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
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
从美国最大工会
AFL…CIO到共和党议员
McC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
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
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
“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
踏。2003年
12月
3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
5比
4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
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
70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
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
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忿忿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
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
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
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
的过程中。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
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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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
107万，到
05年已经有
500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
9％上升到
21％。这种“大跃
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
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
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
”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
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
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
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
政软约束
”，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
“软约束
”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
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
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
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
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
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
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
教育质量不佳。03年
OECD的一个报告指出，在
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
15岁学生的
数学能力排
24，科学能力排
19，阅读能力排
12，解决问题能力排
26。在一个竞争激烈
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
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
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01年底国会通过，02年初由布什签署，
至今已经
5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
式对
3到
8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
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
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它的重大举
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
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择校更大的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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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
革
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
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
28年的总和，为
1971
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
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13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
9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
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
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
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
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
比如，又；准标核考的自己低压意地刻，”绩成出“了为州些的，一府决定是州政准标的试化考
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
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
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的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
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
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
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
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
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的国
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
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
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
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
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
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
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
23％、15％和
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
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
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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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
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
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
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
1 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
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
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
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
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
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
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
8 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而城
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
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
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
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
单压死。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
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
“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
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
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
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 和
MEDICAID），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
实际上
2000 年美国只有
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自
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
GNP 的
13％左
右。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
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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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描述的这幅图案这么美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幅美好图案当中还有还多裂缝、
漏洞和污点，正是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也是一个激烈地政治斗争场所。
正如在中国，美国也有很多个下岗工人，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这些人可能买不起保险，又不
够格政府的资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覆盖的空白区，这一空白不要紧，一
空就空出了
4 千多万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会对布什先生破口大骂――这小
子，肯花
750 亿美元打一场几乎没有必要的战争，却不肯用这钱的九牛一毛来扩大公共医
疗保障的覆盖率。
所以说，由私人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和不
确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把一大群穷人扔下不管以外，就是好不容易挤进保险体系
的人，获得的服务也是参差不齐。有钱人比如超级名模
Claudia Shiffer，可以把把她那张
脸蛋保个
5 百万美元，没钱的人比如我，因为学校买的保险不包括牙医，只好亲自与牙疼
做殊死搏斗。简单地说，
就是“只许大款抽风，不许百姓牙疼”。
“不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保险公司高兴的时候，嗤着满嘴金牙冲你微笑，不高兴的时候，
一个白眼就可以把你翻下悬崖。比如有一回，我举着一张帐单兴冲冲跑到保险公司那里去报
销，结果它只一个“不”字，就将我手中的帐单扣杀回来，将我本来就弱不禁风的钱包打成
重伤。
但是，将“市场主导”型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政府主导”型的，就皆大欢喜了吗？这也
很难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政府资助公共医疗的钱从哪来？无论通过高税收还是
通过财政赤字，上帝都不会给你报销这其中牵涉到经济乃至政治风险。
由于美国有严格的医疗责任体制，一个医生如果误诊，很可能被告到破产。所以美国的医生
向来有“小病当大病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对病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保险公司就不干了――
一个小小感冒，你愣是当肺炎治，这不是把保险公司往火坑里推吗？而且这种“小病当大病”
治的传统，对于病人，长远来看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医院用病人的帐单来压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就用市场价格来压社会公众――最后医院也挣钱，保险公司也发财，就只见公众跟
在狂飙突进的保险价格后面跑得人仰马翻。4 千万人买不起保险，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如
果说在
“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掐架还能形成一种制衡，那
么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医生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呵护”病人了。这时候跑得人仰
马翻的就不是公众，而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了。
由此可见，医疗保险制度，无论是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有好处和不足。这完全是
由于个人、市场、政府三方面的勾心斗角造成的：个人要治病；医药研发公司、医生、保险
公司要发财；政府要控制赤字――哪一位大爷都得罪不起――让群众在疾病面前坐以待毙，
政治家们的选票就没了着落；让医药公司赔本，就没有人研制新药好药；政府财政失控，那
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总而言之，“以选票为本”、“以资本为本”和“以人为本”相
互较量，打造出美国社会中生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