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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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细节-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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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
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 
”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
拔掉专制政权就像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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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
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
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
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
之后非常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
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
心绕过。

罗素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
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
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
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像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
定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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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

一个人做一天、两天愤青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愤青。

乔姆斯基就是这样一个“老当益愤”的愤青。

从上个世纪 
60年代到 
21世纪,乔姆斯基一直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从越战到骂到伊战,
终于骂成了著作等身的天下第一愤青,骂成了“当今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知识分子”,难怪
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要在今年 
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高举乔姆斯基的书,控
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众所周知,老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语言学家,但是真正让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
不是他的学术作品,是他的反美言论。他批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批评里根政
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批评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
拉克战争;批评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和古巴政策……他所有批评的立足点,对于中国民
众来说也许不会陌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实现美国霸权
主义的野心。
老乔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美国政府。他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充满了“阴
谋论”:中东政策显然是为了石油霸权,对亚洲和拉美各国的干预是为了破坏发展中国家独
立的发展模式,对干预科索沃和东帝汶这样实在看不出什么 
“现实利益”的政策,也是别有用
心――为了确立“绕过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模式。总而言之,挖不出“现实利益”挖“长远利益”,
挖不出“长远利益”挖“深层动机”。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总能三下五除二,被老乔分析成一
小撮资产阶级当权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遗余力的迫害。

他的很多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勿庸置疑,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考虑是国家利益。为
了国家利益,它只是有选择性地“适用”它的干预对象。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它甚至可以践
踏它自己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原则,去或明或暗地支持一些独裁政权。

不过,可惜历史永远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画面。如果只看乔姆斯基的书,读者脑子里也许会
浮现出一个“暴烈流氓凌辱无辜弱者”的画面,问题是,那些被美国“欺负”的“无辜弱者”,又
是些什么人呢?当乔姆斯基将揭露红色高棉屠杀的新闻描述成美国的“反共宣传”时,上百万
无辜的柬埔寨人已经在红色高棉手下死去。当他把美国打阿富汗看成“帝国主义战争”时,阿
富汗人已经在残暴的塔利班手下被蹂躏多年。至于米舍洛维奇政权、萨达姆政权、卡斯特罗
政权、北越政权、桑迪尼斯塔政权……又何尝不都有它们的污点甚至血腥?没有理由相信美
国政府是为了“自由”、“民主”的正义理念而四处伸手,但是同样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政权又是
为了“独立”、“自立”的正义理念而“反抗侵略”。可悲的是,历史上的许多斗争,不是在 
“善
恶”之间,而是在 
“恶”与“更恶”之间。

不过,那些因为老乔反美而把他引为“知己”的专制拥护者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站
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美国,而恰恰是认为美国还不够“民主自由”。事实上,自
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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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最自由的”国家,而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倒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 
“社会主义的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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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的立场

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差异,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

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
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
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 
2004年就做
出了同样的声明。

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

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
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有些在中国显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另一些地方却会显得平常。这些事情里面的一项,就是公
民的政治意识。

这里说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在饭桌前或者出租车上发发牢骚,而是在这个体制面前,为了
真正影响它、改变它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且也是为了
管“他人的瓦上霜”。

安吉里娜-朱莉本来也可以象范冰冰们那样,演演电影,做做广告,丧心病狂地出写真集。
实在闲得无聊了,还可以开始写博客,把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给兜出来,满足广大影迷的
窥视欲。但是,她竟然闯到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安吉里娜-朱莉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不止于为同性恋呼吁。她从柬埔寨和埃塞俄比
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以此唤起人们对穷国孤儿的关注。作为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亲善大使,
她已经出访过 
15个不同战地的难民营,并且有时在难民营一住就是数月。她已经捐了数百
万美元给各种慈善事业,并且宣布要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家,安吉里娜-朱莉在演艺界并不另类。

近年来,好莱坞的“政治活动家”可以说是“长势喜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好莱坞就像大
学一样,政治活动家以偏左为主流。如果让我列好莱坞民主党倾向的演员名单,我可以列得
象长安街那么长(蒂姆-罗宾斯;乔治-克鲁尼;巴巴拉-史翠姗;朱莉亚-罗伯茨;达斯
丁-霍夫曼;肖恩-潘;理查德-基尔;凯文-史贝西;约翰-库赛克;爱德-哈里斯;罗
伯特-莱德福德;伍迪-哈里尔森……)。而如果让我列好莱坞的共和党倾向的名单,我只
能列得象长安街那么宽(梅尔-吉布森;施瓦辛格,还有谁?)。

最引人注目的的左派好莱坞政治活动家,非蒂姆-罗宾斯及苏姗-萨兰登这两口子莫属了。
基本上,近年来几乎所有大型反战示威的地方,都有他们婆婆妈妈的身影。最近,著名帅哥
乔治-克鲁尼,在政治积极性方面,很有点后来居上的意思,他去年参演了两部政治意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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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电影:“辛瑞那”和“晚安好运”。前一部是批判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后一部反映麦卡
锡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

伊战开始以后,好莱坞成了反战、反布什的大本营之一。众明星们对他们的总统,很有点当
年中国群众斗“走资派”的架势:彻底打倒,无情纠斗,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点,可以从明
星们“反布什言论 
”节选中看出:

杰西卡-兰格:我鄙视他。
苏姗-萨兰登:布什的政策杀人无数。
罗伯特-阿尔曼:美国的现任政府让我恶心。
伍迪-阿里而森::这是一场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凯文-史贝西:如果我们按照布什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将一去不返。
朱莉亚-罗伯茨:布什实在叫人难堪。他不是我的总统,永远都不是。
理查德-基尔: 布什的计划是一场恶梦。
强尼-戴普:美国现在象个傻冒。 


…… 
……

当然,也有很多明星,回避最敏感的政治话题,选择在更温和的环保、慈善等公共领域行动。
慈善领域舵手级别的明星,是 
U2的主唱 
Bono。他积极参与了“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
旨在促进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20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欧普拉,美国著名的女主持人,去年给慈善事业捐助了 
5000多万美元。
汤姆-汉克斯和迪卡普里奥,在环保方面大量捐款。
斯佳丽-约翰逊,为美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呼吁。
罗宾-威廉姆斯加入了“医生无国界”行动。
伊丽莎白-泰勒,第一批站出来为爱滋病问题发出呼吁的明星之一。 
“披头士”主唱保尔-麦卡特尼,著名的动物权利的捍卫者。 


…… 
……

当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她叫“好人”。而当一大群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 
“文化”。

无论是政治还是慈善,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无非就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可惜,这么好的传统,竟然被美国鬼子给偷了去。这个传统在我们国家,反倒
成了异类。假如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户口,她就不结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拍手叫
好,又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有毛病吧?多管闲事吧?爱出风头吧?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
于私人生活,遗忘公共领域。

我们习惯于说:我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据说,安吉里娜-朱莉从埃塞俄比亚领养了女儿扎哈拉之后,埃塞俄比亚儿童被领养的数量,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两倍是什么概念,不太清楚。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可以肯定,成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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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的人,本来上不了学的,现在可以受到教育。本来也许要夭折的,现在可以长大成人。本
来只能趴在孤儿院的角落里寂寞地眺望窗外的,现在有爸爸、妈妈可以等。这一切,都是因
为那些“有毛病的”、“多管闲事的”、“爱出风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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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效率

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
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
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
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 
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
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
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
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
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 
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
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
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
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 
PX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
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 
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
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
什么在 
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
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
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
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
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
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
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
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
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 
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
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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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
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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