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加张荫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为保荐康有为。张荫桓之被捕，亦是因为他“教坏”了光绪。对于光绪之所以致此，责任谁属，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贯的，与我国刑法上对“教唆”犯罚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于八月十三日的突变，《梦蕉亭杂记》所记，亦颇可采信。原来派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严于审讯。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会审，而次日未待庆王所派之员主持审问，即因贻谷一奏，由刚毅亲自至刑部传谕，毋庸审讯，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还在外间流言太盛，“有谓各公使出面干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之故。
《梦蕉亭杂记》所说“某京堂”指国子监祭酒贻谷。当时确有外力干预的迹象。但此外力干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英日两国营救张荫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谕，指出张荫桓非康党，故此外力干预，乃别为一事，与六君子的安危无关。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网而引起，梁启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馆，康有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钧接到逮捕康有为的密令，与英国领事接洽，未能如愿的情况，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国闻报》的公然昌言，西人将作干涉。因此，在贻谷以前有高燮曾、黄桂两奏，皆主速作断然处置。平心而论，高、黄、贻三人都是为了保护光绪，安定大局着眼，其中黄桂八月十二日一奏，最为简明扼要。
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事。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出，阳托为忠愤之举，阴售其奸诈之谋。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出人思议之外者。今闻朝廷察其罪状，凡属臣民，莫不同声称快。及闻该员逃匿，未能缉获，则又私忧窃虑，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
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一经办理定夺，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臣素知康有为、张荫桓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奸党煽乱。
此奏又有一附注，专为张荫桓而发，基本上仍旧是客观的：再：臣正缮折间，适接邸钞，知康有为一案，已奉谕旨将徐致靖等分别审讯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张荫桓平日声名甚劣，虽非康有为之党，亦应按照屡次被参款迹，从重处罪。
第三章袁世凯告密（2 ）
黄桂为笔者长亲，贵州人，时由翰林院编修改福建道御史。他当然是旧派，但却是真正的道学先生，幼时闻长辈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仆入室，即避至门后，古板如此。
大致历代党争，辄令人有薰莸同器之恨。不过虽“阉党未必尽小人，东林未必尽君子”，但代表正义一方的主事者，须是君子，则虽失败一时，于世道人心，仍大有帮助，如明末东林阉党之争，东林败得很惨，但“东林孤儿”所发生的影响，促成了康熙朝的盛运。摆脱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自是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变，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伪君子康有为苟且偷生，并以作伪的方法，利用光绪的被幽，六君子的惨死，沽名钓誉，营私牟利。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出了。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潮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为。
大家都知道，光绪最痛恨的是袁世凯。常常在纸上画一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将纸撕碎。又以写有袁世凯字样的纸悬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种近乎童的举动，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我以为光绪之恨袁世凯，不在他告密，而在诬赖他有“密诏”付袁世凯要包围颐和园。而此“密诏”，可能出于荣禄伪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则袁世凯亦为替人受过，只是受过的代价很不小，袁世凯应无所憾。
其次，光绪恨的是荣禄。两宫一起召见大臣时，光绪几乎从不理荣禄。但荣禄却常存补过之心。废立一事，论者多归功于张季直为刘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笔力足以回天。其实若无荣禄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内外相维的默契，刘坤一不敢贸然上折，即上亦未见得能发生有力的效果。主张废立者，实以“蒙古状元”崇绮为首，而徐桐力赞。崇绮自其女嘉顺皇后殉帝，闲废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复起；徐桐则以不通的翰林，自以为卫道的重任，实在是两为帝师，声光权势先不逮李鸿藻，后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将大阿哥溥仪炮制成一个如同治之亲李、光绪之昵翁，可以由他摆布的皇帝。说起来都是私心。
光绪之倒楣，在于荣禄、袁世凯、崇绮、徐桐，还有康有为，都拿他当作反面的政治资本，好比一张“人头支票”，可借以诈欺搪债。所不同者，荣、袁、崇、徐，人尽皆知其为后党。而康有为则打着保皇的鲜明旗帜。而最讽刺者，则后党与保皇党，都诬赖光绪想以武装夺母之权。北方谓某人害惨了某人，辄谓之“送了他的忤逆”。荣禄与康有为都送了光绪的忤逆，而光绪实非忤逆。康有为不特不为之辩，且推波助澜，证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为拿光绪这张“人头支票”行骗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钱，故必须号召忠义之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梁启超改谭嗣同的诗、改林旭的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梁启超改林旭之诗，不如改谭嗣同之诗之甚。但小动手脚，意思却大有出入。先说第一句：青蒲饮泣知何补（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陈。今以林旭受光绪特达之知，凡有谏奏，只要办得到，无不嘉纳，根本无须泣谏，更不会无补于事。然则近臣密陈，“青蒲饮泣”的对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为“伏蒲泣血”，不过大廷苦谏，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为，并不能表现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显示泣谏的对象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评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论”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君不听，再三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第三章狱中壁诗（1 ）
以下即记谭嗣同狱中壁诗。六君子在狱中情形，只有间接传闻，如唐恒的八十韵长诗所记，今参以汪精卫所言，足证唐恒所记为实录。汪虽亦为间接传闻，但身在狱中，所得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卫银锭桥刺摄政王载沣事败，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与立宪派暗中有往还，汪得不死，系刑部狱。凡入刑部狱者，均为钦命要犯，软称“诏狱”，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锦衣卫改建，其下有镇抚司，原掌本卫刑名。永乐时增置北镇抚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镇抚司任意处理，为明朝暗无天日的特务组织之滥觞。
记狱南北两监，北监即北镇抚司旧地，有参天老槐，乃杨椒山手植。狱屋阴森凄黯，墙上每多黑紫晕迹，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狱卒谈往事，虽前明佚史，历历可证。汪在狱中，与一老狱卒刘一鸣相善，会作一文记其人，题目甚隽雅，名为“故人故事”。刘一鸣尝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卫所言与梁启超所作为宣传用的传记，颇有异词，黄秋岳的《花随人圣摭忆》，谓之为“字字实录”。今据黄秋岳所记，条录如下：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
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门牵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
谭嗣同题壁之诗，取煤屑书于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没，墨迹不存，无可印证，所以梁启超得以大改特改。观其“终日绕行室中”，苦吟不已，则知谭以自分必死，欲于此极有限的余生中，表明心迹，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后世论定其真面。是故梁启超改他的诗，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谭嗣同地下应有余憾。
至于康广仁，据梁启超为他所作的传说：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钱惟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
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茸窝囊，直如两人。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庚子诗鉴》云：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载也！”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人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