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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点，中国古来的集市贸易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日午”，二是“井边”。前者是天气要温暖，后者要使得交易者能够随时喝水。等集市逐步发展到乡镇和城市时，“井边”就势必要变成临近“水系”了。等乡镇扩大到一定程度，自身就要具备一定的形状，一旦拥有足够的人群，在众多分散住宅的四周，就要筑城保护自身。城垣一出现就是有形状的。中国古老哲学提倡“天圆地方”，最早周王朝的城垣就是一个匀称的四方形。城垣里的最小单位，是统治者的院子，要有等级不同的住房，以及登高瞭望的堡垒。这两样一结合再扩大，就变成城垣的城墙与城楼。在此后的漫长时期中，城垣的形状都是正方形的。其后的秦朝一变，依照地势起伏建造了连绵几百里的阿房宫。到了唐朝，又恢复了周王朝的正方形。到元代大都建立时，采取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核心处是宫城，外围些是皇城，最外围才是正方形的大都城。东、西、南三面都各开了三个城门，唯独北边只有两个，在北边的正中没有城门。这大约是中国都城成熟的标志：皇帝要面南背北，所以他背后不能开门，恐怕王气因此而泄漏。这更可以打一个比方，《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防止自己死后魏延叛乱，就把一幅密令交给了自己“文臣”方面的继承人姜维。等到后来魏延果然不服将令的时候，大臣杨仪要魏连喊三声“谁敢杀我”，相约等第三声叫过再没动静，杨仪就向魏交权。结果等魏踌躇自得地喊到第三声时，在其身后果然就有人应声：“我敢杀你！”说话者乃汉将马岱，他手起刀落，杀了魏延，完成了诸葛临终前之托付。大概后世帝王从中借鉴，要防止身后有不轨之人埋伏，这或许也是“身后（也即是北方）不能开门（站人）”的深层道理。
试问人类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不妨这样回答：当人群具有了足够数量之后，他们需要获得一种安全感，于是就自己“画地为牢”，用一道城墙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从本质上说，城墙的本质是自我封闭，但城中和城郊的市场，却又与城墙本身相辅相成，市场的本质是开放和搞活。但是，人们有了城墙，就又得设立城门，以供人群的出进。再，一道城门或许还嫌不够坚固，于是又创造出在城门外再设立一道箭楼，并在箭楼与城门之间围绕起两道弧形的瓮城。不仅便于保卫，而且还可以把少量敌人引进来“关门打狗”。这一套城门、箭楼、瓮城本来都是为实用而产生的，后来慢慢“军转民”——北京各个城门在市民生活中派上了不同用场。明人史玄《旧京遗事》有记：“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例加也。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男子囊袱骑驴，例须有课，轮车则计囊袱多少以为算榷。至于菜茄入城，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彼此不须相问，甚可粲也。鸡豚必察，不知何年经始历阶，今遂为司农正赋耳。又长安大城内宰猪，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每猪税二十五文。终朝之入，坊巷闲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垄断之用术不在商而在朝也。”此例沿袭到清朝，这种逢人纳税、遇路留钱的“世相”仍然盛行。清人查嗣瑮曾有诗云：“九门征课一门（按：崇文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至于这些零星盘削的税赋，多少用做了王宫内室的珍馐和胭脂钱，只有那些尽职尽责的税官们清楚了。比如说，处在北京正中心位置的前门，主要用于商业；崇文门连着旧日海关，供商人随时出入；宣武门外是宣南文化的发祥地，赶考之人出入比较多；西直门主要是为皇宫运送西郊的泉水；朝阳门担负从通州运粮食的功能；德胜门是军队出征的经由之地，等军队回归，则就要进安定门了。如此种种，日久天长，实用基础上又增添了审美价值。刘秉忠的贡献还在于，他为元大都设立了城市的中轴线，线的左右基本对称，重要的建筑物也需要左右对称，甚至连朝臣上朝，都要文臣在左而武将在右。这种种的设定，其背后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以及自周之后历朝建设都城形成的规矩。
放眼水系与城垣（3）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水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元大都之前的金中都，位置在现北京城的西南，中都的中心位于今广安门西南。当时为中都提供水源的，是北京西南方的西湖，面积很小，水源有限。后来蒙古军队统帅忽必烈南下攻打金兵，就建筑了范围更大的元大都，水源则也改变，从西北方向上引入白浮泉、瓮山泊的丰富水源。但天公并不作美，地势上也为引入设置了巨大困难。水流从来就由高向低的，要想让北京西北郊的水源经过一个马鞍形的谷地进入北京，猛然一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采取如同今天三峡那样的船闸的办法，让水一段段地被逼高，等最后达到了足够的高度，再横向流淌到另一个可供正常流淌的高地。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科学理论，但郭守敬却通过实践做到了。他应该是今天工程院中那类特别能实践的高人。还有，特别应该琢磨的是，这位郭守敬除了是水利专家之外，他同时还是天文学家。我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城市中，看到了郭守敬在天文方面的创造。他在平地上建造了一道倾斜的墙壁，呈45度角向着天空，这斜面总有一百米吧。在斜面的尽头设置了一个仪器，在斜面的起点也有一个仪器。测算天文的人，就站在起点向着终端望去，望向那遥远的太空。而望的时间是有限定的：需要在特定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时某分，从这个角度才能望到他所需要看到的东西。我久久无言，这真让人叹为观止！他郭守敬能成就其水利一项就已经很可观了，还怎么能够成为如此的多面手呢？难怪今天在北京什刹海的北岸专门为郭修建了一个纪念馆，这实在是很应该的。
元代最初的大都是正方形的，等到明代的嘉靖皇帝时，由于时时感到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就决定在北京的四面再修一道外城，如同“回”字的形状。嘉靖年间，著名谏臣海瑞执意上言《治安疏》，列陈嘉靖“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的误用之举，由此引得龙颜盛怒，海瑞被打进了大狱，差点儿丢了性命。文中提到的“修真”，就是兴建道观的意思。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今天的景山西街，竣工了著名的道教神殿——大高玄殿。此殿新中国成立初尚存，1956年因道路施工被拆除。2004年，在原大高玄殿门前的筒子河北岸，重建了南牌楼，并将牌楼上那块“乾元资始”的石匾重新挂起——这块石匾曾流落至月坛公园，成为了树林中一个石桌的桌面（照片）——多少保留下些嘉靖年间“一意修真”后的“罪证”。这完全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但问题也出在从哪个方向上“起笔”。既然北方吃紧，自然应该从北边“起笔”。但这个常识问题，却让皇帝大伤脑筋。他最后决定从北京的南部修起，结果只修了小半个城郭，国库就空虚了。试问那些修城的钱哪里去了？被皇帝挪用去修道观了。大臣们对此均不敢言。原来正方形都城遵循着“前朝后市”的格局，现在由于城市变成“凸”字形，这个格局也就被打破了。老百姓把市场开辟在外城的中部（前门以南），这里成为整个都城最活跃的地区。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商业的发展，而不再像唐王朝时的两个商业区（东市与西市）那样，必须躲藏在皇宫的背后，每天按照一定的时间才能开放。从这一点说，嘉靖这个皇帝在昏庸中却给历史办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还有一点，也是今天不敢想象的：最早的北京城内有不少的水面，最突出的就是三海（北、中、南）相连。但这些水面都被包围在皇宫范围之内，唯独余下来一片颇具野趣的什刹海，则成为属于老百姓的人文绿水。再，在街道名称上，我们也时常看到有“水”的痕迹，叫“三里河”的街道北京有三四条之多。红楼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非常热爱北大门前的那条被称做“北河沿”的河，他和学校的同学都亲切称之为“北大河”，但同时又搞不懂北京起地名的依据，他曾表达出这样的惶惑：“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就河沿说，三院面前叫北河沿，对岸却叫做东河沿。东与北相对，不知是何种逻辑。到一过东安门桥，就不分此岸彼岸，一律叫南河沿；剩下的一个西河沿，却丢在远远的前门外。这又不知是何种逻辑。”这话他说了有七八十年了，我也没看到研究北京街道的专家给予答复。
城墙是能够带出“文化”来的。从最小的地方说，在我的幼年，就看见街头小孩子在雨后泥水中玩耍，就水和泥，但最后堆出了城墙与城楼！这一点，任何外地的孩子都是玩不出来的。等我稍稍长大，北京有一种最小的小贩到处贩卖一种酸枣面，跟黄土似的，吃一口吐半口，牙碜！但留在嘴里的余香够回味老半天的。它之所以能够流行，跟它价钱的便宜大有关系，三五分钱能买砖头大的一块。我们这个岁数的爷们，大多都记得这东西。现在城墙没了，有时到西山去玩，能够在那里看到野生的酸枣，还能想起从前有城墙时的种种，这也能叫做“故国之思”吧。往大处讲，今天海外的年迈华人，你跟他一提北京，最先从心底浮起的形象，肯定是那苍苍茫茫的城墙。他会因此回忆起年轻时住过的四合院，他甚至会画出图来，委托亲属在老城区中买一块地，按照这图纸照样盖一座院子，等他最后叶落归根回来安度晚年。这是前些年最多见的故国之思。
今天，北京城里的水面依稀如旧，可城市面积不知扩大了多少倍，每个单位面积中包含的水，就明显少了。如今中轴线向北延伸了很长，在终端的附近有森林公园，其中就包含着人造湖泊。在这里向南观望，明显能够获得超出故国之思的感受，因此在其北边的一个楼盘，最近把每平方米的价格提升到三万元以上。但凡故国之思，都应该这样从北向南望去的。另外，听说中轴线南端也正在大拆迁，那儿有没有水呢？那儿不开奥运会，不会弄来如同城市北部那么大的水。如果没有水，附近楼盘也就无从提价了。但我也听说，从遥远的祖国中部兴起的“南水北调”工程进度很快，所以北京南部楼盘还是有希望的。
道路·屋宇（1）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先修道路还是先盖房子？作为个体的人，当然是希望先有房子，一有了房子立刻就可以搬进去住；但作为一个群体，路或许得比房子考虑在先。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有记：“北京当年的城门，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只是乡村小路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安、广渠、朝阳、德胜诸门。清代各省大官进出京，都走广安门，不管是云、贵、川、广，还是两江、闽、浙，要到涿州才分路呢。而谪宦失意的官出京，则常出广渠门到张家湾上船，顺运河南下。龚定盦乙亥离京，吟诗留下名句：‘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出的就是沙窝门。”沙窝门是广渠门的俗称，曾经是北京明朝所建的外城七个城门中最荒凉偏僻的一个。城门内外曾经建有很多庙宇，如隆安寺、天龙寺、安化寺、夕照寺、卧佛寺等。但终因地处荒凉，香火不旺而衰竭。寺庙大都成了停放灵柩之所，周围旷野遂成坟冢和菜地。杂草丛生、野兔出没，坟墓、穴坑相间，极其荒凉。一番景象，恰好暗合了龚自珍离京时“浩荡离愁”的郁闷心情。没有路，怎么进入到你想去的地方呢？偌大的北京城，你又如何从很远的地方进入呢？
如果是在如同上一章中所说的三条大道交会北京的时代，那外来的人也只能三者取一进入北京，可以骑马，可以坐轿，也可以坐在人推的车子上。如果来人属于穷困者，那就只有迈开双腿走路了。在山东、河北农村闹灾的年月，破产的农民进入北京，都几乎是从没有现成路径的农田中踏出一条小路，坎坷着佝偻着身子进入北京的。本章要讨论的，还不是这些北京外围的道路，我们现在主要是探讨北京城内部的道路是怎么形成的。我所见过的最早的北京地图，是清乾隆时期出版的。除了首都图书馆、侯仁之家以外，全北京也剩不下几张了。其实，这样的地图上的道路，距离最初的道路还相差很远。各种史料上也没有记载北京是怎么由一片平坦的荒地，一步步建设出各种房屋与各条道路的过程的。
我们只有揣测，忽必烈指使着他的智囊，先踏勘了城墙和主要道路的位置，把未来城市中的各个大的位置作了区分与限定——最中央处，做皇宫；外边一些的，做王府；再外边的，给大臣做宅第；最后剩下来零零星星的，就让老百姓盖房子吧。当然，在房子与房子之间，事先划好了街道、胡同的位置与宽窄。如果不修最初的土路，盖房子的人进不来；如果盖好房子不再完善道路，房子的主人也就不答应了。
先说城市的中央。北京从一开始建设时，城市中心就保留了一条无形的中轴线，在这条线两侧的建筑物，要做到左右对称。比如在天安门前，西边是社稷坛（今天的中山公园），右边是太庙（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前门外，西边是先农坛，东边是天坛。甚至在朝廷上，文臣与武将也是各站一边。今天游览故宫，也分成了三路：中路、东路与西路。最重要的建筑在中路，直接与皇帝本人最密切的事情相关，东路与西路是辅佐性的，也大体对称。最中央的路，当然是给最中央的人修的。太和殿前边的汉白玉石台阶（尤其是最中央的那块丹墀），谁才敢于走它呢？大臣敢么？太监敢么？大约只有由太监抬着软轿，让皇帝坐在上边，两边的太监小心翼翼踩着丹墀两边狭窄的玉石台阶，让皇帝凌空从丹墀之上步步而下。我这儿说了个“步步而下”，在封建社会中就有杀头之罪。身为皇帝，怎么能步步而下，他只能步步升高么！至于皇宫之外的中轴线道路，比如前门城楼之下的那条道路，谁才有资格走呢？当然只有皇帝他一个人才有资格。可皇帝是不习惯走长路与远路的。他如果通过前门，还要太监抬着他经过，太监分列两边，坐在轿上的他，依然是行进在中轴线上！什么叫封建社会呢？从皇帝出行的道路上，就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全部含义。
道路·屋宇（2）
从皇宫正中的午门，南下到前边的端门，再南下到更前边的天安门……甚至穿过前门直到天桥与永定门，这是北京昔日的中轴线，是最最无比神圣与威武的道路。皇帝走在这条道路之上（比如他出了前门，到更南边的天坛祭天），前外大街两侧的店铺都得关门，老百姓都得躲避在黑屋子里，等皇帝连同他的銮驾都走远了，才敢悄悄打开屋门，最初也只敢开一条细细的缝，看到街上果然没人了，这才敢彻底打开房门，走到街心喘一口气。
说过了皇帝，咱们降低一格，说一说王爷。王爷住的地方叫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