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4部分

而这时，钱秀玲做出的举动再次震撼了比利时——她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要求以中国人的身份去监狱探望法根豪森将军……

当她费尽周折，走进戒备森严的圣雷那德监狱，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德国将军穿着破旧的将军服，瘦骨嶙峋，蓬头垢面，住在潮湿、阴暗的单人囚室里，不禁百感交集，深感世事沧桑，人生无常……

她告诉法根豪森将军，她堂兄来信说，蒋介石已派人游说盟国首脑，要求减轻法根豪森将军的罪行。蒋先生欢迎他将来去中国定居……

法根豪森却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条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请卓伦先生转达我对蒋先生的谢意……”他妻子在他被逮捕不久就去世了。

她问他：“法根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后悔？”

“NO！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之后，钱秀玲就像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反战人士一样，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多次去监狱探监，并为他奔走呼号，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她的文章：“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国人民的爱戴，我就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才获得的。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无所成。也正因为法根豪森将军对他所管辖区域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所以比利时才没有发生像荷兰、挪威、波兰等国家那样的惨剧！法根豪森将军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她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谴责者也有之，有的甚至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而且，还引出一段旷世奇缘。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节（4）

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竟然被法根豪森将军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疯狂地爱上他。她请钱秀玲给法根豪森将军带去一封信，她说她爱他，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可是，当钱秀玲将这求爱信交给法根豪森将军时，他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您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根豪森将军，终于等来了生死攸关的审判。此刻，比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个久拖未决的大案，都在关注这个头号战犯的命运，看他能不能像原德国驻荷兰“总督”英夸特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在法庭上，所有出庭的证人都在控诉法根豪森将军的罪行，唯独钱秀玲除外。在所有审判二战战犯的法庭上，敢出来为纳粹战犯仗义执言的女性，只有她一人。在法庭上，钱秀玲再一次体现出不惧压力、不畏强暴，为正义而呐喊的英雄气魄！

她列举出一次次找法根豪森将军营救人员的证据，并向法庭出示了被营救人员的联名信，还请来数十名被营救人质出庭作证。最后，她向法官呼吁：要正视法根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心灰意冷的法根豪森将军——这份证词不仅是呼唤公正，也体现出一份珍贵的友谊，使他万念俱灰的心感到一丝人间的温暖，直到多年以后的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钱秀玲的“救命”之恩。

最终，法根豪森将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了，和那位敢恨敢爱、冲破仇恨枷锁的勇敢女性西西拉温特一起回到德国波恩，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故事讲完了，我望着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穷尽想象，极力想在老人身上寻找那个勇敢而机智的影子。可我丝毫没有找到，甚至连一句高昂的激越之词都没有听到，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平静的微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临危不惧者，并非属于那些动则激昂咆哮、强悍健硕之士……

我对老人敬佩的同时，感到自己的灵魂也受到一次净化。

令我敬佩的还有那位德国将军，他是德国著名的高级将领，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可他却冒着被撤职、杀头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营救自己的敌人——这种超越国家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大义，这种超越一般人性的良知，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我在《盖》书中写到：一个人是无法选择国家的，更无法选择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但我一直在思索：钱秀玲和法根豪森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伟大壮举？他们的思想根基到底在哪里？

钱秀玲出生在善良而正直的中国家庭，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与中国同仁捐款，共同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中山小学。她一生以善为本，慈悲为怀，为比利时慈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曾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激。

可是，法根豪森将军呢？他的行为根基又在哪里？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情、人性，还是……

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他曾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二战爆发了。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驻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政总

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了有关他的一段重要历史，使我对他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原来，他早已看透了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是他劝说隆美尔加入反希特勒组织的。“7·20”计划失败后，五千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被审判之列，但由于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才使他和一批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

法根豪森将军曾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鲁思波丽女士转来的，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鲁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将军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人。

看到这些，我找到了这位纳粹将军的行为根基……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节

随后，我又采访了钱宪人、钱为强先生及米加夫妇等人。

去米加家那天，我和钱秀玲老人出门不久，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雪片大得惊人，转眼落满了一身。我怕老人滑倒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走一会儿，就让她趴在我肩头歇一会儿。我和老人站在马路边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哈哈大笑。那种亲切感就像去世多年的母亲趴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本来，钱为强先生与罗杰联系好了，准备带我去采访钱秀玲营救的第一人。可是这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也在抓钱秀玲的素材，希望我不要采访了。我很奇怪，这人怎么会知道我来采访？我说我已经采访好多天了，不可能放弃。在此之前，我还听说台湾也准备将老人的故事搬上银幕，正在筹备剧本……

听到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万里迢迢自费跑来采访，当然不希望撞车，更不希望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第二天，罗杰打来电话拒绝接受我的采访，钱秀玲老人亲自跟他说都不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毫无办法，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没有任何背景和能量的我，只能抱憾离去了。我本来还想去德国补充一些法根豪森将军的素材，与德国使馆都联系好了。但现在，我决定取消德国计划，立即回国，抓紧时间创作剧本，落实《盖》剧的拍摄单位。

这天晚间，去机场办理回程机票，我忘了带字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刚下过雨的马路上，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从我眼前匆匆走过，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无助，心里酸酸的，想哭。

看到一位比利时少女走过来，我急忙迎上前去，将两手往身后一背，做出飞机状，嘴里发出呜呜声……少女立刻心领神会，带我来到地铁站，帮我买好地铁票，又将我交给一个拎提包的女人，然后才微笑着向我摆手再见。人在逆境中，特容易受感动，望着她姗姗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在机场办完手续天色已晚，空旷的地铁站台里空无一人。恰好开来一辆地铁列车，看到车厢里坐着两个黑人，我急忙将车票举到车窗上，“问”他是否可以上这趟车。黑人冲我点点头。下车后，两个黑人带着我左转右转，转得我心里直发毛，终于转到另一个地铁站，他们这才冲我笑了笑转身回走。此刻，空荡荡的站台里只有一对年轻恋人在长椅上接吻，我顾不得失礼，举着车票“问”人家该乘哪趟地铁。两个年轻人立刻停止亲吻，告诉我到对面站台去乘车。到了对面，我又“问”一个中年男子乘“B1”线地铁该坐哪趟车。这时开来一辆55线地铁列车，中年人急忙拉我上车。在车上，他指着地铁线路图告诉我他在第三站下车，要我在第五站下车倒“B1”线地铁，并把我交给了一个黑人女子……

回到钱宪人先生家里，已是深夜，我躺在三层阁楼上，却久久难以入睡。在这举步维艰的异国他乡，却遇到这么多素昧平生的外国人，他们出于善良的天性，像接力似的，把我一次次地交接下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所有的人……

1999年11月25日，我怀着对钱家、对上海联谊会以及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的感激之情，结束了二十七天的采访。我不仅带回来几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大量的原始资料，还带回来许多珍贵的照片。

这个真实的故事所蕴涵的内容太深刻、太丰富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甚至要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更完美、更令人回肠荡气。对于一个视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可遇不可求的素材，绝不亚于淘金者发现了一座金矿。我决心以钱秀玲老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以最快、最广泛的宣传方式，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

可是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却是——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八节

回到北京第一天我得知，出国前谈好的中央某影视公司因没有涉外拍摄权，原定准备投拍《盖》剧的计划落空了，这使我顿时陷入了茫然，只好回到哈尔滨抓紧时间花钱请人翻译资料，创作剧本。

面对陌生的题材、陌生的生活，我遇到了创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挑战，只好一个人关在书斋里一边查阅资料，观看二战纪实片及VCD影片，翻阅《欧洲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等许多书籍，一边苦思冥想……

首先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虚构吧，不敢太离谱，钱秀玲老人还活着，怕钱家怪罪。不虚构吧，老人的故事不够二十集电视剧的含量。而且对每个细节，对每个人物名称都要求真，来不得半点含糊。为了求证比利时男人向女人求婚赠送戒指的细节，打国际长途请教钱宪人先生，把许多弄不懂的问题列出清单，传真给比利时的朋友，如，比利时在二战期间有没有地铁，二战时期的宵禁时间，柏林集中营的情况，天主教祈祷语言，军事法庭的法官服装等诸多问题……

奋斗了几个月，2000年3月2日，我带着呕心沥血创作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初稿，来北京为“女人”寻找婆家。可是3月18日清晨，我忽然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晃晃悠悠地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去医院一检查，急性肝炎，只好当天就返回哈尔滨住进了医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在为我的“女人”找不到婆家而着急上火，联系几家影视公司都觉得题材好，但又觉得境外拍摄投资太大不肯冒险。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国外，就冒昧地给《辛德勒的名单》导演斯皮尔伯格及编剧史蒂弗·赞林写信，自荐钱秀玲的素材，通过美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寄给他们，但几封信发出去却是泥牛入海。

不久，我身体康复之后，先生陪着我又来到北京寻找投资方。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九节

2000年6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周主任打来的，他说他看过我的另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生死较量》，觉得很好，问我剧本出没出手。我说已经转让给北京电视台了，全国播放时改为《不共戴天》。他感到很惋惜，问我手里还有没有其他剧本。我说到《盖》剧，他听了很感兴趣，邀我见面谈谈。

我和周先生谈得很好，我的心也随之燃起了希望，这份希望很快化作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几天后，周先生带人专程来北京看阅我的《盖》剧本，之后，又带着两位制片人来北京与我正式签约。

2000年7月6日，我先生陪着我来到周先生下榻的北京奥斯凯宾馆，我和周先生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下签订了《二十集电视剧文学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拍摄权转让合同》，周先生当场盖上带去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的公章，并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

此刻，我们的脸是笑的，心是诚的，握到一起的手是热的。

事情来得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可我并没有意识到，太顺利的事情往往隐藏着巨大的不顺……

之后，我怀着欣悦之情回到哈尔滨，按照周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潜下心来修改剧本。9月，我如约向潇湘厂交付了修改后的第一稿剧本。

10月8日，潇湘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后加盟的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在中国妇联会议室举行《盖》剧本论证会。对此我很担心，倒不是担心剧本，剧本不理想可以修改，而是担心题材被枪毙，因为剧本中写到纳粹将军善良人性的一面，这在当时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中还从未有过。如果题材被枪毙那可就麻烦了。

没想到，与会专家对《盖》剧题材大加赞赏，都说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但对剧本却提出了许多否定性意见。

听到专家的否定，制片人小C难过得不敢抬头看我，怕我吃不消哭出来。是的，这对任何一位编剧来说都是残酷的，对我也是一样。但我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认真记录着专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我知道任何好剧本都是改出来的，只有敢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