蟮拿孛埽【驮谝桓龈霾⒉涣岬耐缸耪胙鄣淖志淅铮挂刈乓豢挪豢锨牧榛辍拔沂窃┩鞯模窃旆磁上莺ξ摇Ｄ阋疑霞短嫖疑暝 �
我急忙跑到市革委会一位朋友家里，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位朋友却说：“我劝你谁都不要找，找也没用。你去找，只能给周贺玉带来更大的麻烦。我劝你等一等，中央很快就要召开‘九大’了。像周贺玉这样的问题，只能等中央的精神……”
我连夜给贺玉写了一封信，也像他那样，把一些重要内容穿插在话语之中，扎上针眼，告诉他“‘九大’快要召开了，你要耐心等待……”
后来，高师傅和一个叫张富森的场地工人，担着被造反派抓住批斗的危险，多次给我和贺玉偷偷地传递书信。他们把信藏在厕所旁的碎砖堆里，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在信中，除了传递一些重要消息，我告诉他：“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要被下放农村我跟你去！我已经攒了七十元钱，准备跟你下放农村过日子……”当然，这些真实内容只有冲着灯光才能照出来。
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一封都没有留下，怕造反派抄家时发现就全部烧掉了。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八节
1969年2月17日，大年初一。
我早早地吃过早饭，背着女儿，拎着一饭盒饺子、一瓶肉酱、几条炸黄花鱼、一捆大葱，怀里还揣着几个怕冻的苹果，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我要让贺玉看看女儿，也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一路上，刚刚七十多天的女儿，一直在捂得严严实实的被子里哭。我边走边用拎着东西的手，不停地拍她，哄她：“噢噢，好孩子不哭！咱一会儿就能看到爸爸喽。噢噢，好孩子……”
可是女儿一直在哭。我不敢掀开被子给女儿透透空气，怕她冻着，可又怕空气少了捂死她，一路上就这么拍着、哄着……下了汽车，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小，我急得跟头把式地往前跑，跑得我满身大汗。
到了敬老院，我紧张地四处瞅瞅，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也没有狗。我急忙推开一间屋门，只见屋里只有一个我认识的造反派及一名工人模样的人坐在炉边烤火。原来其他人都放假回家过年了，只留下两个值班的看着三个“牛鬼蛇神”。
我急忙把女儿解下来放到炕上，看到女儿捂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被子都哭湿了。
不一会儿，贺玉被那个造反派带进来了，一见到我们娘儿俩，他眼里“刷”地噙满了泪水……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当我跟贺玉谈起这段往事时，我们仍然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他说：“看到你和孩子来看我，我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住你们。在你们娘儿俩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反而让你背着孩子大老远地跑来看我。没想到，我和女儿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失去人格、失去尊严的牛棚里……前一天，我还在被人批判，今天又被人看押着来到妻儿面前，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再说，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很厉害，我不知我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接着，他道出了多年来从未说出的心里话：“你知道我从不打孩子，即使孩子做错了事，也不打他们。我觉得孩子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里出生的，是在我们受压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对不住他们……”
当时，贺玉端详着女儿的小脸，说她的脸型和小嘴像他，鼻子像我，眼睛谁都不像……看着看着，他忽然问我：“哎，你看这孩子怎么皱着眉头呢？”
我随口说了一句：“愁的呗。”
说来奇怪，女儿生下来就皱着小眉头，一直到七八个月他爸爸被放回来以后，家里有了笑声，她的小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
贺玉问我月子里怎么样，我说挺好。我没告诉他煤烟中毒的事。我问他住的屋子冷不，他说不冷。我们都把各自的痛苦隐藏起来，把装出来的笑脸留给对方。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炕沿边，正亲切地聊着，一直背对着我们坐在火炉边的那个造反派，忽然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差不多了，该回去反省了！”
一听这话，我和贺玉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望着对方……
我本以为大年初一，别人都放假回家了，能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哪管让我们待一个小时也行。可现在，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和女儿身上的汗都没消呢！
人真是太冷酷了。
我只好把食物从兜里拿出来，一样一样地交给贺玉，告诉他黄花鱼是新炸的，让他在炉子上烤一烤再吃；肉酱是新炸的，让他吃时放在炉子上热一热；饺子是新煮的，吃时用开水烫一烫……我磨磨蹭蹭地说这说那，无非想跟亲人多待一会儿。
可是，那个冰冷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周贺玉，你能不能痛快点儿？”
无奈，我只好动身了。
我给女儿换上尿布，将女儿重新包好。贺玉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帮我把女儿背好，听到女儿又在被子里哭起来，他轻轻地拍着女儿，声音哽咽地哄着：“别哭，跟你妈回家吧。噢，好孩子……”
贺玉送我出门时，那群狗不知从哪儿又蹿了出来，又冲着我汪汪大叫，一见到贺玉，又摇头晃脑地围着他……
又像上次一样，我背着女儿，手里拎着两块湿尿布，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站在那堆草垛旁望着我，身边仍然围着一群狗……
后来贺玉告诉我，他看着我们娘儿俩的身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他才走回屋去。我们娘儿俩一走，他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过了很长时间，才从绝望中挣扎过来，又盼望着我的下次到来。
路上，女儿一直在哭，后来哭睡了，才没了声音。
这一天，孩子在被子里捂了四个多小时，眼睛都捂红了，到家第二天就住院了，肺炎，病了好多天。
没想到，这次见面又给贺玉带来了麻烦。
春节过后，他们批判贺玉：“见到你老婆，为什么不用毛主席语录说话？为什么不说‘斗私批修’？这说明你没有改造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但是，凡是经过那场浩劫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的国家确实经历了长达十年可笑而又可悲的历史。当时，体育比赛发令前，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上，每人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大多运动员都背诵一些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有的运动员成绩不好，故意背诵长语录，其他运动员只好站在起跑线上等他，谁都不敢出面制止。
后来，我又去看望贺玉几次，每次都给他带去一些粮票和食品。每次去，造反派都批评我感情代替政策，可我照样我行我素。每次离去，我都看见贺玉站在草垛旁，看着他眷恋的目光渐去渐远，我的泪水却越流越欢。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九节
1968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水了，马路旁的小树渐渐抽出了绿芽。
1969年4月1日夜里，我和父亲忽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惊醒了。
我说：“一定是‘九大’召开了！”
父亲也说：“嗯，看这架势像是来最高指示……”
当时从北京传来最高指示，也像这样敲锣打鼓地迎接。
正说着，有人敲门，喊我：“雅文，快起来！‘九大’召开了，咱们银行宣传队要上街演出！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我虽然是“反革命”家属，但银行仍然让我留在宣传队里唱独唱和二重唱。这在其他单位是绝不允许的。所以，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治待遇，赶紧穿上衣服，把女儿交给母亲就跑了出去。
从那以后，我跟随银行宣传队没黑夜没白日地到处演出。后来我干脆背着女儿，演到哪就背到哪。我上台演出就把女儿交给别人抱着，下台后再给女儿换尿布、喂奶……
我所以如此卖力气，就是要让别人看看，即使周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我也要活出个人样来！这种思想成为我坚强的支柱，支撑着我苦难中的生命。
“九大”之后，体委全体人员从靠山屯回到了市里。贺玉被关在城建局的楼上。
这天晚间，银行宣传队在城建局门前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演出，那天我独唱的是毛泽东诗词《答友人》。
我一边唱一边盯着二楼的窗子，唱着唱着，忽然看到贺玉出现在窗子里……我一走神儿，天哪，竟把最后两句歌词给唱错了，把“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唱成了“我欲因之乘风去，芙蓉国里尽寥廓”！这可是政治问题，不过还好，乐队的声音很大，没人能听出来，否则可要闯大祸了。
下了台，我急忙从宣传队员手里接过女儿，跑到贺玉的窗下，把女儿高高地举起来……
于是，就在这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锣鼓声中，在这灯火通明的临时舞台下，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再次见面了。
只见贺玉急忙撕开还没有撕掉的窗缝纸，推开窗子，把脑袋伸出窗外……
我对女儿说：“快看爸爸！快看爸爸……”
女儿歪着小脑袋毫无反应。
贺玉却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伸出双手极力向我们娘儿俩够着……
而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模糊，只看到二楼窗台上趴着一个身影……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节（1）
我所盼望的春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想的希望。
1969年6月9日，被囚禁一年多的贺龙元帅与世长辞。但是，全国体育界实行军事管制并没有解除，贺玉仍被关在“牛棚”里。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坐在松花江边，一条蛇爬到我身边，我抓起蛇就向江里扔去。扔完一看，我扔进江里的只是一条蛇皮，蛇还在我手里呢。
第二天早晨，父亲一拍大腿，连声说：“好梦！好梦！周贺玉快有出头之日了。他是属蛇的。你扔到江里的只是一条蛇皮。这叫不死扒层皮！”
不知我的梦真的灵验了，还是“九大”来了新政策。这天傍晚，我抱着孩子正在母亲家吃晚饭，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门来……
进屋后，我俩谁都没有说话，只是泪眼蒙胧地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
随后，贺玉抱起已经七个多月的女儿，孩子却“哇”一声哭起来，她不认识这位父亲。
贺玉虽然被解除了反省，但在宣布解除他反省的材料上，却留下一句“以观后效”的尾巴，意思是：你表现不好就把你再关起来！
这样，贺玉带着无形的紧箍咒，带着一年多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人格的压抑心情，终于回到了我们母女身边。但我们一家三口却不能日夜相守，因为我们没有家。父母家太小，住不下我们。
不久，我们总算租到四家一个厨房的一铺南炕，对面炕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儿，中间只隔着一层纸糊的墙，双方的一切秘密都会毫无保留地送进对方的耳朵。可是这家的灶炕不好烧，一点火就冒烟，我一闻到煤烟味儿就头痛、恶心……
后来，我看到佳东办事处一对新婚夫妇从借住的小屋里搬走了，就找到新调来的办事处主任，问他能否将小屋借我住一段。他说：“银行是金融重地，你带孩子住可以，但你丈夫不能来住！”
无奈，我只好带着女儿住进办事处的小屋，而贺玉一个人住在我父母家里。每天晚上，贺玉从后门悄悄地进来给我送饭，一家三口偷偷地团聚到晚上九点钟，更夫关门前他再恋恋不舍地离去……
后来，银行同事看我们一家三口整天偷偷摸摸地唱“牛郎织女”太可怜了，王子珍和刘玉文就找到第三建筑工程队一位姓牟的出纳员，问他们单位有没有旧房借我住一段。老牟说有一个工人要搬进新房，正好腾出一间板夹泥的土房。
土房很小，一间半，一铺炕，一个厨房，还有一个装杂物的小棚子。
但对我们来说，却像宫殿一样。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有了自己的家。
不久我却发现，贺玉不是原来的贺玉了，一向幽默、乐观、心地善良的他，变得谨小慎微，少言寡语，干什么都要请示我：“雅文，我去挑水行不？”“雅文，我去拎煤可以吗？”连吃饭夹菜都要看我脸色，桌子上摆着窝头，就不敢伸手拿馒头……
看到他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难过。
后来才明白，当一个人的精神长时间受到压抑与折磨，他内心并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迅速改变，有的甚至永远生活在无法逃离的阴影之中。贺玉虽然晚间回到家里，但白天仍然生活在“以观后效”的环境之中，其压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节（2）
这天晚间，我跟贺玉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说：“贺玉，你已经不是在牛棚里了，你已经回到自己家了。你是一家之主。从今往后家里的事由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用问我了！”
“唉……”他却长叹一声，道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在管制下生活久了，干什么都得请示他们，稍一不慎就会遭到批判，所以养成了谨小慎微连大气都不敢出的毛病。”
我说：“今后不用管他们，咱们好好过咱们的日子！”
我们谈到凌晨一点多，谈到最后我俩都哭了。
我俩约定：从今往后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回到家里都要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这种约定对我们的一生都大有好处，即使在外面遇到十二级的台风，回到家里都永远风平浪静。家，永远是我们温馨的港湾。
我觉得人生在世，在外面闯荡已经够难了，回到家里再不给个好脸，再冷冰冰的，那还让人活不活？仔细一想，人这一辈子无非有两大支柱，事业和爱情（家庭），如果两大支柱都没了，那一个人离精神崩溃也就不远了。
后来，贺玉到法院工作以后，也经常遇到烦心的事，他回家跟我说说，我几句话就能把他升高的血压给降下来。他开玩笑说我是他的降压丸，是他的开心果。反之，他对我也是一样。
这次谈话之后，贺玉的情绪好多了。
我也尽量让他开心，尽量让他寻回当年的欢乐。我一边做饭一边给他唱歌，唱得最多的是《流浪者》电影插曲《丽达之歌》：“你是我的心，你是心灵的歌。快来吧，趁现在黑的夜还没散，你快来吧，你快来我的爱……”
后来儿子问我：“妈，你总唱你是我的心，我是你的肝，啥意思啊？”
我说：“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1971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起名为航。
家里偶尔包饺子，出锅时，我就大呼小叫地喊他：“贺玉！快来尝尝熟没熟？”
他就乐颠颠地跑到锅台前，我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出饺子递给他，他烫得嘶嘶哈哈地咬一口，连连喊着“熟了！熟了！”忙把另一半饺子送给趴在厨房小窗上的两只小馋猫每人尝一口。
我问他们好不好吃，爷儿仨异口同声地喊道：“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当时，我和贺玉两人的工资加一起才七十六元钱，包顿饺子都不容易。每到月末，打酱油五分钱都拿不出来。但是，我们的小日子却过得像火炭似的，充满了欢乐。
后来谈起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