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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就此事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伤几人。对此，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5月26日，英国派遣航空母舰“堡垒”号开到香港，并在香港地区搞海空军联合演习。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指出：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3）
“警告英帝国主义者：这场斗争还刚刚开了个头，更加威武雄壮、更加气壮山河的战斗还在后边！”
“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可以想像，在当时那样的极左氛围中，上述言辞对置身于香港斗争的大多数人来说，如同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有关领导人也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造反”，香港地区的斗争一再升级。
有的人甚至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
中国方面在起草给英国方面的抗议照会中还这样写道：“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6月6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香港斗争问题。会上，周恩来就我方起草的在给英国的抗议照会中“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辞提出批评：“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有？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上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50年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发表声明说，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加这一句话时我国已经在东北调动部队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在香港的斗争，不要搞总同盟罢工，不要主动打仗。
然而，1967年的7、8、9三个月，正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时刻。周恩来的告诫没能有效地遏止香港斗争的不断升级。同时，正象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
7月初，一些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游行，闻讯赶来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伤几名。驻守边防的我一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围。不得已，我边防部队只好开枪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打死了英方几名警察。
港英政府紧急调集廓尔喀步兵11旅所辖部队开进沙头角接替警察。局势更趋紧张。
7月10日、12日，周恩来召集总参、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再一次批评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说：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昨天，主席又讲了，还是不动武。如果我们打了过去，那就是主动出击了。香港问题，现在是群众运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出动正规部队，群众一推动，就控制不住了，你打电话也来不及。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对主席这个方针，我们要取得一致的认识。
7月下旬，周恩来还派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专程前往广东，向负责香港工作的有关部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
但是，受极左思潮煽动的极左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已。香港斗争由游行、罢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
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小报甚至提出了制造武器、拿起武器、夺取武器的口号。
这样，更加激起港英当局的公开镇压。
8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弹者，并强行封闭了3家左派小报社，逮捕了数十名新闻记者和报社工作人员。
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48小时之内启封三家报纸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抗议照会。
此时，正是王力“八七讲话”出笼，外交部被夺权之时，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部发往驻各国使领馆的电报中竟赫然写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外交局面呈失控态势。
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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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4）
水泥路面蒸发的酷暑余热和人群身上的汗臭热气漩成一股灼人的气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示威的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怎么办，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不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的精神，答复说，还是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边示威可以。
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即向示威群众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进行劝说。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被极左狂潮所膨胀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向英代办处发起冲击。
22时40分，几乎是在同时，一千多名造反派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从英代办处围墙的西墙、北墙、正门三个方位突入英代办处。
一番冲砸还不过瘾。院内有个车库和汽油储存室，里面停有7辆汽车。砸红了眼的造反派取来汽油，就在东、西两院开始点火。
顷刻之间，东院楼的地板、门窗、车库、油库及7辆汽车，西院楼的门窗、三个卧室、档案室、两辆汽车已腾起熊熊大火。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英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周恩来后来曾说：“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火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
周恩来的愤怒、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23日凌晨3时，火烧英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
6月底7月初，周恩来曾两次劝阻了造反派冲砸缅甸驻华使馆的企图。那时，周恩来打电话还有效。然而，到8月份火烧英代办处时，周恩来的指示就不管用了。
为什么？
周恩来自己说的一段话是最恰当的解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这些挑动与操纵群众运动的“坏分子”不是一般的坏人，而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央文革一伙。
造反派的许多行动，都与中央文革一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和支持的。
王力的“八七讲话”，煽动夺外交部大权，就是此类操纵的赤裸裸的“充分暴露”。
正是因为这样，造反派在周恩来面前才如此有恃无恐。
怎么办？
局势已经有点难以控制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外交部夺权、火烧英代办处，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连锁反应。如果听任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不仅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将会毁于一旦，党和国家本身的前途和命运也不堪设想。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的本意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5）
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了批评。
几十年革命###的风风雨雨，练就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斗争策略高度结合的才能，练就了周恩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文化大革命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失误肆意横行相交织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更多的是采取种种迂回的、韧性的斗争方式，但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作恶者以致命的一击。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毛泽东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报告。
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马上请总理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做。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护身符，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铁关系，要拿掉他们，当时在一般人看来，那都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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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6）
当然，拿掉王、关、戚，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不可能有王、关、戚的迅速垮台。
有学者形象地评论说，周恩来将中央文革王、关、戚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一“左”的历史怪胎走“背运”的开始。
隔离审查王、关、戚，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较量的一次阶段性的胜利，对江青一伙来说，绝不亚于8级以上的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王力、关锋被抓起来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得不表态说：外交部还是由总理管。
隔离审查王、关、戚，对全国急剧混乱的局势也是一个有力的遏止。
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给他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12月初，周恩来接见参加港澳会议的港澳工委负责人时，再一次批评了在对港英斗争中的一系列极左做法，说：这些做法是脱离群众的，要尽快纠正。
此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
中英双方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国方面主动修复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并向他们道歉。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周恩来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了。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为首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