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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戏京剧不一般（2）
谭鑫培在1917年去世，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尽管最有名的两位男旦梅兰芳与程砚秋先后离开北京的舞台，但京戏在北京的气势仍然不减，杨小楼、余叔岩、尚小云、荀慧生等仍在那里全力支撑，仍然使得京城戏迷如醉如痴。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说：“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小翠花、王福山《丑荣归》。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做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他自己亦做诗为记：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偏巧就在1937年正月，北京一位相当有名的票友张伯驹，刚好要过四十岁生日。张是北京最大的票友之一，平时经常向余叔岩请教，并与其他诸多名伶全都“有交情”。再者，他在文化和文物上均属“多面手”，个人财力也相当雄厚。此外还有一桩传说，传说此前他曾去南京求见蒋介石，希望能够同意由他张伯驹牵头来做抢救全国文物的工作。不料，他在南京等了许久，但蒋就是托词不见。这样，让他感到很没面子，于是就想借助办生日的堂会来“哄一下”，让蒋看看自己在故国故都与故文化方面有多大的影响。于是，他曾以朋友身份当面请余叔岩支持自己办堂会，准备唱一出全本的《空城计》，自己在其中扮演主角诸葛亮，请余委屈一下，担任配角王平。余内心本不乐意，但面子上不能不答应，但又以进为退，反倒建议张把杨小楼也网罗进来，担当马谡一角。张伯驹很高兴，以为这事如果办成，就能成就梨园一桩还没有过的盛举。但私下里有人告诉张，说这是余故意“使坏”，因为如果杨不答应，他余叔岩也就“顺坡下”了。张并不动怒，反而让有能力的人到杨那里“说项”，因为知道杨有唱文戏的瘾，于是就从这里开刀，说了许多让杨很上瘾的话。结果，杨被张这里的人顺利“拿下”，于是余那里再没有托词说不演了。张这里再接再厉，又请到几位前辈的名家为自己担任配演。唯一的遗恨，就是没能说动金少山来担任戏中的司马懿。这样的大合作戏，终于如期上演，杨小楼与余叔岩全都用力演出，配角大大超过了主角。演出时还拍摄了电影，这是难得的京戏史料。只可惜后来几经转手，这段影片的下落不明了。
1938年2月，杨小楼以六十一岁的年纪在北京逝世。这对梨园有很大影响，梅兰芳远在上海，程砚秋躲在西郊的青龙桥种地，梨园中人物虽然不少，但真有梅、程那样大的“气候”的人则不多。杨小楼的丧事办得很大，首先是张伯驹很帮忙。上次演完《空城计》，张就送了杨一部汽车，这次人去世了，先送了三千元的赙仪赙仪，按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是帮助的意思。南朝时期的顾野王，在他的《玉篇》中，更加明确地解释为“以财助丧也”。任凤霞所著《一代名士张伯驹》中写到：这一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病逝。杨的女婿刘砚芳请伯驹为其岳父题主。旧时丧礼，最重题主一事，请到科甲为鸿题官，那也是很荣耀的。襄题也须请科甲中翰林、进士、举人担任。赞礼请秀才就可以了。题主仪式是在停灵期间择吉日进行。成主要先期备好一个“神主匣”，请文人秀才写就“内函”、“外函”。同时写上应有的官衔，如“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赐进士出身某府君之神主”。只“主”字空一点，写成“王”字，留待点主官点主。……张伯驹素看重友谊，他答应了刘砚芳的请求。伯驹请傅增湘为鸿题，傅是翰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又请会元陆彤士、进士陈宗蕃为襄题。旧京出殡扬纸钱的风俗，始自晚清。《旧都文物略》：《杂事备》载：“舁殡出门，预上秫秸扎架，广方数尺，遍黏纸钱，临起杠时，举火焚架，绷弓一断，喷出无数纸钱，借风空冲云际，谓之‘买路钱’。 后来为了预防火灾，改为专人手持大叠纸钱，沿途扔之，其高骞数丈，散若蝴蝶，蹁跹回旋，纷然徐下。”，还特别礼聘，请一位老翰林为杨小楼“点主”，这在当时梨园老辈当中的丧礼中，是一件难得的殊荣。送葬选用了六十四人大杠抬棺轿，一切装裹极其隆重。最有特点的是，重新请出了“一撮毛”来为老爷子撒纸钱。“一撮毛”本是撒纸钱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平时挣够了钱，本已告老不干这行了。这次，是杨老板的家人特地找到他，请他务必出来“帮一帮”。他一想，杨老板是何等人物，如能为他再伺候上一场，自然也是我的脸面。于是，他沿路撒来格外卖力，把平生能撒的花样悉数表演出来了。说实话，路人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专程为“一撮毛”而捧场的。再，就是其时人在北京的京戏名家几乎全部到场。因为在当时，杨小楼是京戏前辈中的最风光者，能够为他送葬，应该视为是自己的最大荣誉。送葬队伍走一路，围观的路人看一路，因为这“不化装”的名家大集合，平时是花钱也看不到的。其中最惹眼的是著名花旦筱翠花，他平时善于扮演一些或*或凶狠的妇女，此刻他穿着一件藕荷色的长衫，一手举香，一手拿块紫色的大手帕，看见熟人，就用手帕捂住嘴，嫣然一笑，很招惹人。他不是故意的，只是职业和行当习惯。路人们纷纷说，筱老板哪儿是送葬呢，他如同还在台上表演其拿手戏《双铃记》中的主角赵玉儿的那一颦一笑呢！
京戏京剧不一般（3）
对于杨老板的去世，曾有京戏前辈这样评论：“杨老板去了，京戏最好的好时候，也就跟着去了。”这在我们神游故国的时候，也算是一种说法吧。我在拙作《梅兰芳》三部曲当中，则采用了新的说法：杨老板之去世，确实标志着京戏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后来抗日获得胜利，梅兰芳重新出台，由昆曲又转回了京戏，是梅兰芳又开始了一个京戏的新时代。
上边不过讲述了京戏时期的几则轶事，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走在大街上，迎面遇到一急匆匆的人，你问：“您干什么去？”他回答：“听戏！”而绝对不会这样回答：“我看戏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许多地方戏陆续进京献演，慢慢地这“剧”那“剧”就叫开了。比如说，北京最土的剧是评戏，也叫“蹦蹦”来着，很快它就升了格，叫“评剧”了。相比之下，京戏的同业人员怎能不急？于是，京戏的名称自然消亡，而京剧的名字也就形成。
现在，咱们大略谈谈京戏与京剧的区别，以及京戏如何发展成为京剧的简单过程。京戏，是这种艺术的一种原始阶段，它有简陋的一面，但又带有原生态的优美。它的舞台是向外突出的，呈“凸”字形。舞台灯光很简单，主要以大白光从上边散射下来。戏台上布景简单，一桌二椅，每件东西都可以多用。踩着椅子上桌子，桌子上就是山岳，也可以是桥梁或云端。更重要的是演员心态闲散，当然要尽可能进入剧情，但往往是最有名的演员，有时也会出戏。据说马连良有一次演《甘露寺》，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戏，就与同台的演太后的演员李多奎聊天。马轻叫：“二哥。”对方回答也轻：“哎。”“中午吃的什么？”回答：“饺子。”“什么馅儿的？”“……”李多爷（这是梨园后辈对他的尊称）正想着，这时该他张嘴了，因为这一走神儿，把戏词忘了。
在京戏阶段，演员的表演是松弛的，一场大戏不能从头到尾紧张到底。越是名家，就越懂得自己的重点在哪里。在重要处铆上，使劲儿给观众那么一下子，观众就感戴已极。至于不那么重要的地方，自己就如行云流水，轻松而过。而观众呢，进戏园子的目的也就是欣赏主要演员的那一两下子来的。有了这一两下子，今天就算不白来。所以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比如听裘盛戎的《铡美案》，票价一元，而裘唱的“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这一句倒板，只要裘用心唱了，这一句就值八毛！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个地方戏剧种纷纷进北京，献演它最拿手的剧目。献演的过程中，各个戏种不仅对剧本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且导演进入，对演出作了全盘的规划。这种全台“一棵菜”确实给舞台带来一种新风，于是京戏也匆忙跟进，专业的编剧与导演形成了制度。另外，京戏还认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习人家的史坦尼戏剧体系。这种学习后来走了弯路，但至少也让京戏演员懂得了许多新的演剧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北京兴建了许多新的剧场，舞台呈镜框式，是缩进舞台后部的。这样演员演戏必须精神集中，不能再悄悄问同台演员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但有时也多少有些机械化，过去时兴即兴表演，演员在台上允许适度挥洒，而这时，舞台上所有表演全都定型，演员今天嗓子特好，想多卖两下，也是不被允许的。编剧导演重视自己的劳动，于是要求演出时舞台要整齐划一，凡是排戏中有的，演出中也一定要有。不允许演员即兴发挥，如果那么做了，就是洒狗血，回来要受处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京戏京剧不一般（4）
从剧团的体制上看，过去是戏班制，名演员同时也是班主；京剧时期则改为剧团或剧院，里边有许多行政干部，以及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这些人是不上台的，但同样挣工资，而且还不少。
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还保持了京戏的某些特征，他们时常“一分为三”，把一个团分成三个演出队，分别安扎在北京、天津的三个剧场，主要演员各处巡回，其他一般演员基本不动。剧目基本就是这四位大演员的看家戏，遇到年节，主要演员演歇工戏继续赚钱，而同时又把二线的中年主要演员推向第一线。这样，他们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而且每年都能上交不少利润。50年代的中国京剧院，走的则是另一种“京剧道路”。每年都要新排不少的新戏，每个戏都执行严格的导演制度。于是这就需要国家进行不小的投资。但几十年积累下来，中国京剧院的这几十出新戏，使得他们在京剧文化上也有巨大的开拓。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其实，回溯戏曲的历史，也产生过小戏与大戏之分。小戏的特征是拥有以下的七个要素：演员、歌唱、舞蹈、代言、故事、表演、演出场所。而大戏需要有九个要素：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杂技、讲唱文学、叙述方式、俳优装扮、代言体、狭隘剧场。
仔细比较上述的“七”与“九”，确实能让我们感慨万千。第八章从庙会到*把庙会和*放在一起品评是我的“发明”，因为二者都是人群的聚散，但彼此的情形大不一样。近人李国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市肆篇》引清人《燕京杂记》说：交易于市者，南方谓之趁墟，北方谓之赶集，又谓之赶会，京师则谓之赶庙。月之逢三日，聚于南城土地庙……月之逢七、八日，聚市于西四牌楼护国寺，逢九、十日，聚市于东四牌楼隆福寺，珠玉云屯，锦绣山积，华衣丽服，修短合人随度，珍奇玩器，至有人所未睹者。隆福寺，原建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正殿俗称三大士殿，供奉骑金毛吼的观世音菩萨，骑狮的文殊菩萨，骑象的普贤菩萨。清康熙末年，此地开始出现庙会。现旧址上是隆福寺百货商场。前者古典，后者现代。
先说庙会。最早的庙会是隶属于“庙”的一种活动，到近代以来，只借庙宇的那块地方，成为最大多数老百姓聚集并开展贸易的场所了。北京过去的庙会，都是在城里或近郊找一块空地，参与的人（包括买者与卖者）都确认每旬之中的一个准日子，双方都聚到这里来，如果成交情况不错，下一旬的这天大家还都来。慢慢地，买卖双*得这活动“还行”，又把游艺活动放了进来，于是庙会就变成既买卖又游乐的场所。在北京，最大的庙会是东城的隆福寺，每旬的七、八、九、十一共四天，另外西城的白塔寺是每旬的三、四，护国寺则是每旬的五、六；其他城中还有土地庙等两三处地方，规模就显然小得多了。后来隆福寺又增加了每旬的一、二两天，这样每旬十天当中就有六天在隆福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