不使用人民币，一切像是我所习惯的酒店的翻版。
为我拿行李的小伙子，身材瘦弱，讲一口略微变味的普通话，他来自河南，在此工作4年了，是专门招募来为日渐增加的大陆游客而服务的。更重要的是客人脸上的表情，大多数像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街头总可以看到的那种在KTV里烟酒过度、睡眠不足的不洁感，同时那里面夹有某种权力或金钱所带来的自得与傲慢。
大陆的游客正取代昔日的日本、东南亚赌客，成为赌场主要的生意来源。“5年前，这里人山人海”，我的朋友对我说。葡京赌场的衰落是显著的，酒店的装修总给人一种陈旧感，一桩丑闻也将它的声誉推向了不利地位。
一位被称作“猫姐”的葡京娱乐场贵宾厅主持人周若红和其丈夫林宝生2006年8月18日在珠海被杀，这桩轰动一时的案件的结局却是，这一对夫妇为躲避欠下的巨额债务，自己雇用了杀手来杀死自己，期待巨债可以一笔勾销，家人未来的生活也不受影响。
澳门！澳门！（2）
当然，对于前来澳门寻求刺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报纸上的又一则八卦消息，葡京赌场的人庭冷落，是因为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迈出葡京的大门，对面的永利赌场是另一幅景象。
它像是把拉斯维加斯的典型场面从沙漠平移到此。白色的外墙，深黑色套装的管理人员，陈列着路易·威登、Prada的玻璃橱窗，木制百叶窗，露天的意大利餐厅，当然，门前的音乐喷水池也具有风水的价值——它聚集财气不散。
夜晚11点的永利赌场人潮涌动，仿佛是周日上午的购物中心——一切才刚刚开始。横在葡京与永利之间那条正在施工的马路，似乎是新旧两个世界的分隔。
澳门赌业的争夺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是全球商业新闻中不可忽视的故事。比起斯蒂夫·韦恩开办的永利，另一位美国人谢尔登·阿德尔森开办的金沙赌场才是全城的焦点。81岁的阿德尔森估计5年之后，澳门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赌博和娱乐圣地。
在这块狭小的空间里，拥挤着形形色色的赌场，它们有着宏伟的名字——法老王宫赌场、英皇赌场、总统赌场，巨大的霓虹灯闪烁，上面是筹码、牌九、扑克牌的形状……
支持阿德尔森和他的竞争对手的雄心壮志的是中国人对赌博的巨大热忱。拥挤在永利和金沙赌场里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业余的赌客。在永利赌场的那一排排老虎机旁，坐在我身边的那位50岁左右的女士热情地教我游戏操作，她是一个中老年旅行团中的一员，来自福建。
在一张二十一点的赌桌旁，我看到了一张冷峻的脸，嘴唇因为过度专注而明显向前突出。我还听到了时不时传来的喧哗。在赌场旁的酒廊里，那位服务姑娘一开始努力用东北口音的英语和我讲话，但随即释然地转回了普通话。
到处是一个崛起中国的痕迹。一位经常来此的朋友告诉我，十几年前这里讲广东话的人多，然后是讲东北话的，最近几年，来自山西客人又增加了——全拜煤炭价格的飙升。我的这位朋友见多识广，可以分辨出在赌客中，哪些是政府官员，甚至可以大致辨别出他们的级别。在中国的腐败案例中，有的官员东窗事发正是在澳门豪赌所致。
在整个华人世界，澳门是惟一合法赌博之地；就像在很长的时间里，香港是中国人惟一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摆脱了他们对金钱的经常的虚伪态度。这两个曾经不为人注意的中国边陲之地，变成了中国人行为的实验场——倘若中国人摆脱了政治与传统文化的束缚，他的行为举止将会怎样？
凌晨一点，我离开赌场区，钻进了澳门的老城区，那个由狭窄街道、地中海风格的老建筑构成的安静的世界。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前，几个年轻姑娘正坐在那里低声打电话，几个青年坐在石阶上漫谈，旁边一座五层楼房的某一层，传来轻微的麻将声。有点发红的黄色路灯光，使得向下延伸的几条小巷，有一种静谧的诗意。抬头看去，正是利玛窦中学，当年那个长居在澳门一心想去北京传播信念的传教士正是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的开端。澳门的教堂像赌场一样多，这真是个奇妙的组合，或许在赌场觉得不安时，教堂是个不错的忏悔之地。
不过，这已是另一个澳门故事，蜂拥至此的中国游客对此不感兴趣。新加坡正在修建的新赌场，越南的赌场，甚至韩国也在准备修建，像如今的澳门一样，它们期待的顾客都来自那个日渐繁荣的中国。或许全世界都热爱赌博，但是中国人的赌博心理和别人多少有些不同。尽管人人都会说“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但是可能没人比中国人更了解其中的含意。只有一个饱经压抑与对投机充满着无限热忱的民族，才会如此迷恋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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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胜利（1）
在光明桥旁的广告牌上，我看到了李宇春和新专辑《皇后与梦想》。她那张男孩子般干脆的脸，染成了黄色的、一缕缕的日本卡通人物式的头发，已是这个国家的标志之一。“全世界都认识她”，那位一心要装扮东方女性的著名人物靳羽西曾以她标志性的腔调脱口而出。她是《时代》的“亚洲英雄”，是与伦敦市市长共同点亮了“2006伦敦中国年”活动的灯笼的中国代表。
一年前，在零星看过的几场“超级女生”的比赛中，李宇春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在接下来的对她铺天盖地的采访中，新闻媒体努力呈现一个简单、可爱、平民又富有个性的健康女孩形象，他们做到了，观众也喜欢这个形象，毕竟这是他们用几千万条短信，4亿人次的收视效果堆积出来的。
围绕着“‘超级女生’是否意味着某种民主形态”的愚蠢争论已经硝烟散去，如果一人一条短信就是民主，那么这种民主只是一种新的暴政的前奏。在这一年的“超级女生”，和它一个接一个衍生物，如《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非常6＋1》，这种活动的本质已不断地强化性地展露出来——与节目制作人和参与者喜欢标榜的“有创意”、“充满个性”、“付出努力”的概念恰恰相反，我们是一个热衷于模仿、情感单调、喜欢投机的社会。
看起来这一届的“超级女生”的大部分候选人都是李宇春形象的翻版；那些不遗余力在镜头面前展露个性的年轻人逃不出来自港台、韩国明星的腔调与打扮；宣称自己代表《梦想中国》的制作人，给人印象却是，似乎在他心目中一代青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卡拉OK高手，或是一名可以在上亿观众前插科打诨的人……
李宇春对于社会的鼓舞情绪，与其说是她代表的那种单纯与健康，不如说是她展示了社会真正的情绪——你不需要刻意塑造自己，没有漫长的等待、艰辛的付出、持续不断的挫折，只等待一股潮流将你推到中心，那个邻家女孩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皇后了吗？那些80年代才出生、轻松卖出上百万册的年轻作家，获取几百万美元风险投资的20岁出头的毕业生，他们和各种选秀的冠军一样，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不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世上拥有某种唾手可得的成功。没人谈论他们的艺术天赋、写作才华、商业能力，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年龄、唱片销量、资金额度，和他们满脸自得、假装叛逆的姿态。
站在舞台中央、等待被人品评的选秀者，和坐在澳门永利赌场的赌桌旁那个专注的中年男子，有什么类似之处吗？
最初，他们看起来都像是无伤大雅的娱乐，能够释放某种压抑。中国人长期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自我展现的空间与机会，在赌桌上的一瞬间，你获得了某种平等与自由，即使在儒家秩序仍顽固的时代，“赌场无父子”的说法都会给予参与者以豁免权。同样的，我毫不怀疑那些舞台中央的年轻人喜欢那种自由感，在展现自我的名义下，甚至才能的缺陷都可以被容忍。更进一步说，他们也都像是对命运的某种反抗，一夜成名与一赌暴富都可能永久地改变你的生命轨迹。
但是如果再深一层地思考，你会发现那种娱乐方式背后，都是我们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投机欲望、赌博心态的展现。我们不信任那些长远的东西，也不信任自身努力的价值，我们喜欢迅速地见效和别人眼中给予的肯定。
那种“勇敢”地站在舞台上或是轮盘赌前的人，更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放弃，你无力依靠自身、也不准备依靠自身，而是把未来交给那个旋转的轮盘，或是那几位评委、几百万观众的眼光。他们或许都获得了某种满足：站在镁光灯下的15分钟名人，和把口袋里的钱输光之前对命运的虚假的把握感。
当然，投机是人类的共同天性，没人不期待寻找捷径。世界各地都有AmericanIdol节目的翻版，而坐在拉斯维加斯的赌桌前的有各种颜色的面孔。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只有在很少的社会，投机心理才如此彻底地渗透入日常生活。从乡村里的斗鸡、家家户户的麻将声，到在政治、商业领域的“博一把”的习惯，再到浏览30个电视台，可能其中18个都在选秀的现状……中国社会的确充满了对于短期利益的过度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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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胜利（2）
塑造这种集体性的投机心理的因素是复杂的。最近的300年，中国是一个资源紧张感不断加剧的匮乏社会，人们的选择太少，人们期待投机能够改变命运，我记得那句精辟而刻薄的说法：“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对于西方人来说，赌博和娱乐与概率有关，而对中国人来说，赌博是一场与命运的战争。”它也与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相关，不断出现的农民战争，或过份强大的官僚体制有关，所有的人财产、自由、地位、尊严都是不稳固的，它们既不可能传递，更可能随时被剥夺；也与中国文化特质中过份的现实性相关，人们不相信独自追求的目标具有意义，他必须要得到他人的迅速认可……
过份的投机热情可能造就一个短期繁荣的畸形社会，却不可能造就一个长期繁荣的健康社会。执著于“15分钟名人”效应的选秀、少年明星作家与明星创业者的社会，也注定无法孕育杰出的音乐家，也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家和企业家，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激烈却低水准的竞争中。当然，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些，“15分钟名人”之后，谁在乎未来会怎样？
被夸大的神话（1）
先是一家盗版CD、DVD的，接着是卖眼镜的，然后是挂满的皮包和女孩子喜欢的小饰品的……这些摊位就拥有统一的宽度，大约3米，然而长度则略有不同，最短的不过米，长的是4米。一排排的摊位就这样一直延伸着，两排摊位间隔出了不到两米的走廊，我在其中不断和其他顾客挤到了一处。
两三个女孩子或站或坐在这些堆满商品的几平方米中，等待别人的询价和讨价还价。她们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拥有一张你一看可知的“东南亚面孔”，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英语，和完全不懂的菲律宾话。在那个卖药品的小摊位里，我碰到了一个皮肤白皙的中国姑娘，她来自四川，半年前来到这里，因为她的一个同乡开设了这个摊位。
“一路发商场”五个红色隶书的大字，压在蓝色的背景下，一旁是菲律宾本地的连锁快餐店Jollibee的广告，她在这座由数不清的小摊位的构成的三层建筑中开张了一家新店。
“一路发”是阿拉伯字母168的中文谐音，带有中国人喜欢的吉利色彩，没有宗教，中国却在房屋的位置、屋内东西的摆设、随机的数字中寻找到命运的寄托。“如果你想了解新移民”，《菲律宾星报》的专栏作家李天荣对我说，“那去看看一路发”。李天荣用英语写作，讲起中文来语速更快，他总是笑容满面，在你作出一个判断之前，他已经重复好几次“好，好，好”。他采访过菲律宾所有的重要人物，为《福布斯》分析菲律宾的富豪的财产，他是本地的第六代华人，像本地的200万华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的故乡是福建。
当时，我们坐在文华酒店的咖啡厅里探讨新一代华人移民的特性，这一代移民是在1980年代以后，中国再度打开国门之后来到此地的。“他们比我们工作更拼命，也更无所顾及”，李天荣说新一代移民们，可能5年前仍只是经营着一个小摊位，而现在则拥有几处地产。
一路发像是遍布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商品批发市场的翻版，除去那些面孔黝黑的菲律宾女孩子，据说她们背后的很多老板都是这些中国移民。他们将中国过剩的生产力制造出的廉价商品运到此地，以低价格出售，他们大多很勇敢，或许一句英文与菲律宾语都不会说，凭借一个计算器却走遍菲律宾的大小市场。
穿过帕西格河，河岸这一边的西班牙建筑、大片空旷的草地消失了，我们到了马尼拉的中国城。三轮自行车，成群结队的被涂上各种涂鸦的小型巴士“吉布尼”，人流都拥挤到一起，建筑破旧，噪音与音乐充满到每一个角落，那些商场门口大声放着节奏感十足的本地流行音乐，而挂在电线杆的喇叭里，则是福音歌，做生意和教堂里的祷告声混杂在一起，脚下流淌着污水。在一瞬间，我就置身于热气腾腾的生活中，那种人们想像中的亚洲的崛起时所蕴含的活力，“一路发”正成为超过两百年历史的中国城的新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强大的轻工业生产能力的表现，其中也充斥着每一个中国人习惯的假货。
在看到一路发商场之前，我们一直试图联系菲律宾最富有的人物，在我们的名单上是陈永栽、施至成、郑少坚等。我对他们所知甚少，根据媒体上的不连贯的报道，我印象中菲律宾的经济是由华人主导的，2％的华人占据了这个国家40％甚至更多的财产。这似乎是东南亚的普遍状况，在很多时刻，我分不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是泰国那些商业巨子的差异，他们大多是华人，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生意的范围广泛，大多为垄断产业，与所在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公司的结构极不透明……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赞叹，华人似乎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商业能力，世界范围内，只有犹太人堪与作比。
“他们的成就被夸大了”，吴文焕的评论令我略感意外。此刻，我们坐在马尼拉的旧城区里的菲华历史博物馆的会议室里。吴文焕今年57岁了，有一张没有明显特征的南方人的脸，他的普通话带有闽南口音。1954年，他从福建晋江前往香港，1960年，再由香港来到马尼拉，他的父亲已在这里扎根了。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历史就是这样，年轻时离开家乡，然后回到家乡娶妻生子，再离开，等到儿女长大后，再将他们接过来。或是一个同乡拉上另一个同乡。在吴文焕离开晋江时，这种移民模式在福建与广东省已持续了几百年，这些省份地处帝国的边缘，缺乏耕种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他们前往海外寻求生存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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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夸大的神话（2）
马尼拉是这些移民最早的选择地之一。早在10世纪时，中国与菲律宾就有了贸易往来，到了16世纪时，马尼拉已在全球贸易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