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
对岸的浦东则是另一个上海形象——一座由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巨大荧光屏构建的21世纪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上海人发现荣耀已经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模仿者香港都已遥遥领先，将江岸对面的那片农田开发成金融区是上海重塑信心的举措之一。
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我对北京充满温情，是因为在年少时代，骑着单车不知疲倦地穿过海淀区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样迷惘的少年一边长时间地漫步，一边不知所云地争论。但是上海，总是从机场到酒店，在出租车上看着南京路与淮海路逐渐远去。只有一个下午，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穿过了弄堂、糕点铺、中学、邮局，在苏州河与汇入黄埔江之前分手，当时夕阳正斜射过来。
那个迷人的下午似乎是在外滩终止的，我走进黄埔公园，那里充满着花岗岩带来的坚硬气息，在三根指向天空的巨大石碑的底座上，刻着官方版本的上海叙事，小刀会的农民起义被视作这座城市的开端，其后是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所作的一次次斗争——上海如何摆脱它殖民城市的命运的艰苦努力，这座曾经悬挂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屈辱告示的公园，现在是人民的公园了，也成为了外地人来此游览的必经之地。
历史充满了讥讽。灰色的洋楼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傍晚的风中飘舞，在获得了独立的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人却如此怀念十里洋场与百乐门的岁月，甚至日本占领时期的租界都因为张爱玲的小说而散发出不可抵制的魅力。
我对上海总是充满了偏见，相信它拥有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势利，崇拜金钱，价值观单调，它的头脑仍是殖民地式的，对于更强大的外来者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取悦姿态，而对于弱小者则尽是冷漠与傲慢。我不喜欢高级餐厅里习惯先说英文的服务员，不喜欢市民们对于外国货的迷信，对于上海姑娘们过份热衷于寻找西方男朋友感到不解，在灯火酒绿的外滩的天桥上是乞讨的老人与小孩，在10分钟内，我没看到过一位行人愿意给出一毛钱。
我记得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1950年代这样形容上海：“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对外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限制，脱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监督，每个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无意义的东西……对中国人而言，上海同样没有限制。那些选择这种新生活的人……选择了割断同传统中国联系的做法，并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约束。”
这个上海沉睡了40年，苏醒过来，并因新力量的到来带上了新的色彩。尽管夸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业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却无处不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桩本地政府的丑闻暴露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与相互利用是多么地显著。这座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电视网络、报纸、杂志是用来传播时尚、消费、衣着、流行话语的所用的，它们热衷于评选女性化的美男子，举办浮华却空洞的“风尚大典”，夜色下的黄埔江行驶的是架着巨大广告牌的游船，它和两岸的各种闪耀着的霓虹灯光的商标牌一样，既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自认的骄傲，也刺激着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游戏——这座城市总是需要这样的强心剂，更昂贵的房价，更多的消费品，和类似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浩大行为。
空洞的华丽（2）
在那个下午，我突然感觉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与上海在气质上是如此的相配。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广告语大全，“Dos资本主义”、“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全球化”，他迷恋于简化世界，用一种浅薄物质需求来取代人类内心深刻对生活意义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它承继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那种包含着罪恶、动荡、阴谋、暴力的冒险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不过是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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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革新（1）
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精准；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
——乔治·奥威尔
我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幽默感。一年前，我读到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时，迅速陷入一种令人晕旋的折服感。在短短的200页内，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印度的那种在历史的泥淖里不知如何进入新世界的感受，尖利的批评，隐藏在感伤优雅的叙述里，我一心渴望说出他那样的警句：“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于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规，它为我勾勒出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每一个作家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腔调，就像画家寻找色彩，或是音乐家寻求旋律一样。我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腔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是，在几次尝试之后，我的那种刻意的从容不迫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了粗暴和刻薄。
我生活的国家，有太多令人不尽人意的东西。像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仅仅为了维持一份体面的日常生活，大多数人的精力与时间就被消耗殆尽。因为一份长久的专制遗产和文化束缚，我们的国民性格中也保留了令人不悦的一面。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是叠缩的历史，你可以轻易地在其中找出前现代的痕迹与后现代的碎片，这些拼贴在一起的碎片所造成的刺眼、刺耳的不和谐随处可见，泛起的沉渣经常和新的时尚联系在一起，那种本质上的单调是以人们颂扬的多元化出现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作家既容易丧失立场，奋不顾身地加入某种狂欢之中，他掌握了符号工具，可以为语言泡沫增加新的色彩，为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赋予合法性，借此获取他所需要的社会承认；他也可能变得愤世嫉俗，他可以轻易地寻找到各种批评的目标，并为自己声音的无力感而愤愤不平。
中国社会是如此复杂，我给不出系统化的分析，当然也不相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重要性，政治人物会说政治决策是核心，企业家会说是商业行为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一个知识分子会说，还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重要的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的声音会更响亮或更微弱。但是，社会的进步必须借助不同力量在各自方向上共同的努力，社会的不安与躁动，不是来自落后，而是缘自不同力量间的失衡，缘自我们以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如此复杂的社会。
语言是一个作家面对世界的主要工具，我怀疑我的写作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极端情绪，多少与我整个少年时代的语言教育相关。因为所有的课目都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它的价值观是被明确界定不容质疑的，所以，那些可能揭示真相的细节、逻辑感经常被忽略，我们可以使用的词汇是如此之少，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我们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我们总是用“母亲”。这种语言方式，要么和一种冷冰冰的缺乏感情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要么和一种空洞的情感夸张地联系在一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是前一种，而《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则是后一种，他们在每一个庆祝仪式上的煽情作风，经常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当我们都开始觉得这种语言的单调性时，一种新的语言革新在1990年代开始了。这种语言形态的基调是嘲讽、玩世不恭，人们似乎突然寻找到一个有力武器，拼命解构一切昔日的“严肃”与“不容质疑”，流传在餐桌上的、手机短信上的那些短语与笑话从另一个侧面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但嘲讽与解构，令人愉快，却难以维继，因为被解构对象早已奄奄一息，而且解构造出一个单调的对象，并不能创造出丰富的色彩，反而衍生出一种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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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革新（2）
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今天的状态，翻开当日的报纸，打开最受欢迎的互联网门户网站，陈旧口号式的表达仍四处蔓延，既有“广电总局：法制报道严防追求刺激和娱乐化倾向”，“马英九称若遭起诉将请辞###心情大好”这样的标题，也有“何洁：学会感恩，我活着回来了”、“怎样把自己打造成一款经典女人”这样的所谓新型表达。它们令人想起普利策、赫斯特的黄色报业时代，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
不停的批评，不是对抗这种倾向的真正有效手段。我为自己失去幽默感而不安，是因为愤世嫉俗的批判，在本质和我所批判的对象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一种单调思维、单调语言的受害者。这两者都在纵容自己的某种情感或偏见过度膨胀，而不理会社会的真相。
几天前，我读到马斯洛的那个精彩比喻，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说，如果说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的地下室——在他兴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研究病人、失常的人、病态和恶习，那么他就期待研究人类的阁楼——“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抱负或者可以达到的心理高度”。我想，在很多时刻，我过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地下室，却忘记了还有阁楼的存在，那个一心要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付出的一代代中国人。不能假装一直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来为自己智力上懒惰、情感上缺乏细微的感受力而辩护，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已经不停地看到知识分子以强调批评性的面目示人而陷入了自我沉溺的境地。
还是让这一切从语言的改进开始吧。端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是必需的，当批评什么时，不是笼统地下一个结论，而是给出更明确的例证、更细节的描述。也不是那种总是自以为是的严肃，幽默感不是缺乏价值判断，而是对世界的复杂性的一种更深入的理解。
石硖尾的大火（1）
走出地铁时，正下着小雨。11月，香港最好的季节开始了，骇人的炎热与潮湿已经退去。生活在热带的人都会赞同李光耀的判断，这位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相信，过去一千年中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既不是蒸汽机也不是火车，而是空调，如果不是这项发明，广阔地区的人们仍在炎热中昏昏欲睡以度日。今年夏天，似乎整个香港都在争论大厦里空调的温度应该设定为几度，一些人抱怨在商场里被冻得要命。
“这是中环的温度”，我记得本地电视台一位脱口秀主持人的精确判断。明显偏低的空调气温，为那些穿西装的商业人士所设，那些短短的头发用发胶竖起来、偏瘦的身材被包进合体的黑西装、讲流利英语的年轻人，是中环街头的景观之一，他们精巧、温和与灵活，似乎象征了香港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尽管它不占据任何资源，却拥有一种服务各种行业的专业技能，并在各种合作者面前都应付自如。对于温度的控制从来都是香港的特权，在空调发明之前，只有欧洲人可以住在更为阴凉的半山区，而现在，大厦里的气温是专为银行家、律师这些职业人士而设的。
石硖尾站是1979年10月1日开通的，从观塘到这里，是香港地铁的第一段。那是香港当年的盛事之一，港督麦理浩参加了剪彩，任期为1971—1982年的麦理浩是香港历史上身材最高、任期最长的港督，他也经常被公认为是将香港从一个殖民地城市转变为独立的city…state的领导人。直到今年，在为了纪念其亚洲版诞生60周年，《时代》仍将他视作改变了亚洲历史的英雄之一。
地铁通到石硖尾的场景，令人雀跃。电车标志着20世纪初的香港，那个殖民地气息仍然强烈的时代，而地铁是那个急速到来的新世界的表征，1979年的香港既为自己取得的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富裕程度而自豪，又为它未来是属于英国还是归还中国的命运而忧虑，像香港昔日一样——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不要对抗新时代的到来，而要在新时代带来的新机会中，依旧占据领先。
在小雨里走两分钟，我就看到了两幢已经停用的徙置大厦，它们都是7层高的楼房，一层一层像火柴盒一样叠加上上去，一排排水管道从顶层一直通到一层，使得大楼像是有很多个H组成。每层由若干间12平米的房间，共用的卫生间，厨房则是走廊里一个接一个的火炉组成。这样的楼房在石硖尾有29栋，如今它们都被铁丝网所围，红色墙身已经斑驳不堪，“此屋已被房屋署收回，不得擅自入内”告示贴在每一扇门上。
石硖尾不是我熟悉的那个香港，不是那个由铜锣湾的百货公司、中环的金融中心、旺角与尖沙嘴的重庆大厦构成的香港。星期六下午的石硖尾安静得甚至富有诗意，我坐在一家叫金沙的茶餐厅里，喝冻奶茶，吃牛楠蔬菜饭，斜对面是即将被拆卸的H型的旧楼。已经讲得一口标准的广东话的四川服务生，不知道那些楼房的来由，她是新一代移民，在她进入香港时，这已是中国人最向往的城市了，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代中国人来说，香港几乎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标签，香港的明星时尚、香港电影与音乐都令人着迷，餐馆喜欢标榜自己是港式风味，一些城市甚至将自己那些繁华又有点“堕落”的区域称作小香港。
但是，对面那些H型的楼房，是更为真实的香港故事。因为一场大火，石硖尾成为香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地区。那是1953年12月24日晚上（香港的历史与圣诞节总是紧密，1941年日本人开始攻击香港也是那年的圣诞夜）。那时，香港正被源源不断的难民所困，1945年香港摆脱日本统治时有60万人口，1950年则超过了200万，这个数字在1960年时，达到将近300万。
像之前的100年一样，香港的人口与中国的局势紧张程度密切相联。当国内的政治动荡加剧时，人群开始涌入香港，当局势稳定下来，他们又回到家乡，他们带来了香港的商业繁荣，带来了资金和劳动力，当然也有社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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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硖尾的大火（2）
1953年拥挤在石硖尾的人群，是前往香港寻求安全感的移民中的最底层，他们为了躲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而到此，并对于中国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缺乏了解与足够的信心。此刻的香港正为突然到来的人口压力措手不及，一切都那么匮乏，一位叫周永新的本地历史学家后来说，贫穷是50年代香港的压倒性印象，“一家八口一张床”，拥挤在破木屋里是普遍现象。但此刻，香港政府还没准备面对移民问题，因为它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像从前那样，随着国内的稳定而回迁中国，况且多年的殖民政府作用早已养成了一种冷漠，而这些移民也不知道是否将要回家，香港是否只是个临时落脚点，但是眼看国内的###似乎仍未停止，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三反五反又已开始了。
在1953年12月24日晚上的那场意外的火灾，因为连绵不断的临时木屋而成为一片火海，6个小时后才受控，但已烧毁万间房屋，6万人顿成灾民，灾民照片在短期内成为全球新闻报道的主角，香港的命运因为夹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而备受瞩目。
为了安置灾民，香港政府兴建29栋7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