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
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
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
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
GDP的
28。9％，挪威
23。9％，英国
21。8％，加拿
大
17。8％，日本
16。9％，美国
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
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
GDP为
34；320美元，而瑞
典为
24；180美元，挪威
29；620美元，英国
24；160美元，加拿大
27；130美元，日本
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
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
Christopher
Howard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
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
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
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
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
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
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
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
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
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
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
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
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
65。5％，78。7％，80。3％。虽然制度
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
释美国的
“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
美国过去
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
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
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
欧洲的税率，不是
“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
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
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
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
……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
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
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
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blog。sina。/s/blog_61389f6f0100fpwn。html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
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
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
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
100年前那个自由放
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
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
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
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
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
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
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
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
识。
//blog。sina。/s/blog_61389f6f0100fpwn。html
民主请客谁买单？
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到来。布什阵营和克里阵营早已赶到这个
4年一度的政治
“庙
会”，正在锣鼓震天地“练摊”，各自吆喝自己的“土特产”：布什卖“解放伊拉克”的蓝
图，克里卖他的医保方案；布什卖他的“减税计划”，克里卖它的“增加就业规划”；布什
兜售他“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主张，克里吆喝“能源自主”口号……赶庙会的老百姓从四面
八方赶来，叫好的叫好，起哄的起哄，好一派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
问题是，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
联邦竞选法案推进“政治平等”
据统计，美国
2000年的选举年，用于选举的费用（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总共
30亿美元。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动用政府公共资金
1。5亿美元，布什阵营本身砸进去
1。85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
1。2亿。平均来说，2000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
50
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
450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
2004年
8月为
止，布什阵营已花费
2。1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
1。85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
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
100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
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
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
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
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
1971年的“联邦选
举法案”，凡是
100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
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
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
4个来源，各占资金的
1/4左右：一是来自个
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
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
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
“嫁妆”（一个人一年最
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
2万美元资助选举）。这
4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
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
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
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
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
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
1974年补充修
//blog。sina。/s/blog_61389f6f0100fpwn。html
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
；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
1000美元；一个“政
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
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
2。5
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
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
2。5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
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
“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
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
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
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年
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
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
1975年，参议院
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诉，称
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
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
1976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
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
1000
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5000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
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
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可以说，1976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
“联邦竞选
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贼心不死，总想在政
坛一展拳脚。于是它们逡巡在选举过程周围，见缝就钻，见空就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
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美元的
捐款限制要更宽松）。比如
1979到
198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选举捐款只有
6000万，
而
1999到
2000年则高达
2。6亿美元。如前所述，近期选举中，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捐款占竞选资金的
1/4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
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
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
”。
另一个后果就是
“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
“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
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
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
是，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
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
告”（Issue 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
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虽然我一年只能捐
2。5万“硬钱”给某党候选人，但是我却可以捐
100万“软钱”给这个党。因为“软钱”
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
1992年当选之后的
18
//blog。sina。/s/blog_61389f6f0100fpwn。html
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
4600万美元，而
2000年布什当选后
18个月里，
各政党筹了
2。56亿“软钱”。事实上，2000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
5亿“软钱”来影
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
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增强“散户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
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不错，共和党历年
来“化缘”能力比民主党强，但是，在
“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的筹款能力上，民主
党和共和党实际不相上下，比如
2001～2002年选举周期，民主党筹集了
2。46亿“软钱”，
而共和党筹集了
2。5亿，基本持平。共和党的优势恰恰是体现在它对“散户”的号召力，
尤其是捐款
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散户”的号召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据说是共
和党走街串巷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共和党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上层，而这些
人吃饱喝足之后，总还有几个余钱可掏。
正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清除软钱”的竞选筹款改革方案，恰恰是共和党执政期间
通过。从
1997年起，McCain等议员就开始在国会提案改革竞选筹款机制，禁止“软钱”，
“洗涤政治”。2002年
2月，“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3月，布什签署该法，
同年
11月
6日生效。该法案的主要条款是：禁止“软钱”，即各政党不得再接受任何“建
党资金”；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
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挂羊头卖狗肉；同时也提高“硬钱”的上限（比如，个人捐
款数额从
1000美元上升为
2000，个人一年可以用于支持选举的钱数最高从
2。5万上升为
4。7万左右）。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我现在一年最多只能掏四五万的“硬钱”，
但是一分钱“软钱”都不能掏了。从此以后，6位数以上的政党捐款就是违法的了。可以看
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
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