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妇骂道：“找死啊！毛还没有长齐呢；想占老娘的便宜！我都能把你给日弄出来。。”这件事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贫下中农可以扒我们的裤子；但我们不能扒贫下中农的裤子。她们可以主动地和我们打成一片；反过来却不可以。
邵娜却没有我们这样的问题；她天生就是一个女人；不存在由女变男的困扰。尤其是收工回到瓦屋以后；她是女人这一点就更明确无疑了。
下来没多久；邵娜就学会了烧火做饭；学会了缝补浆洗以及拾掇院子；每天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和老庄子上的妇女相比；就差没有喂猪养鸡、带孩子和侍弄自留地了。自留地是因为知青屋还没有盖好；我们没有搬过去；暂时还没有份。鸡；后来邵娜在瓦屋的院子里也喂了几只。而我和大许、吴刚就像是她的三个孩子；每天回到瓦屋后干活的工具一撂；不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侍候我们的时候；邵娜常常哼着一支小曲；有时候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有时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候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得出来；她非常高兴。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做家务的确比学习干农活更让邵娜开心。
自从顾圆圆病退回南京以后；邵娜就成了老庄子上唯一的女知青；当然也是瓦屋里唯一的女人。邵娜是唯一的；就像闺女一样；就像瓦屋一样。
一次大许对邵娜说：“以后；你干脆别去上工了；专门做家务；工分我们匀给你。”邵娜眼睛一瞪：“把你美得不轻呢！你们挣的那几个工分还不够自己吃的。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的什么人！”
11
大许说：“战友；战友；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
“谁跟你是战友啊！”邵娜说。
但总体说来；农村生活还是很无聊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除了下地干活；我们和村子上的人几乎没什么接触。有时候我会想；这都因为住瓦屋的缘故。如果当初我们住进村上的草房里；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村子上的人很少会来瓦屋串门；除了我们刚下来的那几天；那也是因为新鲜。在他们看来；我们模样长得新鲜；带下来的手电筒新鲜；高腰雨靴新鲜；半导体收音机新鲜。新鲜劲儿一过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也曾经去村上挨家挨户地走访；摊开一本塑料皮的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在上面记着什么。后来；这一活动也不了了之。我们不写不画；也不看书（读书无用嘛）。自从带下来垫箱子用的几张旧报纸撕了擦屁股以后再也没报纸可看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就在瓦屋的院子里转悠；东瞅西看。主屋的门终日紧锁；不过；院子里倒是有一口古井。那井不知道何时被老庄子上的人填平了；填土从井口漫上来；长着一些杂草；乍看就像是一个弃之不用的花坛。
但实在也不是什么花坛。甚至连草叶也被闺女啃光了；只留下一些干枯的草根。那就看闺女和礼九吧。后者如此耐心、按部就班；每天围着前者忙个不停；还和对方说话。的确有点意思。但看得时间长了；也就兴味索然了。
礼九喜欢和闺女说话；对我们却越发懒得开口。他对我们说过的最多的话还是拉我们来瓦屋的路上说的。我有一种感觉；礼九和闺女是一伙的。他既不跟我们是一伙；也不和村子上的人是一伙。只有他和闺女；谁都别想插进去。
4
我们喜欢上了赶集；一有机会就往十里路外的成集街上跑。那儿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当地农民都会肩担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到集上去卖；再从供销社里买回油盐、布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牵着母猪去配种站配种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农具厂门市部买铁锹、镰刀的。土街的两边店铺林立；屋檐下农民们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箩筐、笆斗、篮子或者一条铺开的化肥口袋。
陈列的各种土产；有自己家地里长的；也有自个儿动手做的。几张小板凳；或者是搓得均匀结实盘成一盘的草绳、麻绳。成集街上砖墙瓦顶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还有一栋二层小楼。
我们赶集；一般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
只要在人群里挤一挤；到处看一看；就觉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产队上闷久了的缘故。
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教育者；我们是被教育对象。而在赶集的时候；同样是贫下中农；在我们的眼里却变成了小商小贩。
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也变得胆怯；有点躲闪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蹲着；而我们站着。当然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再那么孤单了。
不仅我和大许、吴刚；几乎所有大队的男知青都喜欢赶集。大伙儿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气候。其中不乏下来以前就彼此认识的；有的还是一个中学的；甚至同属于一个造反组织。
即使完全不认识；在赶集的人群中；谁是知青谁是当地农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认出以后；说上两句南京话；就互相对上了暗号。因此赶集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组织；或者说是走亲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还活跃着另一伙人。
和知青一样；他们也喜欢穿绿军装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带着时髦的假领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军装是真货色；不像我们大多是买绿咔叽布找裁缝做的。这帮人是当地的退伍军人；基干民兵骨干分子；被从下面的大队抽调上来；组成了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部门；负责成集的治安保卫。头头姓王；人称“王助理”；是梦安县公安局派下来的公安助理。只有此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城镇户口；并且有工资可拿。其他的人则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绿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没什么两样了；就是二哥！”说这话的是岔河大队的知青老于；下来以前和我、大许、吴刚是一个学校的。当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一片红”的头头；政治觉悟自然是高出了我们许多。下来后没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历史和现状摸了个一清二楚。这会儿他继续介绍说；实际上“群专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产物。
如今的“群专部”叫做“人保组”；意思是人民保卫或者保卫人民；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来那帮人。但由于习惯原因；当年的一些称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组的成员被称做“勤务员”。勤务员们一概被王助理编了号；从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为什么不设一号？”老于提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无人能解。
停顿片刻后；老于自己回答说：“因为一号是王助理给自己留着的；后来发现南京人管厕所叫一号；他才放弃了这一美誉。群专部还在的时候；王助理自称王部长；成立人保组以后；他觉得叫组长官太小；就只好叫王助理了。”说起人保组的所作所为；老于更是义愤填膺：“什么保卫人民？整个就是鱼肉乡民！我看人保组不如改名叫人肉组算了。。”那人保组的确是够横的；赶集的农民看见他们惟恐避之不及。就是我们这些知青；有时候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也能感觉到对方的肩膀很硬；带着劲儿。完了还恶狠狠地瞪你一眼。我们瞧不上他们；他们也不服气我们。当时的形势不无严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老于在工农饭店召集会议即是为此。他一再强调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复告诫；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勤务员们自然无须多虑；但王助理的来头不小；据说还是县委卢书记的什么亲戚。
这天；机会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一个农民在集上卖兔子；恰好二号勤务员上街买菜。他提起一只农民卖的兔子说：“这兔子怕是有病；看着不活泛。”农民说：“活泛；活泛。”二号说：“我看不健康。”农民说：“健康；健康；永远健康。”二号的脸色陡变；啪啦一声将兔子摔在地上。那兔子就是健康也变成不健康的了：“你说什么？竟敢讲反动话！”农民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兔子苦苦央求二号放过自己。后者威胁道：“舍不得这病怏怏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组；人和兔子总得去一个！”
农民舍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们一帮知青正是这时挤过去看热闹的。
见我们人多势众；二号也不禁心虚。只听老于大大咧咧地问：“咋回事儿啊？”
二号虽然结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经过讲了一遍。如果放在平时；他自然不会有这份耐心。
老于问：“他讲反动话了？”不等二号回答；又转向了围观的农民；“谁听见了？你们谁听见卖兔子的讲反动话了？”
在场的人都说没有听见。我们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没听见！没听见！狗日的听见了！”
弄得就是听见的也不敢说自己听见了。
“你说他讲了反动话；那他到底讲了什么？”老于问二号。
“他；他说；兔子健康；永远健康。”二号说。
“好啊；你讲反动话了！”老于大喝一声；
13
不等二号分辩；再次回顾围观的农民；“这孙子讲反动话了；你们听见没有？”“听见了！我们听见了！”在场的人齐声大喊起来。
老于转向二号：“你看看；他讲反动话没有人听见；你讲反动话大家都听见了。”说完一招手；几个手脚麻利的知青扑上去；把二号掀翻在地。
老于对卖兔子的农民说：“借你担子上的麻绳用用。”农民说：“还是算了吧；这兔子也没折。。”
老于没有理会；让人解下担绳将二号捆了个结实。之后老于在前面开路；后面两个知青押着二号；其他知青负责维持秩序；一帮人在赶集农民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向公社革委会大院拥去。进了院子便直奔人保组所在的房子。
那屋顶上的烟囱正冒着烟呢；大概是在等兔子下锅。老于熟门熟路；就像他每天在这里上班一样。
王助理是一个白胖子；脑袋上的头发已经歇光了；大概有两三缕头发横过来搭在脑门上；显得油光水滑的。他自备了一把小梳子；说话时不时地掏出来刮刮脑袋。
当时二号被两个知青按在地上；挣扎着想站起来：“王助理；王部长；我冤枉啊！”他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王助理说；然后转向老于；“你们说他讲了反动话；他讲了什么反动话啊？说出来听听嘛。”这一套是老于玩过的；他当然不会上当。
“我们不说；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讲反动话了。”
“你倒是够精明的。”王助理说；“那又怎么证明他讲了反动话呢？”
老于说：“请问王助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王助理马上站直了；右手握拳；挥动胳膊；同时大声地朗诵道：“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说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右手；大概发现握的不是《毛主席语录》；而是一把小梳子；神情略微紧张。
老于也不追究；他指着地上的二号说：“他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去了。。”恰在此时；有人把那只兔子给扔了过来。
兔子的前后腿绑上了绳子；但还是在地上蹦了几蹦；倒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肯定是某个知青从卖兔子的农民那里买下了兔子；以便造成“人赃俱获”的效果。
王助理看着地上的兔子有些发愣。
老于追问说：“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算不算反动？”
只见王助理哼了一声；把小梳子往中山装的口袋里一塞；摘下手表；又是一塞。然后边捋袖子边向二号走过去。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助理已经抬起手；劈里啪啦地给了二号十几个耳光。巴掌挪开的时候；二号的半边脸上已是血红一片。
这次事件以后；成集街上再也没有人敢与知青争锋了。赶集的农民看见人保组的人仍然避之不及；人保组的勤务员见到知青也一样；惟恐避之不及。撞肩膀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远远地看见我们过来；勤务员们将军帽压得低低的；最多从帽檐下面偷偷地看上一眼。
我们去成集街上赶集；通常去工农饭店吃饭。那是成集街上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也是唯一的一家饭店；只卖饭菜、面条；不卖茶水。
后来我们便自己带了茶叶；在饭店里要了开水；泡上一壶茶；一坐就是一天。泡茶的壶、喝茶的碗都是饭店无偿提供的。到后来工农饭店几乎都快变成茶馆了；当然来此喝茶的只有知青。
知青喝茶不要钱；甚至可以不吃饭店里的饭。
换了农民肯定不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以上的优待；按老于的话说：“咱知青为民除害；如许好处也是该得的！”
由于有了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我和大许、吴刚更喜欢赶集了。
5
回到下面的生产队里；日子照旧。直到第二年的冬天；知青屋才总算盖好。它位于老庄子的东边；离村子的主体大概有一百多米；孤零零的一栋泥墙草顶的房子。屋顶上的麦草开始时倒是金黄耀眼的。
我们从村西搬到了村东；从瓦屋搬到了草房里。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大许、吴刚；不包括邵娜。后者没有搬过来。
住在瓦屋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我和邵娜在谈对象。大概是为了避嫌；邵娜死活都不肯一起搬过来。实际上；当时我们只是有一点暧昧；最多不过是眉来眼去。连我们自己都不落实的事；村子上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邵娜一个人留在瓦屋的东厢房里；晚上早早地就关上了房门。村子上的光棍经常前去骚扰；隔着院墙往里面扔沙姜；或者走到东边的窗户下；故意大声咳嗽。礼九自然没办法制止；他本人避嫌还来不及呢。由于邵娜的这一处境；我不得不每天晚上过去陪她。直到光棍们打熬不住；回家睡觉去了；我这才离开瓦屋。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村上的人会问我：“昨天吃过晚饭你去瓦屋了吧？估摸三更天才回。”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那是因为狗。每天晚饭以后狗吠声将我从村东送到村西；然后再一阵狗吠把我送回来。村上的人睡不着觉；等着听狗叫。由于影响了贫下中农正常的作息；我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安。
每天晚上往瓦屋跑；事情反倒是挑明了。
孤男寡女单独相处；不是那么回事也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我和邵娜谈对象在老庄子上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彼此表白过；顺水推舟的情况也许倒是有的。
礼九仍然和闺女相依为命。但此人有一个癖好；就是每年冬天要出门要饭；第二年春耕开始的时候才会回到村子上。我们下来以前；礼九离村的那几个月里；闺女是村上的人轮流喂养的。我们下来的第一年；仍照旧章。但那时我已经在积极要求喂养闺女了。直到第二年的冬天；这一光荣的任务才终于落到了我的肩上。条件是不记工分；队上的活照干。
我开始喂闺女的那个冬天正好是我们搬到知青屋里去的那个冬天；因此我更有理由往瓦屋跑了；给闺女加水上料劈柴生火。可老庄子上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礼九离开是给我挪窝子；我喂闺女是钻空子。完全地无视历史事实。难道他们不知道礼九要饭不是从今年开始的？我要求喂养闺女也不是现在的事？夜幕降临；古老的瓦屋里阴影重重。北风呼啸怒号；闺女窸窸窣窣地反刍着草料。门窗紧闭的主屋那边不时地会传出一些响动；像是有人在拄着拐棍走路。我不由地想起了村上人的说法；那瓦屋是姓范的第一代先人盖的；他们死了以后再也没有搬出来。村上人的意思是瓦屋后来成了老范家的祠堂；用来供奉祖先的牌位。明知道如此；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禁有了某种保护邵娜的冲动；她对我也有了明显的依赖之感。
邵娜说她很后悔没有和我们一起